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赋创作数量和规模上颇为繁荣 特别是西晋 作家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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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赋作

两晋赋创作数量和规模上颇为繁荣，特别是西晋，作家众多，如过江之鲫。据学者统计，两晋赋家150人，赋作500篇。其中西晋90人，作品400篇。[15]从中也可以看出，东晋赋家人数和作品少，与西晋不成比例。不过。东晋因后期陶渊明出现，其数量不多的几篇赋体力作，也可成为两晋赋体创作的大轴了。

前人用政无准的、士无特操来概括西晋风尚。从汉末开始，先是曹家的篡汉，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曹，都是假公济私，冠冕堂皇。特别是后者，对异见之士的残害，连他们的子孙多少年后听人讲起都羞愧难当。老传统是打天下坐天下，现在是很短的时期内你篡我、我篡你。太败坏风俗和心术了！

结果就是人们嘴里的是非与心中的是非不一致，说一套做一套。生活在这样的大氛围中的士人，如何有“特操”？嵇康无端被杀，连向秀也不敢不跟司马氏合作了。这是世故，但不世故就活不下去。士人的世界就整个变得世故了，不能照着心里的是非，而是照流行的是非行事了。

那就必然是士风萎靡，趋炎附势，热衷功名，甚至助纣为虐，如潘岳受贾后之命构陷太子，至于奢靡腐朽更是其中应有之义了。西晋两大文人，陆机和潘岳，都是放到任何时代都不输人的大才子，可他们都是那样的热衷趋附。权贵贾谧身边趋附的“二十四友”，几乎囊括了当时的所有大文士。

这样的集体性堕落，正是西晋士无特操的生动表现。文学是人学。西晋包括赋在内的个体文学，除了“永嘉之乱”发生后不久一段特殊时期的篇章外，颇缺少内涵方面的魅力。除了前面所说的追逐题材的多样外，几位大才的作品，内容上多是个人化的东西，如怀念家乡、嗟老伤贫等“我与我周旋”的东西。但是，在追求文字表现上，却颇能给后继者启发。

这也有其必然性。前面说过，吟诗作赋以表现自己的特殊能力，这样的追求，既然有俘获帝王的大诱惑力，必然是每位士人都得写。若论数量，500篇绝不会是两晋的实际数量，实际的数量应该大得多。风气既然如此，那些擅长文章的大才子就更会矜奇炫博，用超奇的文字博取荣耀。文章会因此而大变，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骈俪化的突飞猛进。

大约从西晋的潘岳、陆机开始，赋及其他诸多文体开始了一种转变，那就是从追逐题材，向开掘语言表现力的方向转进。既然在内涵上不能开出什么真正具有美学价值的东西，在语言上的追求也是好的。正是在南北朝骈体文章的写作中，汉语自身所具有的表现功能，得到了颇为充分的表现。

东晋的赋作，如上所说，与西晋相比很少。不少人认为，是因为两晋之际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很多作家死于非命。实则这样的说法未必合理。果真如此，清谈之风也会有所消歇，可为什么东晋清谈之风反而更盛呢？东晋赋作——当然也包括其他文体——数量少的原因，恐怕还得从士人精神状态方面来找。东晋与西晋的士大夫有诸多的不同，有一点差别很明显，也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像潘岳那样的望尘而拜的干没之风稀薄了。为什么？用不着。

西晋皇权固然有众多大家族势力支持，但还没有发展到皇权在世家大族面前低声下气的地步，东晋则不同。东晋是“王与马，共天下”，其实就是与诸多过江来的大家族“共天下”。东晋的政权若没有南渡的王、谢、袁、萧和南方本地的顾、陆、朱、张诸多大家族支持，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始于西晋的世家大族的门阀达到顶峰。王、谢等诸大家族的士大夫，政治上把握权力，文化上也引领着士风。

从西晋以来的好清谈、好散怀丘壑的文雅，及望空属白、“笑勤恪”、懒散不负责的政风，同样更盛更浓。这些都是所谓“名士气派”，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艺术化的生活样态。名士艺术气质都很浓。这样的艺术气质，说来奇怪，反而不适于文章的写作。

桓温修建荆州城，率领一些文士登高观览，桓温提出谁能恰到好处地给新城予以品题，便有厚赏。在场的顾长康脱口而出：“遥望层城，丹楼如霞。”在场者莫不激赏。这便是登高俯临之际的文学活动，将大家登临的感受一语道破，就把一次士大夫群体的登临“艺术化”了。此时此景，片言居要，本身就是文章，还能指望他们有谁把这次的登临一句一行地记录下来？那就绝不是名士的做派了。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半路而归，也是名士的做派。

他们不是不懂得光景的美好，相反，他们可以为此而神魂颠倒，但是，兴起兴尽，倏忽可变。可以想象王子猷把他对雪夜光景内心感受记录下来吗？清谈、书法、弹棋、游山历水都可以归在他们艺术化人生的大名目下。他们可以汇集在一起，茂林修竹、惠风和畅可以使他们即兴赋诗，但是，坐在家里熬油点灯写文章，离他们的风云际会的雅趣就太遥远了。东晋文章少，原因不一。名士做派，应该是不可忽视的一条。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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