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无怨无悔当记者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当又一个记者节来临的时候,我离开记者岗位已经两年多了。
我是2016年5月退休的。我退休时,记者站新记者尚未到任,所以,我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已退休的消息,依然自觉地履行驻站记者的职责,依然像在职时一样活跃在新闻采访一线,发稿数量也基本没有减少。5月中旬,我在北京办理了退休手续,按说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但我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016年的5月31日,完成了对黎明村的第十次踏访。这篇收官之作在光明日报上登了四分之三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随后,我又在8月参加了光明日报的工作会议。就是在接班人到任之后,我在征求新记者意见后,依然根据报社原来的安排、按计划在10月下旬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这一年,我在职的时间虽然只有5个月,但我全年仍然发稿100多篇,其中,在光明日报上发稿80篇,在其他报刊发稿40多篇(不包括光明网上发表的稿件)。而我这些“额外劳动”并没有“额外”的报酬。2017年、2018年,我虽然很少出去采访了,但仍然在各类报刊发表各类稿件70多篇。对2018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的报道,我也出了一点力。
虽然退休了,也没有写稿任务了,但我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一是我依然保持着新闻的敏感,看见有新闻价值的素材,手就发痒;二是我还有许多写作计划,总感觉值得写、也应该写的东西有很多;三是仍有一些报刊向我约稿,此外,邀请我讲课的单位也还不少,需要我准备讲稿。
有人对此表示不解:写了一辈子,难道还没有写够吗?何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也许,这两句古诗可以表达我的心境。
我对写作的热爱、对新闻工作的眷恋,是有历史、有渊源的。
2000年,我国设立了记者节。当年11月16日,我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感:《当个记者多荣耀》,抒发了当记者的自豪感。现在,回首走过的路,回忆经历的事,我仍旧要说:当个记者多荣耀!与新闻事业结缘,是我的荣幸,也是我今生最正确的选择!
我不是学新闻专业的,在当记者之前曾当过教师,也有多年业余写作的经历,在入职之前就在全国性、地方性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作品。虽然我十分热爱教育工作,但我更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生,更羡慕记者的工作。所以,当我在《宁夏日报》和《宁夏科技报》上看到光明日报社招考驻站记者的启示时便动了心,但只招一个人,又让我信心不足,那可是百里挑一啊,我哪有那个实力?是同事们的一再鼓励才让我有了试试看的想法。因为担心竞争不上丢脸,我甚至是悄悄报的名,以致我在一天半的考试中力拔头筹并被确定为三名候选人之一后学校领导才知晓,我的调动也因此费尽周折。经过老站长王广华协调,光明日报社给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专门发函寻求支持。终于,在距招考七八个月之后,我办好了相关手续,实现了当记者的愿望。
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也竭尽全力弥补自己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努力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以求尽快实现由教师到记者的转变,力图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将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新闻劣势转化成新闻优势。
对我来说,跨入这个行业的最初想法很纯粹、很单纯,颇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我没有当官的念头、没有发财的奢望,更不想借这份工作成名成家。我对这份职业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想当大官吗?到了这个岗位几乎是不可能的,新闻单位没有多大的升职空间,记者站更是个不起眼的“小庙”,辛辛苦苦“爬格子”,再怎么爬也爬不到哪去,有些人借助记者的报道成为名人,甚至不断高升、不断晋级,而报道他们的记者可能还在原地踏步。想发大财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工资收入有限,如果仅有稿费收入恐怕连自己都难以养活。一些原来很平凡的人成了大款,而记者永远都不可能富得流油。想成名成家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虽然同样是在稿纸上“码字”,记者的文字往往被认为没有多大学问,也不像文学创作那样被人看重,因而更难有作家那么大的成就。
如此说来,新闻工作还有什么奔头、还有什么干头?如果真的以为我认为记者没有什么奔头、没有什么干头,既辛苦又没有前途,那就错了,如果是那样认识问题,我也不可能在这个岗位上干了30多年!我向往新闻工作、渴望当记者,并不是冲着级别、冲着收入和待遇的。
记得当年参加记者招聘考试,语文试卷的作文是二选一,其中一个题目是“假如我是一名记者”。我在考场上不假思索便一挥而就。这篇急就章,是我用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写出来的,几乎是一气呵成,当然算不上精彩。文字虽然不多,却是我这个非科班出身、此前也没有任何新闻实践的人的粗浅认识,反映了我在入职之前的理想和信念。
我想当记者,看重的是记者有匡扶正义的使命,有针砭时弊的“特权”,有指点江山的豪情,有为民代言的便利,有引导舆论的职责,有扭转事态的能力,有超然物外的清醒,有交际广泛的优势,可以藐视权贵的淫威,可以远离官场的熏染,可以不受外界的束缚,可以较好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充分释放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30多年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信念,也一直在为实现当初的理想而努力。现在,人们常说“不忘初心”。我敢说:我做到了。我真的是“不忘初心”,真的是初心不改!
当记者30多年,我虽然有不少遗憾,但也有一些欣慰。因为我没有虚度年华、没有亵渎这神圣的岗位,我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也采写了一些有深度、有作用、有影响、有警示性的报道。我竭尽全力从多方面宣传了宁夏,也曾对国务院机构改革做出了独家报道,曾深挖地域文化的底蕴,曾直言乱定优惠政策之害,曾阐述教育界乱墙角之弊,曾揭露行会、片会中的“猫腻”,曾痛批层层陪同中的不正之风,曾反映过基层迎来送往的烦恼,曾旗帜鲜明地批判许多错误倾向,曾对破坏文物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批评,曾在全国较早地反映贫困生的问题,曾通过报道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曾为被打致残的校长伸张正义,曾为保护环境、珍爱家园大声疾呼……500万字、5000篇见诸全国近200种报刊的稿件,忠实地记录了我的思考,我的爱憎,我的理想和信念。
我也曾多次参加中宣部组织的大型采访活动,也多次被任命为采访团团长(或组长),我也踏访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在许多地方留下采访的足迹,我还5次走上中宣部会议的发言席,3次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会。
30年过去了,我耕耘在方寸之地,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虽然没有当上大官,但也有了不低的职级和职称;虽然没有挣到大钱,但也是衣食无忧;虽然没有拿过大奖,但也得了一小堆小奖。30年中,我先后出版了11本书,有光明日报社的三任总编辑和一位中国社科院院士分别作序(其余几本书均未请人作序);光明日报社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自1992年至2016年先后5次为我举办新闻作品研讨会。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高的褒奖。
目前,一些新闻单位遇到了以往不曾遭遇的困难,甚至出现了经营困难、业绩萎缩、收入减少的状况。但这都是暂时现象,很快就可以改观。我们不能被这种暂时现象蒙住眼睛,过度唱衰传媒业、夸大纸媒的危机,甚至来个“胜利大逃亡”。新闻工作者,要有远大的目光,切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规划了宏伟的蓝图,也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新闻工作者将承担更加重要的使命,我相信有理想、有信念、有抱负的新闻工作者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我虽然退出了现职,但我还不会罢笔,我仍愿意为宣传宁夏、为党的各项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1992年,在光明日报社为我举办新闻作品研讨会之后我有感而发,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值得为之奉献终生的事业》。我写道:“记者的工作是伟大的。记者在为时代写史的同时,不也在为自己写史吗?”现在,26年过去了,我依然要说:新闻工作,是值得为之奉献终生的事业,我干了32年,无怨无悔。同样的,我也希望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立志当一名好记者的人,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