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和诸暨的故事：西施是他的白月光 小学启蒙老师是诸暨人
一
江湖辽阔，美女生生不息。而在金庸心里，或许西施，才是他心里永远的白月光。那么美，美得无法运用正面的文字描写来形容；那么柔弱，又那么强大，强大到不用一刀一剑，就让一个天才武学少女杀意满满而来，柔情满满而归。
金庸一定是有西施情结的。不然，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他为何偏偏只写了西施？
金庸笔下，美女侠女无数，她们一个个都美得惊天动地，比如黄蓉：
“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浆荡舟，长发披肩，全身白衣，头发上束了条金带，白雪一映，更是灿然生光。郭靖见这少女一身装束犹如仙女一般，不禁看的呆了。那船慢慢荡近，只见这女子方当韵龄，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比；容色绝丽，不可逼视。”
比如小龙女：
“但见她脸色苍白，若有病容，虽烛光如霞，照在她脸上仍无半点血色，更显得清雅绝俗，姿容秀丽无比。世人常以美若天仙四字形容女子之美，但天仙究竟如何美法，谁也不知，此时一见那少女，各人心头都不自禁的涌出美若天仙四字来。她周身犹如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似真似幻，实非尘世中人。小龙女听杨过称赞自己美貌，心中喜欢，嫣然一笑，真如异花初胎，美玉生晕，明艳无伦。”
又比如王语嫣：
“只见一个身穿藕色纱衫的女郎,脸朝着花树,身形苗条,长发披向背心,用一根银色丝带轻轻挽住.段誉望着她的背影,只觉这女郎身旁似有烟霞轻笼,当真非尘世中人。”
……
这些描写细致入微，有正面亦有侧面，读者大可以根据文字，在心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美女形象。或者脑海里浮现的干脆就是明星形象，比如，翁美玲饰演的黄蓉，李若彤饰演的小龙女，刘亦菲饰演的王语嫣……
可是对西施，金庸竟然没有一点点的正面描写，只是通过范蠡和阿青的对话，有过一段描述：
“范蠡轻轻说道：‘她的眼睛比这溪水还要明亮，还要清澈……’阿青道：‘她眼睛里有鱼游么？’范蠡道：‘她的皮肤比天上的白云还要柔和，还要温软……’阿青道：‘难道也有小鸟在云里飞吗？’范蠡道‘她的嘴唇比这朵小红花的花瓣还要娇嫩，还要鲜艳，她的嘴唇湿湿的，比这花瓣上的露水还要晶莹。湘妃站在水边，倒影映在清澈的湘江里，江边的鲜花羞惭的都枯萎了，鱼儿不敢在江里游，生怕弄乱了她美丽的倒影。她白雪一般的手伸到湘江里，柔和得好像要溶在水里一样……’”
《越女剑》是金庸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为了使得读者容易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短篇《越女剑》不包括在内，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越女剑》。”在广州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修版）中，金庸在序中提到《越女剑》。相比于他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十四部巨著，《越女剑》不过一万多字，以它为蓝本的影视剧也很少，目前所知只有一个亚视版本。
但显然，金庸是钟爱《越女剑》的。他用一支妙笔，真正诠释了“人间只有美是无敌的”（语出诸暨籍作家杨佩瑾以西施为主角的长篇小说《浣纱王后》），当阿青见到西施，她“凝视着西施的容光，阿青脸上的杀气渐渐消失，变成了失望和沮丧，再变成了惊奇、羡慕，变成了崇敬，喃喃的说：‘天……天下竟有着……这样的美女！范蠡，她……她比你说的还……还要美！’纤腰扭处，一声清啸，已然破窗而出。”
你看，真正的美，不仅能征服异性，而且能征服同性。在金庸笔下，也就只有西施才配享有这份荣耀。
一部《越女剑》，有人读出了“权谋”，有人读出了“爱情”，有人读出了“牺牲”，有人读出了“剑术的传奇境界”，而我，领悟的是一份“爱的成全”。这份“爱的成全”，它的情感源头，是对人间之美的致敬。
能让一个妒忌她的同性为之倾倒而放弃刺杀，这难道不就是金庸对西施之美的一种致敬吗？金庸创造了那么多美女，只有西施，他没有创造，只有仰望，“两千年来，人们都知道，‘西子捧心’是人间最美丽的形象。”《越女剑》的结尾，金庸写道。
《越女剑》写于1970年。那一年，金庸46岁。在《越女剑》之前，金庸写的都是长篇巨著。但46岁时，金庸计划要写33篇短篇，对应“33幅剑客图”。可惜的是，写完《越女剑》之后，金庸就“歇手”了，给读者留下的是遗憾。但是，也就有了这部与他14部长篇格格不入的“孤品”《越女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他从前营造的江湖格局截然不同的意境和体系。
最喜爱这篇《越女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1944年2月19日-2012年11月1日），是中国围棋国手,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上海人。而金庸是痴迷围棋的，他小说中的大侠，围棋也是“必修课”，棋子和棋盘都能当武器。1980年，陈祖德被查出绝症，甚至被下了病危通知单。金庸一直对他非常仰慕，亲笔去信邀请陈祖德到香港养病。1981年，陈祖德欣然前往，一住就是半年。“之前我对武侠小说并不了解，也没看过他的书，但住在人家家里，不了解人家的作品非常无礼，所以我就开始翻看他的小说，结果，一看就停不下来了，我看完了他写的14部小说。”“他的书里，最让我着迷的就是他所熟练运用的历史、文化，非常渊博，而且描写得非常逼真，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最让我感叹。”（上海《青年报》2012年11月5日，《忆陈祖德：曾在金庸家养病半年 与聂卫平打过架》，作者：陈宏）。
陈祖德为什么会最喜欢《越女剑》？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是，作为一名上海人，陈祖德在地域和情感上，或许会与西施故里——诸暨有着一份共通，他肯定也听说过西施的故事，于是着迷于这样的传奇。从这一角度分析，他最喜欢《越女剑》也是情理之中了。
二
金庸和诸暨，是有渊源的。
首先，他的小学启蒙老师陈未冬，是诸暨人；他小学时的习作，曾发表在《诸暨民报》上。
陈未冬原名陈维栋，1911年出生在诸暨陈宅，后来考入绍兴的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后在诸暨枫桥的大东公学堂任教。1933年，他应同学之邀，赴海宁县袁花镇龙山小学堂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未冬赴陕北抗大学习，当年8月回诸暨从事抗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任轻工业厅副厅长等职，2003年5月去世。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1931年，7岁的查良镛被送往村口巷里的十七学堂。几年后，转入袁花镇的龙山小学堂就读。龙山小学堂是一所现代小学，建于光绪十八年（1902），是海宁最早的4所高等小学堂之一。
在龙山小学堂，金庸遇上了陈未冬。
那时候，陈未冬并不会想到，他所教的孩子当中，有一位叫“查良镛”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举世闻名的“金大侠”。
陈未冬是很喜欢这个学生的，“当时，查良镛（金庸）在本校就读，是五年级成绩最佳的学生。他听课、做事都很认真，特别是作文写得好，我对他的每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的骆文华，他看后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在自传《我的故事》中，陈未冬如是记述。
师生分别之后，陈未冬一直把查良镛小学时的一本作文簿珍藏在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间造反派多次抄家，这本作文簿才与被称为“四旧”的东西一起被烧掉。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的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后，陈未冬才知道，金庸就是他当年的学生查良镛。
虽然已分别良久。但心中，仍有念念不忘。
事实上，金庸也没有忘记他的启蒙老师。
他与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曾有这样的对白：
池田：“您的‘恩人’是哪一位？当然，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恩人’吧。”
金庸：“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会时几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记得当年他为我改正的作文错字，提到这些字时，他不禁大笑，赞我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这场对话，曾被舆论界称为“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两位优秀代表的世纪性对话”。
金庸对启蒙老师的这份铭记，可见一斑。
师生在分别多年之后，终于辗转取得了联系。1988年10月14日，金庸复信问候陈未冬：“生受老师教诲，已五十余年了，但老师的声音笑貌历历就在目前……数十年来编报，老师当日之指点，固无时或忘也。分隔五十余年，回思教诲爱护之恩，感怀良深。明年如能抽空，当来杭州叩见。奉上近照一帧，以代先此致候……授业弟子查良镛叩上。”
1996年11月5日，金庸来到杭州，特邀陈未冬出席晚宴。致辞时，他十分动情地说：“今天我很高兴，在座的有我小学时的老师，他已经80多岁了，给过我许多指教，我很敬重他……”
金庸和他的小学启蒙老师陈未冬的故事，后来被收入一些名人录和教育类的书籍中，比如《人民日报名家写真系列岁月的智慧: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作者蒋连根)。有趣的是，一些论述小学教师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力之类的教育论文，也往往会采用这一事例。
三
金庸的少年求学时光中，亦有诸暨人的身影。
斯宅人斯杭生先生写过一篇《我和金庸的一段友情》，文中记录了他在浙江省立联合初级中学（简称联初）和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部（简称衢高）求学时，与金庸同窗的一段情谊。
1923年生的斯杭生，是从诸暨走出去的船舶行业专家，他是上海江南造船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兼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包括上海市和苏、浙、皖、赣、闽五省）船舶行业规划组长、上海市海洋石油服务总公司董事、中国一勃朗骆特海洋工程公司董事、上海船舶工业空调冷藏工程公司董事、《船舶工业》杂志编委、《中国造船》杂志编委、《造船技术》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那是抗战初期，浙北杭州、嘉兴、湖州相继沦陷，浙江省教育厅把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个省立中学搬到浙南丽水碧湖成立了浙江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后来又分为联高、联初、联师三个学校。查良镛原在嘉兴中学读书，斯杭生则在杭州初中读书，联中成立后，他们都迁到碧湖去读书。
“查良镛比我高一学期，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我只听到我的堂叔、曾是杭初和联初的语文老师斯伦（志彝）对我们说起过，他说他在联初三上教语文，班上嘉兴中学来的学生查良镛的语文基础很好，文章写得很有新意，是我们杭初的学生所不及。”
后来查良镛比斯杭生早一学期毕业于联初，并考入联高读书。当时浙江省教育厅规定联高只接收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而当时诸暨尚未沦陷，斯杭生在联初毕业后，考入了衢州中学高中部读书。
“我有一个在杭初读书时的同班好友余兆文，他和查良镛是联初的同班好友（我在杭初读书时曾因病休学一学期，故在联初读书时比余兆文低一学期），余在联初毕业后考入衢中高中部读书，且也因病休学了一学期，故和我又成为衢高的同班好友。当时查良镛在联高读书，因不满学校训育主任对学生实施的高压措施，就在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文章《阿丽丝漫游记》，引起了全校的轰动。训育主任则大为光火，一定要开除查良镛。这时余兆文知道查在联高继续读书已有困难，就向衢中校方请求，让查转学到衢中来继续读书，并得到衢中校方同意，查良镛就转学到了衢高，我们又成为同校的同学，他仍比我高一学期。当时联初毕业到衢高读书的同学很少，除查良镛、余兆文和我外，还有俞兆康（诸暨枫桥人）、蒋培初（诸暨磨石山人）、斯伯郎（诸暨斯宅人）等几人，课余饭后我们常在一起玩乐。又由于余兆文的关系，我就和查良镛熟识起来了。”
这份同窗之情，弥足珍贵。
多年之后，虽然同学们各奔西东，各赴前程，但少年情谊在心怀，纵使白发苍苍，向岁月深处望去，从前走过的路、伴过的人，依然是心中那道温暖明亮的白月光。
1992年1月11日，金庸写信与斯杭生：“……吾兄精神矍铄，风采依然，至以为慰。兄在造船工程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弟闻之亦欣喜不已。我们已四十多年未曾晤面，但昔日在碧湖情景，仍历历在目，临风想念故人，仍有温暖之感。如有机缘，自当趋府拜候。”
临风想念故人，仍有温暖之感。
是啊，我总在想，为什么金庸会写《越女剑》、写西施和范蠡，或许也跟他感念一生的老师和同学来自西施故里有关吧。当年，某个月光醉人的夜晚，少年们秉烛夜谈，他们会聊一聊吴越争霸，会感怀一个生长于农家的绝世美人，如何激荡起风云起伏的历史。就在那样的氛围中，她深深地根植于心，只待某一天，付之笔端。
西施，那也是金庸的一个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