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都问:我们的心从哪里来?我的解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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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身”,今天我们说说心。
我们这一代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里,我们上学学到的东西是:世界是物质的,封建社会里的一切习惯都是迷信,是不科学的,我们要学习科学,破除封建迷信,对于封建迷信说“no”。然后我们就把几千年的历史和迷信鬼神联系在了一起,总是在批判,其实这也不能怪我们,因为秦到清被历史学家称为“封建社会”,而封建自认字以来一直和迷信连在一起,被统称“封建迷信”,它们两个已经在我们的意识里分不开了,这不就是在让我们批判封建王朝都是迷信王朝吗?
虽然学到的是要相信科学拒绝迷信,但是我们的上一辈或者更上一辈,他们是一直坚守一些东西的,比如在西北大部分地方都有庙,汉人居住的地方都会有庙,人们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阴阳师,我们有很多的禁忌,比如忌月里不宜动土,盖房子、院门都要请来堪舆风水等。可以说这些鬼鬼神神与生活是紧密相连的,而大家也都会去选择相信。
这就让人矛盾了,一面在理论上拒绝封建迷信,一面在生活中却对这些鬼神敬奉。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是迷信?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没有鬼神,迷信就是不信真理信鬼神;而老一辈人认为,迷信不是鬼神可不可信,而是有没有祸害别人,危害社会,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就是迷信,这个不分鬼神。
举个例子:一个人生病得了癌症,本来只是早期症状可以治疗,但是这个人的家人去庙里问病症,同时请了神婆来治疗,用传统的那一套理论来治。这个人就这样早期拖到晚期救不了了,人没了,这是不是迷信?它害人了没?还是同一个庙,同一尊神,这时又来了另一个人,他很迷茫有些抑郁,他和妻子吵架,妻子回了娘家叫不回来,无奈之下来这里请道长为其算一卦,自己该怎么做?然后道长请神下身指点迷津,因为这个男子很信这些,别人说的话听不进去,越说越烦躁,但他在这里听进去了神的批示,回家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子,勇敢面对生活,二人好好交谈了一下,心结打开后二人就重归于好。
那同样的一个地方,同一个神,它救人又耽误别人,哪个是迷信哪个又不是呢?鬼神到底是不是迷信或许没人说得清楚,就像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一样?是个解不开的迷。但相信鬼神即是相信心里无鬼,有鬼交给神来处理,无鬼自然一身轻松,或许这也正是科学发达的今天,寺庙道观依然能香火鼎盛,人来人往的原因吧!
因为某些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给以前的社会取了名字叫做“封建社会”,然后又把封建和迷信联系到了一起。不仅如此,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又把封建迷信和鬼神联系在一起,而把鬼神与唯物主义相反的唯心主义又又联系到了一起,所以连起一串后我们就把过去的封建社会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社会,因为他们信鬼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势同水火,肯定不相容要批判啊,就演化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想解决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历史并不属于俗称的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因为中国人的社会二者兼容,既崇尚自然又信奉科学,拥有理学还有心学。今天写这个东西也并不是想夸夸其谈,而是想用通过分析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念和准则来解释这半年来人们对于一些事情的反应,特别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反应,这个在阐述完中国人的观念后来用此分析论证。
说起“心”我们总是想到宋明的“陆王心学”,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总是感觉很深奥,他们的话语就像佛经一样充满着神秘感。心学其实是受“禅学”影响和启发的,所以我们读起来总是感觉两者云里雾里的很有相似性,禅学是佛学的中国化的叫法。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中国文化的厉害之处,包容并蓄、海纳百川,而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影响盛广,正是因为他传进来的时代影响了他。
汉朝时期佛教传入,传入之初没有急着在全国各地布教并吸纳信徒,而是流行于士大夫阶层,它有些不像是一种教派而是像诸子百家的一种,一种学术流行在士大夫阶层,大家一起钻研感悟,同时汉朝又不像明清那般政治高压,地方大臣有较高的自主权,如果一个郡守信佛他在自己的地界建立寺庙中央不会干预,这也是佛教能在中国传播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反抗的前提,而后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排除他的强制性和局限性,在传入之时没有先流行于士大夫阶层,而急着在民间传播,这就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反对,所以就没那么顺利。正是这种不带侵略性的观念没有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抵制,他们先自己逐渐的接受,并感悟然后影响周围的人,他们把讲佛的人请到府上为其答疑解惑,慢慢的就成了信徒,为心中的佛建寺庙塑金身,让佛教慢慢的稳定了下来。
而士大夫阶层因为心中存着天下,他们也想像圣人一样感化天下万民,他们将佛家的思想和中国的实情相结合,进一步的使佛教中国化,更能让中国的老百姓所能接受。因为佛家在乱世中能稳定民心,让躁动的人们安静下来,所以在南北朝天下大乱时,佛教在南方被统治者们广泛推行,用来安抚百姓那受伤的心灵,佛教在这个时期快速发展。到了唐朝因为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包容的姿态,再加上玄奘西行取经,“禅学”便正是诞生,它是佛学但又处处充满着中国味道。
上一篇说过宋朝重视文人,对于学术较为开放,理学格物致知的产生,在整个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应,当一门学术地位太高时它就会陷入一种僵化的局面,就这样站在对立面的“心学”诞生了,心学可以说受禅学影响,讲人以修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但心学又和禅学不同,心学是受中国主流儒学影响的士大夫所创,他同样包含着士大夫阶层的理想,吸收禅学中国化,将儒家的相关理论知识和禅学融合,为最高理想服务。所以王葆心就说“佛学太过于空寂,格局太小,心学所创要用于救世”。于是心学就又不同学佛学,它把定位于个人重新定位于天下,并吸取可以教化万民的理论的一方面,用于教化万民实现心中的目标。故心学不同于禅学、佛学,更不同于理学,它也不是一种宗教(二者有本质区别,还是强制与非强制的),但能明确的是它和理学都属于儒家学说的一种延升,都有士大夫阶层的理想在里面,就像今天党员的最高理想一样。
前面说过古人把“人”的地位摆得很高很高,万物皆可“仁”皆有人的情感,人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更好地了解大自然并反过来用自然的规律分析人类自己,给人类的行为一个准则,这样自然法则就被用于人类社会。我们今天可以说古人的法,古人的准则看起来很粗暴、直接或者野蛮来形容,比如有深仇大恨的双方在春秋战国时曾被允许决斗,后来也有所谓的“春二月,不以斧斤已入山林”,以及人要知恩图报,不能落井下石等等的,今天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法则影响的后续,也可以说这是
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但是这种理论诞生的出发点便是他们想让人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不仅有作为生物的本能还有本能之上的意识能高于本能,就是人能控制自己,这个控制点是心是道德是一种生存环境里所学到的约定俗成的准则。
中国人的“心”多讲的不是自心而是别人的心,这是为何呢?
举个例子,“良知”和“良心”,西人多讲良知中国人喜讲良心,这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理解起来也差不多,但区别就从这里开始。良知和良心的区别点在于知和心,这里的心就是别人的心,先说说什么是良知。良知即是一种判断,一种作为人的本能加上后天的学习到的知识等等各种因素来影响一个人的判断,是一种天赋,因为本能就是天赋嘛,他的出发点是自己,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影响有多少?凭经验也好直觉也罢,是基于自身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良心”,良心是基于别人的利益来考虑,中国的文化不是喜欢替别人考虑吗?当大家都替别人来考虑这个社会不是就安定的多嘛,这里就符合这个大的准则。
我们听过“交心”是两个人互相理解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安心”就是一个人所做的是要让自己能睡的好吃得香那就是不自私;“推心置腹”也是两个人间的,互相掏心窝子说真话不虚假欺骗,除了这还有“关心”、“爱心”等等的词,我们就发现一点:中国人的心都是两个人或多个人互相间的。良心就是一个人做事做人的出发点基于他人基于大众的角度来考虑,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符合良心,就是凭良心说话办事。
我们就发现,从一开始分析历史到现在的文化、社会方面,这些东西不是我硬去套而是他们本身就有内在的联系,他们都围绕着一个点。这个点用语言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反正就存在于中国人的方方面面,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点在展开,它是一种准则,这个点不是一时半会形成也不是那个人说的,这是历史的结果是几千年来无数人智慧的结晶,他有极强的包容力,和向心力,所以中国永远不会分解,只会越来越凝聚越来越博大。
上一篇我们讲过士大夫们有个目标是让天下人“安身”,为什么士大夫阶层有这个目标?让别人安身,安身不应该是个人的目标吗?这就是士大夫阶层和今天同样有好资源、高关注度的房地产商不同了,这是层次的不同,而士大夫阶层的安身则是为了“安心”。这种心是老百姓对于能让他们安身之人的一种交心,比如一个士大夫他的提议让老百姓受益,在灾害之年可以少交皇粮并活下去,而这个士大夫能冒着皇帝大怒的危险去向老百姓请命这就是为了获得老百姓的心和实现士大夫阶层“安身”的目标,即使他的请命没有传到民间,牺牲不为人所知,也不会影响到他的这种冒险决定,因为史书会记载,这就够了,后来人对其交心也是一种交心。
所以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社会就开始提倡助人为乐,不是士大夫阶层作为普通人能影响一两个人,让他们舒服自己就安心,做好事留后路嘛,又因为人人都好面子,所以中国人喜欢主动送去帮助。雪中送炭一直被我们所赞扬,在别人所需要帮助之时,主动的送去所缺,这不是图什么,不是说我在你危急之时帮了你,以后就得加倍报答我,这个不是社会所提倡的,比如一个人在别人危急之时,给别人帮助时还强迫别人签订一些不公平条款,即使帮助了别人,但还是会被社会所鄙视的。当然,雪中送炭可以不要回报,但也绝对不是无故献殷勤,这就需要表示了,一个人帮了另一个人,哪怕被帮的人就说句谢谢,帮人的人也会很开心,因为自己不是无故献殷勤,这个谢谢就代表了别人接受了,我“安心”了,做好事了,这是心里的荣誉,一种骄傲,社会提倡的东西,任何一件事只有一来一往才叫完整,帮助别人看到别人因为帮助而过得好,这才叫帮助到位。
更何况以后我有难时别人也会帮助我,“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就是留后路,又或者他为了感谢我给我向别人宣传一下,别人也知道我是这种做好事不求回报的人,那么对于我评价可以说比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高,况且在古代这种有高尚品德的人汉朝会被推举做官,唐朝也会被看中评选做谏官为民请命等等。如果别人在你危急之时帮助了你,你不做任何的反应,连谢谢也没有还和往常一样,那么就是你的不对,做人没有做好。更严重的是以怨报德,落井下石,那么会被整个社会所唾弃,被钉在耻辱柱上不得翻身。这就慢慢地成了约定俗成的事情。今天我们会歌功颂德那些为民请命为百姓着想的人,把他们记在心里,这是一种知恩图报,虽然给不了那些帮我们的人物质的东西,但是记在心里是一种“安心”,证明自己不忘本,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同时我们也会对于别人的帮助也会说“谢谢,”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果断出手,这叫知恩图报,自己不会“亏心”,也还可以很“安心”。
因为以前是乡土社会,普通老百姓能帮助别人的只有以血缘和地缘来维持的这个圈子里的人,亲戚朋友和周围的人,又因为照顾他人的面子,光明正大帮助会让他觉得欠别人的情有心理压力,就做好事不留名,偷偷的送去米面柴油或者金钱,这就是更高一层的助人为乐了,因为不让别人丢面子自己就更伟大了所以心里暖洋洋的。但在今天我们在继承发展的同时也丢失了一些淳朴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人从土地来到被沥青、石灰等隔离的高楼大厦里时所丢掉,我们常说的人心变了就是此。是啥呢?
就是对别人不借自己钱或者没有帮助时就埋怨或者把他人当成敌人,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把帮助由自主变成了被动,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人们开始变得虚假,借钱不还,即使有也不还,有钱不借成仇人,这种心理的变化,让人们觉得这个社会变了,没有爱了,人人开始自危,埋怨抱怨的同时,喜欢把资源倾斜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是“私心”,因为亲戚朋友会在必要帮助自己,别人可能不会不害我就好了。这就是人们脱离土地,把自己架空后的后遗症。
说完了理论就说说分析了这么多到底能干嘛?
是只用来像那些毫无意思的教科书那样讲讲晦涩难懂的理论就完了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就从中去分析一下当前的实事,能不能做个理性的由自己观点的人?
今年是2020庚子鼠年,又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整个世界陷入了疫情之中,如今各个国家的封锁和各自为战,疫情直接将以前的团结和合作的假象揭露的彻彻底底。欧盟各国间,以及美国各种的强抢、拦截医疗物资事件的发生,不团结不合作的行为让这个本就受疫情摧残的世界更加的脆弱,人们不免的担心会不会像八十几年前那样,引起世界性的危机。这时因为有优秀的政府、优秀的百姓和优秀的医疗、决策等的中国率先恢复过来,本着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安天下,安心”的使命感,中国开始了援救世界,对于之前帮助过我们国家的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理念回报,那些没有帮助的也以“仁者之心”用人道主义精神去救援,尊重每一个生命。前面说过,中国人喜欢用“雪中送炭”和“做好事不留名”这种很高的境界去帮助别人,哪怕美国没有帮过中国,嘴上的救援一直没到,但也不妨我们作为“仁义之国”不和他一般见识,依然帮助。但这个时候分歧就来了。
中国人帮助别人不是希望他们能回报我们什么,就希望给个反应就行,哪怕政府作为代表公开说句谢谢,中国的老百姓也会很开心政府在做这种善事。但美国人没有,并且事后还横加指责,各种诬陷。这不仅是美国政府,甚至连美国的民众都这样对中国的救援没有积极的回应。这就不是政府怎么不地道了,这是文化的冲突。中国人对于这种知恩不报还落井下石的人的鄙视到了极点,所以就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批评美国人、美国政府不是东西。其实这就是文化的区别中再加上点没有情商的操作了,可以说美国人完全不懂中国人。西方社会排斥中国文化的进入,不理解可理解,西方人讲究个“契约精神”,他们需要帮助时会去求助别人,哪怕签订不平等条约,只要是自己签的就不会太过于抱怨,因为没有人逼,被这种习惯所影响,他们不太会无私奉献,无故“雪中送炭”,因为无故帮助别人别人也不会感谢你,因为这样就让别人欠了自己“人情”,这不是在精神层面又剥削了对方吗?
西方人讲究意识形态的自由,如果说欠别人人情,就是精神失去了自由,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枷锁,宁愿签订不平等条约,负债还债,也不会这样欠别人人情。因为他们认为:无故帮我肯定有非分之想,有所图谋,是不是想让我感谢你,或者永远凌驾于我之上呢?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这种不请自来的雪中送炭,他们没有多开心,比起他们花高价来中国购买来说,他们更喜欢那种购买的。得到馈赠后,他们没有知恩图报的心,依然该泼脏水就泼脏水,还指责就指责,该封锁就封锁,因为他们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对于他们精神的“枷锁”。中国人看到后的反应,这可不行,以怨报德这是人干的事?就有了我们现在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居心不良,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不是个东西。这就是文化的区别,中国人把西方人当中国人看待,西方人把中国当西方人看待,然后矛盾还加深了。
个人认为,再此次的疫情中,我们对于西方国家不能用这种“大仁大义”的理念去处理,因为西方人根本感觉不到,这就是在浪费感情。对于他们就应该用他们那一套,可以主动帮助,但绝不能白送,哪怕所有的物资只收个成本或者高价出售都行,绝不能不要钱,对于医疗队伍,一定要商量好,派可以但是你们要承诺照顾好他们,让他们怎么去的怎么回来,白纸黑字写清楚了。有句话说得好“对什么样的人就要用什么样的办法。”中国人讲仁义,有“安天下”的目标和理念,但帮助就要用对方法。
随着世界联系的加强,局势的日渐动荡,自然灾害、资源紧缺、疾病大流行等等不稳定因素,中国人的那一套维持社会稳定的理论要大放异彩了,成为大国就要像大唐一样有带领大家过好的生活的目标。所以我们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和“全球命运共同体”这也就只有中国能提出,有能力带领大家向着更好发展。
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骨子里的东西正是适用的时候,国力的崛起就是支撑。
安心。安天下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