我不洗照片好多年

最近几天，盼了好几个月的女儿婚礼的照片终于拿到手了，我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突然之间，我发现，现在我已很久没有拿到过纸质的照片了，我们早已不再用胶卷，不再把照片洗出来，放到相册里去。

我们只是在电脑上看，动动鼠标，我们就可以随意把一张照片放大、剪裁、调色、祛斑，洗照片这件事，早就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只有我留下的大大小小的洗照片的纸袋子，见证了那些洗照片的日子。

仿佛是突然有那么一天，人们开始热衷于拍照片、洗照片，没事就拿个傻瓜相机，找个寒酸的小公园，拍点照片，洗出来，就美美的显摆起来。在人们的交际中，送照片也是最便捷也最时髦的行为。那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的日子逐渐好过起来的时候吧。

那时候，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拍几张黑乎乎的黑白照片了，而是热衷起拍彩色照片。那时候，一年最少也得拍个二三十张彩色照片，虽然今天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拍得比这多多了，但在当时已经是大大地奢侈了。我一年拍的照片比是前20年的总和还多。

我小时候，几年也拍不了一张照片，还基本上都是学生证上要的证件照，所谓的艺术照，一共也没有几张。小时候，一次到颐和园春游，老师把我们几个秃小子叫到一块，在不同的地点拍了3张照片，那个老师技术很高，这么多年过去了，照片依然非常清晰锐利。而我另一张照片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不知道是谁把我和我的中学同学拍得模模糊糊的，我们的脸黑乎乎的，眼睛都看不清楚，眉毛好像拧成了一股绳，看着像老了好几十岁，我看着很凶，别人说我有点像日本鬼子。

上大学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了，我们经常去颐和园、紫竹院、动物园、八一湖玩，总有富裕的同学，带个相机，给大家拍点照片，不知道是相机次，还是技术潮，我那时候留下来的20多张照片，很少有清楚的。唯一清楚的照片是我们七个同学的合影，那是在甘家口商场里的照相馆拍的。

那时候，我频繁出入各个照相馆去洗照片，最常去的是西直门外照相馆。记得那个照相馆就在现在的西直门立交桥的西边路南，离动物园还有一站地。那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所以每次同学们拍了照片，我都主动去洗。

我记得开始接触彩色胶卷，应该是大学毕业那年，同学们合影，也开始用彩色胶卷了。再往后，一发不可收拾，洗彩色胶卷的洗像部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彩色照片开始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主角。

工作后，同事之间好像也以互赠照片为乐事。我和很多同事都有合影，有一张我和同事李江到照相馆拍的合影，我非常满意，放在相册最显眼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这张照片遭了秧。某天，我父亲的同事要给我介绍对象，想拿一张照片给女方看，一眼就挑中了这张照片。等我回到家，发现照片不翼而飞，大发雷霆，但照片还是没法要回来了。对象没有谈成，白丢了一张最喜欢的照片。我总也不好意思跟李江说，让他帮我再洗一张，这让我很懊恼。

大约是在1987年，单位组织大家去稻香湖等四五个地方玩，有两个同事可能是人缘不大好，我们拍照的时候，不带他们玩。其中有个叫徐进明同事实在忍不住了，抢着站在前面要照相，拍照的人有点不乐意，我劝他拍，因为彩色胶卷是单位发的，同事人人有份。。

这次拍的照片，大家又委托我去洗，我找北京城里转了好几圈，才决定在东四一家洗相部洗了，因为我觉得这一家看着洗的质量不错。照片拿回单位，大家都抢着挑自己的照片，人人皆大欢喜，我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好事。

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我终于不再甘心做被拍的对象，自己买了一个小相机，开始给别人拍照片。那时候对摄影一窍不通，在房间里给刚出生的女儿连拍三卷，每张都很清楚。可是到了外边就不行了，可能是焦距不对，拍的许多照片都是虚的。特别是有一次同事们出去玩，拍出的照片大部分都是虚的，同事们不好说什么，我自己怪不好意思的。

进入21世纪，我鸟枪换炮，开始玩上单反相机了，摄影技术也在缓慢提高，那时候摄影是一件大事，不仅拍照者、被拍者重视，连景点都重视。

记得很清楚，那年我们去云南九乡，那是一个大溶洞，各种钟乳石色彩缤纷，中央大厅刚开完音乐会，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进溶洞，眼睛已经不够使的了。我抓起相机就要拍，突然看见溶洞的墙壁上钉着一块醒目的铭牌，上面写着：“洞里光线较暗。请用速度15/1秒或30/1，请使用三脚架，不要使用闪光灯。傻瓜相机，请珍惜胶卷！”我看了心里很感动，按照他们的指示，我果然拍了几张不错的照片。

相片洗多了，装照片的纸袋子也越攒越多。从那些纸袋子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变迁。开始时，纸袋子很小，只有手心大小，因为那时候一般只洗证件照，最多只有2寸，用不着大纸袋。后来，彩色照片最少也是5寸的，纸袋子自然就大了不少。

洗照片最兴盛的时候，一家洗相店为了招徕生意，每洗一卷胶卷，就送一张8寸照片，纸袋子自然就更大了。再往后，纸袋子换成了塑料袋子，特别是印着柯达字样的黄色塑料袋，很是结实，我很喜欢。

虽然我很多年不再去洗照片，但那些过去的纸袋子我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我不想忘了过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