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苏东坡坦诚率真 想说就说的性格

聊聊苏东坡坦诚率真，想说就说的性格

吴斌

苏轼参加会试，也就是考进士的考试时，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他应试作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作为主考官欧阳修，怎么也想不起这个，皋陶与帝尧的“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出在何处，于是就虚心地问苏轼，这个典故是出自哪里？苏轼回答说“想当然尔”。意思就是说，那是我编造的。

从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是多么的坦诚率直，想说就说，不计后果的性格。幸好是遇到开明的欧阳修，否则这次的进士及第就悬了。苏轼最终没能升上相位，原因或许也就是基于此吧。苏轼一生中数次的贬谪，起因也多数是其“想说就说，不计后果”而造成的。

比如在王安石大刀阔斧开始变法之初，苏轼就给宋神宗上书，真是想说就说，以其广博的学识议论起新政的弊端来。苏轼说：“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意思就是：我所要说的也就三条而已，希望皇上，一结人心，二厚风俗，三存纪纲。苏轼虽然说他只论这三条，可是在这之后，却洋洋洒洒地用了大段的篇幅，引经据典地分析了新法为什么不结人心、不厚风俗、没有存纪纲的问题。要求宋神宗废除新法，以确保“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当时宋神宗是希望通过变法来励精图治的，因而是支持王安石的变法的。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苏轼被“赶出”了朝廷，贬谪到了地方去工作。

还有著名的“乌台诗案”，那是他在由徐州知州转任湖州知州时，呈给朝廷与宋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中的几句话惹的祸。这《湖州谢上表》，只是个例行公事的到任“报告”。可是“多话”又不考虑后果的苏轼，偏偏还要在报告的最后“想说就说”地添上：“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大约是说，皇上知道我愚钝不能适应现在变法的形势，难以追随变法派们的新政，看在我始终没有节外生枝，给朝廷添麻烦的份上，安排我去教化治理一方的小民。

这段话无论如何都有一点“我愚钝无能，不能在朝廷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只能在地方当个小官”的牢骚之意。变法派正愁抓不到把柄治你呢，这可好自己送上门来了，御史台抓住这几句话不放，最终整成了“乌台诗案”。这次的处理那就严重得多了，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主任科员），并且要接受当地官员的监视。

才华横溢的苏东坡，看人看事自然要比别人反应得更快，看得也更深一点。再加上其率真而直接的性格，因此在评论起人和事来，与他写的文章一样恣意豪放。如果他的观点与当政者一致时，人们会惊叹于他引经据典、豪放宏阔、高大上的议论。所以说苏轼在顺境时，是比较容易受到重用与提拔的。故此，也确实担任过许多朝廷重要的文职岗位，如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诰、翰林学士、朝廷科考的主考官、礼部尚书等等。

但才高如此之人，看问题往往都持批评的目光。在宋哲宗少年即位时，高太后主政，保守派受到重用，新法尽皆废去，此时的苏轼可谓是大红大紫。然而，他又看不惯保守派们全盘否定新法的行为了，认为在新法中，有许多的做法是很好的，必须持续地做下去，不可彻底废除。因此，大文豪苏轼是两边都讨不到好，常常受到同僚的妒忌与算计。聪明如此之人，自然也明白自己的毛病，可事到临头，又往往管不住自己的嘴，性格使然也。

为避免与朝臣的勾心斗角，苏轼多次请求外放，在杭州任知州，并建设了著名的西湖苏堤，就是他自己提出请求，到地方去任职的。但话说回来，苏轼所写的文章、诗歌等如此的灵动、豪放，或许又是得益于他的这个性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