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通过美学和艺术创作 促进社会变革的实现

伏尔泰通过美学和艺术创作，促进社会变革的实现

有一次，伏尔泰提出了他的著作《关于火的本质的实验》来应征巴黎科学院的奖金。科学家们高度称赞了这位哲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但是，他们又向他暗示，他在精确科学方面不是“伏尔泰”，因而把奖金授给了杰出的数学家列昂纳尔德·欧拉。事实上，伏尔泰按他个人的才能来说首先是语言艺术大师。如同所有启蒙思想家一样，他为自己艺术提出的首先是近期的实际目标：通过艺术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并且为此制造新的社会舆论，促进社会变革的实现。在他看来，艺术是传播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因而他在与封建制度作斗争中广泛地运用它。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写道：“因为诗作、喜剧、悲剧、小说、道德推论以及关于神赐和焦急不安的神学争论而感到厌烦的法兰西民族，现在终于谈论面包了。”启蒙思想家要求艺术家为社会服务，并抨击对待人民需要的各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脱离了现实情况，进入幻想和梦幻世界，拒绝为非常重要的社会任务而斗争的诗人，就是逃避义务的人。伏尔泰写道：“我们全是国家的士兵,我们向社会取得薪俸，当我们背弃它的时候，我们就成了逃避义务的人。”启蒙思想家们指出他们自己的艺术的从属作用时，丝毫没有对这种情况感到不快。他们使自己的著作充满了哲学和政治思想，他们竭力利用艺术的一切有表现力的和易于激起感情的方法来宣传启蒙思想。孟德斯鸠就他的书信小说《波斯人信札》写道：“在书信形式中，人物不是挑选出来的，里面的情节也丝毫不依赖于什么构思或一次拟就的计划。作者认为把哲学、政治和道德结合到小说中去是有益处的，并且用神秘的和在一定程度上不易觉察到的锁链把所有这一切联系在一起。”

人们在论述伏尔泰的大量作品中，通常都指出诗人同美学和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实践有联系。同时，应该指出伏尔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对于古典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所作的批评。古典主义美学是和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哲学相联系的。鲍哇洛在仔细研究古典主义的标准时，所依据的是笛卡尔的哲学。伏尔泰还在美学方面同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继续进行了斗争。他写道：“你们请教哲学家，而他们却向你们发一通胡言；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却是与最初形态、美的精华相适应的某种东西。”伏尔泰赞同古典主义者的以下论点：美是能使我们愉快的理想化了的真理，而艺术则应该是对自然的理想化了的模仿。他在《哲学辞典》的一个条目中写道：“我们称之为美的东西，只是使我们的感觉和精神充满愉快和喜悦的东西。

但是，古典主义者和伏尔泰的历史观的共同的纯理性主义的性质，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这位哲学家的观点的革命启蒙的内容。伏尔泰不仅在许多方面保持了与自己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相对立的美的理想，而且竭力弄明白美的理想在历史上的正确性。在古典主义者的规范的美学中，关键是承认美的埋想的永恒性和绝对性。古典主义者把模仿古代诗人定为一条原则。他们认为，自然界存在着永恒的美的理想。古代的诗人、建筑师和雕刻家在艺术中找到并刻画了这些对历代各民族来说都同样优美的形象，而对于新的一代诗人，建筑师和雕刻家来说，留下的工作只是有效地模仿古人。

古典主义者生活在专制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对于君主的崇拜和对权威的绝对服从是没有止境的。犹如在一个国家里国王被视为专制的、真正神化了的统治者一样，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也确立了它们的“绝对正确的”权威者，确定了审美观的倡导人，鲍哇洛是艺术理论的权威，拉辛是创作悲剧的权威，吕律是音乐权威，等等。这些人左右着他们同代人的艺术审美感。服从权威的精神曾经是那么强烈，以致这些艺术审美观的提倡者本人都盲从古人，或者更确切地说，盲从那些他们认为是古人的发明的艺术原则。这种情况后来造成了停滞不前的气氛，束缚了向艺术方面发展的新的一代人的积极性和创作毅力。伏尔泰是最先向古典主义者美学发动进攻的人之一。他从基础着手，即驳斥古典主义者关于美的理想的永恒性的理论。

伏尔泰在《论写作叙事诗的经验》中写道：“即使一些民族住得很靠近，它们之间的习惯、语言和审美观也总是不相同的。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一个民族经过三四个世纪之后也变得认不出来了。在完全依赖于想象力的艺术领域里，亦如在一些国家里一样，发生着频繁的革命：尽管人们竭力使艺术静止不变，它们却以成千种形式发生着变化。”

伏尔泰推论说，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可以而且应该颂扬古人的艺术的卓越范例，但是盲目地模仿它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十八世纪法国人的生活丝毫也不像古希腊人的生活。伏尔泰向他同时代的人呼吁说，我们要颂扬古人，但是不应该容许把我们的颂扬变成盲从的偏见，我们不要不公正地对待人类的本性和我们自身，而只对古代的作品感到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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