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他首开“改革文学”先河 如今被国家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中国作协原副主席、“改革文学”代表人物、著名作家蒋子龙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图/蒋子龙

蒋子龙，男，汉族，中共党员，1941年8月生，河北沧县人，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他是“改革文学”的创始者和代表性作家，其作品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1979年创作并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首开“改革文学”先河。始终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为现代化建设进行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陆续发表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中短篇小说，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其多部作品荣获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

《蒋子龙文学回忆录》

2017年，蒋子龙将自己的文学创造之路汇集成一部作品——《蒋子龙文学回忆录》，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蒋子龙文学回忆录》是一部个人的文学史，中国版的《人·岁月·生活》。在这本书中，蒋子龙首度回首半生，向读者讲述一个惊喜和意外迭出的时代和文坛，讲述一种人与文互相缠绕的宿命。

“回顾大半生，文学害过我，也帮过我。人与文的关系是一种宿命。”蒋子龙在该书自序中表示，编这本书，就想自我解释这种宿命。这就要进行“创作揭谜”。即使创作不能成“谜”，每个人却都是一个谜，在降生时完全不知道将走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一部作品的诞生，跟一个孩子的诞生差不多，当时是怎样写出来的，当时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及创作主张等等，全收在这本书里了。

图/80年代蒋子龙签名售书盛况

全书共分“文学与事件”“记忆与议论”“创作与反思”“交流与反思”四章，全书在对20世纪到21世纪初的作家命运、写作、事件、现象的回忆中，揭示了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激情与幻象。

蒋子龙表示，这本书所收录的是几十年来在各种情况下袒露自己心境的积累。也许写得太坦诚，没有修饰，如同写日记，如同对朋友谈心。创作以丰饶为美，而写这类文章，沉重容易，轻盈难得。“我自忖，到六十岁前后，才找到了些许‘轻盈’的感觉。”

“人的一生都在尽力发现并了解自己的‘偶然局限’和‘必然局限’。对一个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也是自述类文字所存在的意义。”蒋子龙说。

蒋子龙：我与文学的不解之缘

（节选）

文 | 蒋子龙

在我青年时喜欢的歌曲里有一句歌词：“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路就会变得愈加崎岖和坎坷。这第一步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幸运，还是由于灾难？是出于必然，还是纯属偶然？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这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我可实在没有意识到。

前排右一为作者

豆店村距离沧州城只不过十多里路，在我幼年的心里却好像很遥远。我的“星期天”和“节假日”就是跟着大人到十里八里外去赶一次集，那就如同进城一般。据说城里是天天赶集的。我看的最早和最多的“文艺节目”，就是听村里那些“能能人”讲神鬼妖怪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阴森可怖，仿佛鬼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晚上听完鬼故事，连撒尿都不敢出门。那些有一肚子故事的人，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到哪家去串门都会有人敬烟敬茶。

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我跑了七八里路来到铁道边，看着这比故事中能盘山绕岭的蛇精更为神奇的铁蟒，在眼前隆隆驰过，真是大开眼界，在铁道边上流连忘返。以后又听说夜里看火车更为壮观，火车头前面的探照灯比妖精的眼睛还要亮。于是在一天晚上我又跑到了铁道边，当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美美地饱了眼福之后想起要回家了，心里才觉得一阵阵发毛，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炸开来，身后似有魔鬼在追赶，且又不敢回头瞧一瞧。

图/蒋子龙全家福（1978年）

道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发出“沙沙”的响声，更不知是鬼是仙。当走到村西那一大片松树林子跟前，就更觉毛骨悚然。我的村上种种关于神狐鬼怪的传说都是在那个松树林子里进行的，树林中间有一片可怕的、大小不等的坟地。我的头皮发炸，脑盖似乎都要掀开了，低下头，抱住脑袋，一路跌跌撞撞冲出松树林，回到家里浑身透湿。待恢复了胆气之后，却又觉得惊险而新奇。第二天和小伙伴打赌，为了赢得一只“虎皮鸟”，半夜我把他们家的一根筷子插到松树林中最大的一个坟头上。

长到十来岁，又迷上了戏——大戏（京剧）和家乡戏（河北梆子）。每到过年和三月庙会就跟着剧团后边转，很多戏词儿都能背下来。今天《三气周瑜》里的周瑜吐血时，把早就含在嘴里的红纸团吐了五尺远，明天吐了一丈远，我都能看得出来，演员的一招一式都记得烂熟，百看不厌。

这也许就是我从小受到的文学熏陶。

图/蒋子龙（左）跟外国作家交流

上到小学四年级，我居然顶替讲故事的，成了“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婶家三间大北房里，炕上炕下全挤满了热心的听众，一盏油灯放在窗台上，我不习惯坐着，就趴在炕上大声念起来。因为我能“识文断字”，是主角儿，姿势不管多么不雅，乡亲们也都可以原谅。《三国》《水浒》《七侠五义》《三侠剑》《大八义》《济公传》等等，无论谁找到一本什么书，都贡献到这个书场上来。有时读完了《三侠剑》第十七卷，找不到第十八卷，却找来了一本第二十三卷，那就读第二十三卷，十八到二十二卷就跳过去了。读着读着出现了不认识的生字，我刚一打怔神儿，听众们就着急了：“意思懂了，隔过去，快往下念。”直到我的眼皮实在睁不开了，舌头打不过弯来了，二婶赏赐的那一碗红枣茶也喝光了，才能散场。

由于我这种特殊的身份，各家的闲书都往我手里送，我也可以先睹为快。书的确看了不少，而且看书成瘾，放羊让羊吃了庄稼，下洼割草一直挨到快吃饭的时候，万不得已胡乱割上几把，莲蓬松松支在筐底上回家交差。

图/蒋子龙（1980年）

这算不算接触了文学呢？那些闲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的确使我入迷，但是对我学习语文似乎并无帮助，我更喜欢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考算术想拿一百分很容易，而语文，尤其是作文的成绩总是平平。

上中学的时候我来到了天津市，这是一个陌生的、并不为我所喜欢的世界，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决不会低于前两名，而且考第一的时候多，却仍然为天津市的一些学生瞧不起。他们嘲笑我的衣服，嘲笑我说话时的土腔土调，好像由我当班长是他们的耻辱。我在前面喊口令，他们在下面起哄。我受过各样的侮辱，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拼死命打过架，胸中的恶气总算吐出来了。我似乎朦朦胧胧认识到人生的复杂，要想站得直，喘气顺畅，就得争，就得斗，除暴才能安良。

图/蒋子龙在英国剑河

1957年底，班干部要列席右派的批判会。有一天我带着班里的四个干部参加教导处孟主任的批判会，她一直是给我们讲大课的，诸如《红楼梦》《聊斋》等，前天还在讲课今天就成了右派，散会后我对班里的学习委员嘟囔：“孟主任够倒霉的。”平时一直对我当班长不服气（其实我是因入学考试成绩最高才被任命为班长的）的学习委员竟然到学校运动办公室告了我一状。孟主任有一条“罪行”就是向学生宣扬“一本书主义”，学习委员的小报告让运动办的人找到了“被毒害最深的典型”。

于是全校学生骨干开大会批判我，美其名叫给我“会诊”。批着批着就把我去市图书馆借阅《子夜》《家》《春》《秋》《红与黑》《复活》等图书都说成是罪过。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被我当成好朋友的同学竟然借口看我的借书证，而且还问我有什么读后感。我毫不警觉，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却全记在小本子上，去向老师汇报。断断续续批了我几个月，全校就只揪出我这么一个“小右派”，一下子臭名昭著，连别的中学也知道了我的名字。

幸好中央有规定，中学生不打右派，他们将我的错误归纳为：“受名利思想影响很深，想当作家。”根据“想当作家”这一条再加以演绎，在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批判词：“……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还想当作家！我们班四十个同学如果将来都成为作家，他当然也就是作家了；如果只能出三十九个作家，也不会有他的份！”

最后学校撤掉我的班长职务，并给我一个的严重警告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