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女孩不上班 白天在工地 晚上在佛堂：我甘愿被掏空

戴莹，四川峨眉山人，80后海归。

非艺术科班出身的她，

凭着幼时习国画的基本功，

画水墨，在纽约办展，

从2010开始，在艺术圈非常自我地野蛮生长着。

2015年回国，父亲病重，

她抑郁，潦倒，住工棚。

最绝望的时候，她抓着艺术这根浮木，

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创作也脱胎换骨。

2020年7月，她回国后的首次个展

把过去5年的沉淀，全部拿出来放进展厅。

纪念父亲的同时，

把目光投向牵系父亲一生的

建筑工地、底层工人。

创造力原生，情感自发、强烈。

一条来到北京，

与戴莹一起看展、回访工地，

聊起父亲与童年，创作与生活。

自述 | 戴莹 编辑 | 叶荔

初见戴莹，我们没有把她与那个跑工地的女生对上号。她高挑、长发，脸还有点婴儿肥，更像写字楼走出来的时尚白领。

在热闹的当代艺术圈，她是个独行者。家和工作室，偏于北京东南一隅，跟几个艺术区都相距甚远。

她的工作室太干净、太整洁了，600平空间，作画区域和工具区、休息区泾渭分明。家离工作室走路5分钟，进门大客厅就是一个佛堂，家，就是围绕礼佛叩首来布局的。平日她会抄《妙法莲华经》，非常冷静地用针尖刺破了食指，用鲜血去抄经。

8月，艺术展在后疫情期井喷，她却已经遵循往年习惯回到老家峨眉山，藏身禅院静修。

一家三口在工地合影

2018年，戴莹的父亲去世。父亲从建筑工人白手起家，在成长过程中给予她充足的呵护与疼爱。所以直到今天，她都觉得无法从父亲的离开中走出。

但同时她觉得这也是一个“缘起”，要用作品，把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对生和死的体悟，说出来；甚至把小我的情感，拓宽到被社会忽视的农民工、建筑工人。

因为疫情影响，戴莹的首次国内个展《为了忘却的纪念》，推迟到7月才在今日美术馆开幕。展厅不大，分为上下两层，共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5件装置作品，大部分材料来自建筑工地，找到工人来参与其中。有的在工地做，有的就在美术馆展厅里通宵达旦完成。

第二部分是她近年的10件绘画，有的连续画了19小时，有的断断续续画了几年。

工人书写创作幕后

第三部分，是一面贯穿一层和二层，13×8米的墙，由建筑工人用鲜红色颜料书写而成。

以下是戴莹的自述。

因为父亲，我搬到了工地旁

2015年底，我从纽约回国，当时父亲病重，我也没有工作，很抑郁。

我是独生女，父亲非常爱我。他出身草根，很了解生活的残酷性。他从建筑工人一步步做起来，给家庭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让我受到很良好的教育。在他生病之前，我就像小公主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

当他有条件，就给我创造一个庇护伞；当他不能呵护我的时候，又告知我生活的残酷，希望我能做个自立自强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为生活琐事挫败掉内心那一片净土。

2017-18年居住地附近

回国后，每十天半个月我会飞去三亚陪伴父亲一阵。其实我也照顾不了父亲，因为我是极其敏感的一个人，看到父亲用吸氧机很崩溃。我经常去海边，就一个人哭，哭完了又笑着回去面对他。

所以我无法在三亚长待，平时生活在北京。我先是待在黑桥，后来拆迁，我选择搬到了工地旁的一个村庄。

我喜欢往工地跑——因为从小跟父亲的记忆，就是在那个地方建立的。我特别喜欢闻工地的味道，在那个环境中，我会感觉有安全感，从不觉得杂乱不堪。

经常会在建筑工地发现一些工人写的诗句，很生活化的语言，很草根，有的甚至还写到脚手架上。他们把生活的本质看得特别透彻。

我周边住的全是底层农民工。我去公共浴室跟大妈们一起洗澡，有20多天每天就吃地摊5块钱的飞饼。

但我也没觉得苦。反倒是心里特别踏实，成长得非常迅速。两个手和两个脚能扎到土地当中，然后趴在土地当中，闻闻土地的味道。

我每天都在思考作品怎么做，每天去寻找材料，捡一些东西回来，做方案。2017、18年的这段经历，像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给我补充了我缺失的那一课。

雕塑《绵延》

从思念父亲出发，

关怀被忽视的社会角落

2018年，父亲去世。亲人不能长时间待在重症监护室内，我就在门口，一直叩首，近一个小时。

做了一个以我自己叩首为原型、1:1的一个雕塑，铺了6米×6米的金刚砂。也能代表《红楼梦》里那句“最后白茫茫的一片”。“我”的背后是一块1米8直径的生锈的钢板，圆形代表希望。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持续在做这个动作，才能感觉到对生命的敬畏。

慢慢地，我对父亲的思念和敬畏，不再局限于父亲。我特别想用我艺术家的双手，把社会中我们不曾关注到的底层工人，被我们抛弃的工地垃圾，还有时刻在帮助我们的人和事，都表达出来。

展览取名《为了忘却的记忆》，其实也是一种“不易忘却的记忆”。

创作幕后

贯穿一层和二层的那面墙，我让建筑工人共同来参与书写。他们一个接一个上去抄写一段来自一位农民诗人的文字，想写多大的字，想写到哪一段为止，完全自己发挥。

我一直在旁边看，有的工人越写越高兴；还有两个工人跑到二楼去看自己写的，跟我用手势比“赞”，念叨着“真好，写得真好，这个作品真好……”

左：在工地捡到蜡烛；右：《国际歌》

很多材料都是两三年前在工地上拾捡来的。

2017年底有一轮大拆迁，我当时就去一个工地，忽然听到“生日快乐”歌，就刨刨刨发现了一个破碎的、还在唱生日歌的莲花状蜡烛。可能当时小朋友一过完生日，突然家就没了。这次作品把它埋藏在拆迁工地捡来的垃圾袋们中间。

《出勤记录》创作幕后

三色编织袋，要么出现在工地上作覆盖物，要么农民工拿来临时打包用，一到春运火车站就特别常见。

我就拿了很多三色编织袋做成一个7米9高，像转经筒的一件装置。从里面到外面，请工人去抄写从古到今、从西到中哲学家的语录，花了十余天。

我支付了他们薪酬。他们完全不理解也在我意料之内。取名《出勤记录》，就像我们每天打卡工作，大多数人都在这样一种意识下工作，不知生也不知死。本身这个行为值得反思。

被废弃的激光切割机床

改造后的作品《看着我！》

我还在金属市场捡回来一台即将报废的激光切割机床。它是用来给比如门窗类的金属构件表面雕刻图案的。时间长了，齿尖就钝了，最后只能当废铁卖。3米×4米，就那样平躺在那，第一眼，我就被震撼了。

这次把它解体，竖起来做成5根像纪念柱一样的柱子。装上工地夜晚作业时常用的那种钨丝灯泡，很昏暗，引发人的回忆和遐想。

艺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从小特别执着，5岁开始学习书法、国画，不管做什么事情，会比别的小孩子更加努力，认定一个目标，就一定要把它做成。我也特别喜欢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特别爱幻想，总觉得与外界格格不入。

大学没有去读艺术院校，在国内读的是管理专业。真正进入到当代艺术创作是2010年，在纽约生活5年的那段时间。

不是完全因为艺术而去纽约，但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地融入到那个氛围。当地100多家各种类型的美术馆、博物馆，逛啊看啊，去艺术院校听课。那个环境不停地在熏陶我，慢慢地一种新的表达开始启蒙。开始不断地画画，并依靠画画排解情绪。

2015年创作时期

绘画作品

我觉得艺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像是让我抓到浮萍，让我在最绝望的时候，有一个表达的出口。

我没有草稿，画半年或者两个月，不在那个状态了，我就画别的作品。所以每一幅跨度都是几年，像是我生命的一个流淌。

有些人看不懂，说那些不过就圈圈；但有些人就特别能感知，会长时间地站在那里看，沉浸其中。可能说这句话比较狂一些：我觉得我的绘画作品，真的是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

形式什么的可以模仿，但养出来的气质不一样；就像两个人穿一样的衣服，但是气质没有办法互相模仿。

绘画作品

我现在的创作，跟2015年的纽约个展时期，还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自我”特别凸显，更多出于本能和职业习惯。

我一直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受到艺术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变得同质。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可以不用完全去做艺术，可以有其他的工作，这样才能更多去体悟人间百态，东西也会更富有生命力。

戴莹个展现场

做艺术，肯定也跟物质相关联。

这次展览，有两个赞助商资助我。但是艺术本身其实跟物质没有关系，穷的时候能做，富的时候也能做，材料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我可以捡垃圾做，也可以制造垃圾做，重要的是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我相信以后的作品跟现在的作品也会不一样，我想它会升华，不会堕落。

把我掏空是最好的

2018年底我搬到新的工作室，在一个远离市区的新城，我不喜欢在艺术家的聚集地扎堆。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没有上过一天班，对普世价值完全没有概念，也不适应那种状态。

我先生特别理解支持我。他常说我处于两个极端，理性的时候特别理性，感性的时候又特别感性，没有什么中间地带。他也很呵护我结婚之前的特质，让我保持纯粹，也没想过把我变成一个家庭主妇那样。

我妈妈还在四川老家，她不太适应北京的生活，因为四川人吃喝玩都喜欢在那边嘛。我差不多一个月回去一次，就是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家里面，第二个就是寺院。

小时候与父亲一起拜佛

父亲去世以后，我真正跟佛的缘分就聚集起来了。如果不做艺术家，我能做什么？我一定是一个修行者。

佛法，可以疗愈我内心艺术还不能疗愈的那一部分，是我生命状态的稳定剂，能极快地让我平静下来，像正常人一样去正常生活。它带给我的生命观一种巨大变化，让我用一种同理心去感知这个世界的一切。

这种能量是巨大的，可以拿来自我修复，我也想去“修复”别人，一切可以帮助到的众生。

现在有时间我就会抄血经，有时候创作累了晚上就在佛堂待着。平时也没有其他爱好，就持咒，做善事，放生。

账户上有多少钱，有多少画在身边，我不觉得是一个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我的钱财，我都可以拿出去，我不存钱。

哪怕活一天，别人需要我，我就觉得我很有价值，把我掏空是最好的。

部分图片由戴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