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后草原文化 蒙古族小说创作

一、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党的十八大继续明确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这是符合作家艺术家理论修养要求的，符合文艺发展方向的。人民是世界的主宰，人民就是一切，没有人民我们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我是从生活底层走来的作家，曾经在草原深处和农牧民们一起悲欢离合过，进城之后也是个普通的文艺知识分子，每天感受着时代的变迁，时刻承受着生活的挤压，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员，因此对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一点上从来没有怀疑过，从来也没有动摇过。我的文学创作绝大多数是以草原为背景的，怎样更好地表现草原，更好地表现蒙古同胞在今天的生存状态一直是我苦苦思索的问题。草原是中华大地北部屏障，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对于内蒙古的蒙古族作家来说，坚持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以草原为中心，以蒙古族民众生活为中心，以蒙古族文化的发展演变为中心。

但以什么为中心？以什么为方向？这是个作家的理论修养问题，是作家的情感和立场问题，而且很多时候这点是文艺领导者考虑的问题，是批评家在梳理文艺创作潮流时所倡导的问题。领导者、批评家和具体的作家艺术家是在一个问题的几个侧面思考着，运动着，承当着不同的责任。

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个作家的良心，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情感，是一个作家的灵魂，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时刻不能忘记的。

但是在解决创作方向问题和立场问题之后，作家和艺术家还没有进入创作状态，这时距离真正的创作还有一段路程，而且后面的路程更艰难，更曲折，更复杂。

二、关于后草原文学

要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生动准确传神地表现时代生活，首先要对生活有个清醒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内蒙古的当代生活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

1993年下半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后草原文化的边缘上》，点评一个蒙古族业余作者的短篇小说《独门小院》，发表在《草原》杂志上，第一次提出了“后草原文化”的概念。

自1993年之后，我对后草原文化问题没有再发表任何一点文字，我不想介入理论的争论。内蒙古文坛缺乏理论探讨的风气。但是我的后草原文化论点引起了东部蒙古族作家孙全喜的兴趣，他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于他的创作之中，居然收到了比较不错的效果。包头的汉族作家温少波欣赏关于后草原文化的观点，写过长文表示赞赏相应，可惜温少波的创作后来进入低谷，当然这和后草原文化思维无关。理论永远不能代替创作。作家的一生就是一个曲折的创作过程。

对后草原文化理论贡献最大的是女作家、教授黄薇先生，黄薇是土默特蒙古族，她的父亲在首都北京工作，是蒙古族大学者，对蒙古文化和蒙古历史有辉煌建树。黄薇继承父亲志向，一面教书做学问，一面写小说，她的小说在内蒙古独树一帜。在蒙古族新小说的创作上黄薇是走得最远的，贡献最大的。黄薇赞同我的后草原文化提法，根据后草原文化理论她写了很多理论文章。多年来黄薇在内蒙古文坛一直是以快人快语、观点坦诚犀利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可惜她在退休之后回到北京，和内蒙古文坛基本失去了联系，是内蒙古文坛的一大缺憾。

将近20年过去，重新回首审视后草原文化理论，在今天这个理论的先锋性、前卫性和探索性虽然已经丧失，但仍然很有价值。蒙古族大导演麦丽丝去年反复停留在内蒙古西部鄂尔多斯，对鄂尔多斯社会发展进行考察。在一个座谈会上，她说鄂尔多斯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这让我很受振奋。今天不会有任何一位领导、社会学家和批评家认为内蒙古还停留在草原文化状态，蒙古族还处于游牧经济状态。中华民族正在空前的日益壮大，游牧文化已经结束，草原已经成为文化符号，这是不争的事实，民族融汇气象日新月异。内蒙古已经进入后草原文化时代。既然生活已经如此，作为最敏感的文艺理论为什么还滞后于生活呢？批评家是知耕鸟，是守夜人，应该最能觉察到生活的这种细微变化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乐观的历史进程。但在这个进程里，文化的状态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恰恰比较适合于小说，也应该产生优美的小说。

小说的写作比论文的写作艰难得多，更不容易把握，艺术的感觉模糊而漂移，远远没有逻辑思维那么明确和清晰。用后草原文化和后草原文学的理论观照当今内蒙古的身边生活，我们会有很多新的有意思的发现和收获。坦诚地讲，我的创作指导理论就是后草原文化理论和后草原文学学说，这些学说让我收益匪浅。我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同行关注后草原文化和后草原文学理论。

在当今的后草原文化时代和后草原文学时代，作家艺术家需要表现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突然面对了一片新鲜辽阔的世界，新的艺术感觉扑面而来，让我们兴奋不已。像这些年蒙古族大画家朝戈的油画作品，蒙古族导演麦丽丝、郁晓鹰的电影作品就带有鲜明的后草原文化的特质。蒙古族老作家阿云嘎的小说创作也完全是后草原文学状态，他的小说和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的草原小说是迥然不同的。我的创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属于后草原文学创作，因此已故的朱秉龙先生在他的一篇长文里说我的创作给蒙古族文学带来了阴柔之气，是完全错误的，他的理论不适合解释后草原文学。

三、关于蒙古族小说创作

我的小说主要是草原题材小说的写作，或者是后草原小说的写作，至目前为止仍然如此。

我这个蒙古人，用汉族思维来表现自己的民族，这里边有一个很繁琐的转化过程，要越过很多文化障碍，重新确立很多美学标准，蒙古民族和汉民族的美学标准是有差异的。

我想内蒙古的很多作家也是如此，在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的时候，更应该把正确的理论所得贯彻落实到文学创作中来。

根据粗浅感觉，我把蒙古族小说或后草原小说分为六个层面来书写。

1. 基本生活层面的书写

小说只能在某种生活状态中展开，这虽然是检验作家的生活基本功和艺术基本功的地方，却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无非是人云亦云而已。我们很难在这个层面发现作家的才能和卓越，这是小说的基础。

２. 文化层面的书写

民族和民族的本质差异就是文化，对文化层面的书写是今天作家们的自觉的一致的行为。现在要命的是文化泛滥，文化庸俗化。泛滥之后的文化就是伪文化，就是文化糟粕，很多人就是文化糟粕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滞后的理论和不准确的理论也是伪理论，是伪批评，是文化糟粕。痴迷伪理论和伪批评是可耻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作家在小说里进入文化层面的表述时必须谨慎，要远离伪文化。

３. 人性层面的书写

对于小说来讲，人性高于文化，而且是更饱满的文化，一种人性得不到张扬的文化必将枯萎。今天充斥我们耳膜的批评声是伪草原文化，是伪蒙古族文化，伪批评遮蔽了真正的艺术感知，文化符号压垮了人性。在文化符号面前找不到人性的巨大差异，要想把蒙古族小说推向新的阶段，我们必须表现新的人性。

４.地域生活氛围和独特生命情绪层面的书写

这个层面是对小说味道的调制，也是对小说美学的校正。小说的艺术世界里生活氛围和生命情绪是一种独特的美。这也是内蒙古小说创作所欠缺的，是个薄弱环节。

５. 历史层面的书写

在特定的时空里个体生命的走向和历史的走向是相反的，这种相反其实就是历史的腠理。历史腠理是微观的，具备无限的美学魅力。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硝烟下的巴尔虎草原》，企图表现这种意识。但这是极其微弱的描画，还不足以表现这种庞大的感觉，只能等待更多的作家来共同完成。

６. 哲学层面的书写

这个层面的书写是最艰难的，很多作家的关节炎类风湿总在此时发作，无法继续前进。我的中篇小说《萨仁格日勒的草原之旅》是一篇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躯壳的作品，这样的小说在蒙古族小说里还比较少，是个尝试。《萨仁格日勒的草原之旅》有多个主题：丢失、寻找、求索、抗争、失误、拯救、诱惑、罪恶、情爱和惩罚。萨仁格日勒代表城市文明，桑杰代表草原文明，暴雨雷电和马代表拯救人类的必然力量，父亲代表偶像、信仰、雄性和英雄，柳树代表母亲，柳树洞穴代表回归永恒之路，哑巴代表话语权。把这么多思考都集中在一部中篇小说里是很累的，疲惫恐怕会波及读者，哲学问题的确麻烦。批评家对哲学感兴趣，读者对哲学比较厌烦，不屑。

蒙古族小说或后草原小说的书写莫非只有这六个层面吗？肯定不是的。2012年的秋天我也在寻找着新的路径，还没有找到。艺术上一点点新的发现都是不容易的。

城市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电脑解决不了精神问题，互联网不能代替生命体验。只要活着就有困惑，而文学是解答生命困惑增加生命体验的最佳工具，走向文学的人们必将络绎不绝。因为困惑，我将在文学中坚持到最后，这也是蒙古人的固执。

由于想要讲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就想起了这么多杂感，创作着就得思索着。

（本文原载《草原·文艺论坛》2013年第1期，作者白雪林系内蒙古文联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