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唐宋八大家 后有明代七子派 他们散文的复古思想有何差异？
前后七子是明代复古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倡“文必秦汉”的主张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理念一脉相承。复古思潮似乎已成为一种文化渊源，每当文学发展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便会产生。许多学者认为复古是一种文学的历史退化模式，事实上并非如此。
无论是唐宋古文运动抑或是明代复古运动，都是退化过程中的进化。无论是韩、柳、欧、苏抑或是李、何、王、李，他们所推崇的秦汉古文，是古代散文领域的典范。二者同为学习秦汉文，但是在历史上，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一褒一贬，说明复古理念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走向，而不同的走向又与政治、文化、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一、复古思想产生的原因
复古是一种文化思潮，同时它的出现也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从宏观角度与微观角度来看，复古思想都有它自己产生的根源。
(一)宏观角度
因为有了文字，才有了流传下来的诗文华章。从商代以来的甲骨文，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钟鼎文，再到秦汉时期的小篆与隶书，一直到后来的楷体，人类的文字是不断产生发展的，而词语的变化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丰富性而不断增加的，人们将文字达之于心，写之于手，便形成了一篇篇优美的诗文。
如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汉大赋，汉代的《古诗十九首》，然而在人们不断追求写作技巧、词藻优美的过程中，诗文内容往往会被形式所掩盖，一味追求字词表面的华丽而失去了本该属于诗文的意蕴，最终就会失去诗文创作的意义，而沦为目的的工具。
诗歌或辞赋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逐渐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相结合，有的就变成了歌功颂德的应制之文或沉迷在繁华烟市的浮靡之文，就像那些在国家成立之初的台阁体一样，漂浮着浓郁的富丽之气。
但是文质兼具的文，永远都是古典审美理想的典范。先秦两汉的古文，便是人们心中审美理想的代表。同时儒家信而好古的理念也对古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每当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想要对现有的文学进行改变，便常常从古代的文学经典着眼，通过复古来进行文学上的革新。
(二)微观角度
无论是古文运动还是七子派的复古都是针对于时文的藻饰空洞而发，隋以来的骈俪之文以及唐末五代时期的浮靡的文风，明代前期歌功颂德的台阁体，都促使了文人们力图矫文风以革除其敝。
唐代古文运动起源于韩柳，而韩柳最初发起古文运动的原因是针对于“时文”繁密浮艳问题，力图以道贯之，从而服务于政治，恢复儒家传统。宋代的古文运动则与欧阳修的大力推动有很大关系。
宋嘉祐初年，欧阳修知贡举，而当时的举人写文章以新奇为尚，欧阳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几尽，务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骂讥，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变而复正者”，通过他的身体力行，终于扭转了宋一代的文风，也使得古文运动蓬勃发展。
明一代前后七子提倡复古，一方面与当时台阁之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统治者的政治政策有很大关联。陈书录《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演变》一书中写道:“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为明代庙堂文化奠定了恢复汉唐、崇儒复雅的基调。”政治上的主张对文人阶层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而政治思想渗入文学思想中也是必然的，因而在明代，复古也成为一种风气，并延续了数十年影响着明代文坛。
二、明七子派与唐宋古文家散文复古思想差异
明代七子派复古与唐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浩浩汤汤发展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都是建立在前人复古道路的不断探索基础之上的。唐初，陈子昂始振风雅，李华、萧颖士、贾至文振中古，独孤及承两汉之遗风，而后韩愈“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焉悬诸日月。
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扬、孟，斯得之矣。”而在宋代欧、苏之前，柳开与穆修为变古之前列，“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明代初期，刘基追逐杜、韩，开明代三百年之风气，而三杨之后，茶陵派继起于台阁。虽说二者都有继承，并且都是在力矫前代之弊和前人复古探索之上的，但是在复古理论与复古实践上却发展为不同的道路，并使得后世的评价大相径庭。
(一)复古理论方面
唐宋八大家与明代七子派在散文领域都主张学习秦汉之文，韩愈“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
他认为秦汉之后即使有善于写作的人，创作也是“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康海认为“周公孔孟之文当时诵之，后世仰之，其体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善，弗久而敝也。”李梦阳也称“汉后无文”，何景明则说“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所以在古典审美理想方面，八大家与七子派基本是相同的。
从文章内容来看，八大家的复古理论更强调文与道的关系，虽然唐人与宋人对待文道的关系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唐人主文以贯道，宋人主文以载道”，唐人虽重道，但亦看重文，是通过文来体现道，而宋人则是为道而作文，只重道而不重文。
韩愈《答李秀才书》云“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必出于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
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欧阳修“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他们对于文与道关系的看法是十分鲜明的。
而对于七子派来说，由于他们复古的思想是从诗的领域开始，进而扩及至文，所以对于文学创作的观点论述相对较少，他们对于道统的观念因为时代的关系而减弱，更注重用文章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如李梦阳说“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徐祯卿也提出“因情立格”。
从文章形式来看，也就是语言文辞方面，韩愈强调语言需要积累，但同时也不能模拟。《答尉迟生书》云:“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馀。
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同时他也指出“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对于陈言务去这一点，韩愈在很多文章中都曾提及，可见他对词章的重视，他承认文辞出于己是很难的，但是如果做不到就是剽窃，而韩愈那些语言奇险怪异的文章也与他自己强调陈言务去有一定关系，当然其文章也有文字平易之作。而欧阳修、苏轼则是散文平易风格的代表。
明代七子派在文辞方面却走向拟古，他们写诗作文更强调要有法，也就是要有一定的规矩，李梦阳将文学创作当作临帖一般，要求尺尺寸寸必须合乎于法度，认为“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当然也不能抄袭文辞，如“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犹班圆倕之圆，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
对于文章的结构也提出了细致的要求“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密，半阔者半必细，意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规矩而方圆者也。”，如此细致而周密的创作之法看似有规矩可循，但实际上也束缚了文人的创作。
相对于李梦阳而言，何景明相对就比较灵活一些，认为“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王世贞《艺苑卮言》曾经对作文之法也有总结概括，如“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
但他在晚年意识到自己年轻时的主张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悔悟道:“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四库总目》论《读书后》云:“其文反复条畅，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可见七子派的作文之法的确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二)复古实践方面
韩愈身体力行，将自己陈言务去和道学理念实践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他散文多半是基于时事有感而发，里面包含着自己浓郁的情感体验，就像《杂说》中借伯乐与千里马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祭十二郎文》用朴实的语言诉说了自己侄儿去世后的哀痛。
苏东坡对韩愈有很高的评价，“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本人的文章也是构思高妙，而语言平易，刘熙载曰“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
而七子派的创作在文辞方面却没有做到与他们的理论相吻合，他们的文章创作，文辞多源于古代经典，进行剪裁拼凑，并未达到他们所说的“舍筏登岸”。《四库总目》评价李梦阳“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明史·李攀龙传》“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
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李攀龙修改古人诗篇中的几字便成为自己的诗歌，“易五字而为翁离，易数句而为东门行。”剽窃模拟，句摭字捃，连好友王元美对其模拟之辞评价亦不高“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他的文也同其诗歌一样，生搬硬套先秦经典中的文辞，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在阅读时的难度，同时也失去了文章的文学价值。
综上所述，在理论方面，七子派与唐宋八大家都是取法秦汉，反对文辞上的因循模拟，然而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却形成了不同的结果，七子派只学习字句格调等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也疏离了与时代的联系，因而成为一种失败的复古。
三、产生差异原因探析
明代七子派与唐宋八大家的文论及创作在后世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史小军曾在《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唐代古文运动与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体学省察》一文中，从文体意识的角度对明代七子派的文学复古活动和唐代古文运动的差别加以说明，认为文体意识的强弱导致了二者的创新与守成。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明代七子派与唐宋古文家们的文学理念与实践的不同，还与不同朝代选举制度、文化环境、社会思想密切相关。
(一)选举制度
从隋炀帝开科举以来，科举作为一门选官制度，为官僚集团选拔了诸多人才。虽然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科举考试的内容有诸多变化，但是它的确为很多寒门弟子开辟了一条通往仕途的道路。而考试的内容和考察的方向则决定了举子们学习的内容。而这又会对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与科举选拔密切相关。唐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很有名望，然而考功员外郎并不对其加以擢拔，因为他们的文章文采浮华，缺乏实际内容。唐代科举先是诗赋、时务策、明经策并行，后来主要以诗赋取士。
而诗赋进入科考也使得广大考生更加重视诗词文赋，因此，当韩柳引领复古思潮之后，文士们纷纷响应，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古文运动。宋代的科举依然沿袭唐制，以经义和诗赋为考查对象。在欧阳修知贡举后，他则下令应试要写实用的散文，反对险怪奇涩之文。这都为古文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到了明代，科举考试的形式演变为八股文，《明史·选举志》云:“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而八股文后来逐渐程式化，市面上也出现了应试的书以供考试，举子们不再需要阅读经史文献，便可参加科举。
顾炎武为此感叹:“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后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已经成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为《十八房》之读。
读之三五年而一幸径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呼!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而这一切又导致整个时代文风的衰落，“率天下而为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衰，心术由此坏”，“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可须一年而成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速食化”的学习使得明人的学问十分空疏，从而导致了在复古方面陷入模拟的窘境。
相比于前代来说，明代科举的局限，使得文士与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疏离，导致了他们对诗歌和散文的写作并不擅长，同时又由于他们对古典文学知识的积累太少，使得明代文人想创作出类似于秦汉之文的散文已十分困难，只能借助固化的形式来上溯文学经典。
(二)文化环境
唐代自建国以后便开始实行偃武修文的政策，并建立起完整的文化机构用以培养人才。而唐朝的统治者对文人知识分子也十分重视，在文化方面的束缚也非常少，使得有唐一代形成了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时代风气。宋代重文轻武的文化政策更为明显，古文运动在宋代蓬勃发展与宋朝实行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由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因而加强对武将的控制是他即位以来首先确定的事情。他在杯酒释兵权之后，开始广泛招揽文士，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完善科举制度，使得宋一代的文学发展十分繁荣。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对文化进行统治和管理。
欧阳修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说:“天圣中，天子下诏，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而对于前代来说，宋代士大夫们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与皇帝共治天下，并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此良好的文化环境也使得欧苏等人继韩柳之后，重新举起复古大旗，开启了古文运动的新篇章。
而相对于唐宋开明的文化政策来说，明代残酷的文字狱让文士的心理产生了深深的阴影。朱元璋因为自己出身的原因，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学作品中涉及“僧”“贼”等字眼十分敏感，于是大兴文字狱，迫害了很多天下知名的文士，同时也将元代遗留下来的精英文士摧残殆尽，使得当时的文人思想迫于文字狱的压力而趋于奴性。
同时对不符合文化专制思想的内容进行禁毁和修改。如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下令删削《孟子》书中不利于统治的言论。文化的专制严重压抑了士人们自由的思想，导致了明代文人们局限于国家规定的各种文化要求，因而在复古的道路上也无法进行自由创新，而沦落为模拟文字的复古。
(三)社会思想
社会思想也是影响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唐代是中华文化最为开放包容的时代，在唐朝社会发展中，儒佛道三教处于并行状态，并且没有海禁等政策，所以与国外的交流很密切，整个社会迸发着生机与活力。稳定的社会环境给诗赋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由于道教被奉为“国教”，而武则天有佞佛，使得作为道统的儒家的地位大大下降。而宋代，因为经历了唐末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传统的儒家思想淹没在滚滚硝烟战火之中。因而唐宋时期的士大夫们便想通过建立新儒学来整顿社会秩序，他们用自己的笔书写文章，重新建立道统，恢复儒学的地位。
他们的散文是以传统的儒学思想为基础，并力图通过文章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纲纪，因而他们的创作本身就带有着社会责任感，创作之初，他们就不单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而是立足于现实社会，虽上溯秦汉之文，但是追溯的是秦汉文章中文字与思想的和谐以及儒家的道学思想，而不是追求那字句上的相似之处。
明代，理学和心学对文士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主张“心外无物”，“不假外求”，对传统的道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所以当七子派举起复古旗帜的时候，他们与唐宋古文家们的目的是不同的，他们写作并非是为了改变社会秩序，更多的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从文字的角度出发，对现有时文的浮靡进行修改。
他们学习古人的精神也少了一份对社会的责任感。同时，心学逐渐向空虚的方向发展，使得个体精神失去了本立足于儒学的根基，文士们的学问也变得空疏，这些均使得明代的复古思潮缺少良好的文化基础，从而成为流于表面的，模拟字句式的复古行为。
四、结论
唐宋古文运动从产生到繁盛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萧颖士、李华、元结等人是古文运动的孕育阶段，韩柳则是发展阶段，然而在唐末到五代又转为中落阶段，等到欧苏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在这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士们对自己的理念不断改进，不断发展，最终使得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页厚重的篇章。
而明代的复古思潮也是历经了前后七子的传递，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而岿然不动。虽然二者的初衷相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因为各种原因而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一个由复古而走向创新，一个由复古走向泥古。但是无论在何时何地，先秦两汉时期的文都是古典审美理想的代表，它们是形式与内容和谐的统一体，是复古道路上的指明灯。
参考文献：《马茂元校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