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书画双绝 而且还不止于书画
古代的戏文与小说里总喜欢讲才子佳人的故事，可见“才子”这个身份并不罕见。会吟诗作文，恐怕任是谁客气奉承一句，都能用上“才子”这个褒奖之词。但全才就不多见了，至少会写诗、写戏文、作画、还能当军师的人，放眼大明朝，也就徐渭一个。
生活于明正德到万历年间（1521-1593）的徐渭是一个奇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他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的鼻祖，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他还善行草，写过大量诗文，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创作出了杂剧《四声猿》《歌代啸》等，还著有关于南戏的理论著作《南词叙录》。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军事家，在为胡宗宪担当幕僚时助其擒徐海、诱汪直，为抗倭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位奇人，却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一生九次自杀，穷困潦倒而终。他的经历令人扼腕嗟叹，而他的作品更让无数人赞叹敬仰。徐渭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是颇为自许的。
应制咏剑轴
徐渭书法以草书为主，以行草为特佳，能以隶书笔法溶入行书，笔墨淋漓，恣意纵横，满纸落拓不羁。虽然他气势磅礴的狂草很难为常人所接受，但这种破坏性的创造恰恰将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他的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了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并发展出了自己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的审美精神。
《赋得夜雨剪春韭》 上海博物馆藏
“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是徐渭对自己书法的认知。诚然，当世“知者”甚少，可幸运的是，后世却有许多他的知音。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而袁宏道则说：“（徐）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草书《千字文》 荣宝斋藏
徐渭本身是一个文人，并不是职业画家，但他有自己的眼光和艺术观。他的泼墨写意画，形象生动，又不过分追求形似；墨法自称“戏抹”，却又浓淡得宜，疏密有致。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展开了一幅倏然开阔的别样天地。
蕉石图 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藏
徐渭写意画的风格部分来源于南宋的禅宗墨戏画，这种画相较于文人水墨写意，更倾向于使用放纵的、粗鲁有力的、用笔迅速的描绘，并利用泼墨挥洒的手段来完成画面的各种效果。出身于浙江的徐渭正是受其影响，才有了大胆使用墨色、任意挥洒的风格。除此之外，他创作的花鸟画是当时的文人画中比较流行的题材，说明徐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同时代画家或者绘画流派的影响。
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之萧疏、菊之孤傲、梅之挺洁，都被徐渭刻画得入木三分。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更是横溢着一种在其他画家的作品中少见的纵横之气与豪放境界。他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墨葡萄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再加上徐渭本身在书法上的造诣，使得他的字与画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
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大块的水墨，晕染得宜，气势纵横，虽不设色，却令观者如同身临其境。这是独属于徐渭的独特艺术世界。
芭蕉梅花图
徐渭的书法与绘画成就虽然极高，但在那个时代却可谓是生不逢时。与他并称为“明代三才子”的另外两位（解缙和杨慎），都有官做、有地位，衣食无忧，生活顺利。而为自己才情志气所累的徐渭，却做不出僵硬死板的八股文。在极度注重科场的明代，没有进士及第，没有官位加身，就没有影响力。
而他人生的失意之处还不止于此。曾经相中他的伯乐浙直总督胡宗宪被打为严党后，徐渭也被牵连入狱，之后一度发狂，甚至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这种发疯狂躁的状态一直伴随着他直到72岁去世。这种痛苦经历使他有“东方梵高”之誉，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书画风格，但对其本人来说，却不啻为终生的折磨。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读后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并拉起陶望龄彻夜阅之。此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多亏了这位头号粉丝的大力鼓吹，徐渭的才名才在后世彰显。而在此之后，追随者更是不计其数。
郑板桥曾以五百金换徐渭石榴一枝，并刻有一方印章，称“青藤门下走狗”（青藤是徐渭的号）。近代齐白石也说自己“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文学家、艺术家木心评其为“十足的天才”。直到现代，徐渭的作品仍在不断地放射出耀人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