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泥泞路上 高平农家女孩踽踽前行（中）
高平记忆 | 故乡泥泞路上，农家女孩踽踽前行（中）
来源|高平文昌会
作者：袁慈霞
-正文-
接上篇：故乡泥泞路上，高平农家女孩踽踽前行（上）/本文6600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后来上课时，发现教室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前面黑板正中上方挂上了毛主席像，每节课老师一进教室，班长便带领全班同学起立，向毛主席敬礼等仪式，一直不见发书，一个空空如也的书包（布袋）背着上学放学。
再后来又要求每人带一本红宝书（红塑料套的毛主席语录）到学校，课前的仪式我们都要右手举起红宝书。语文课就是学喊口号和读毛主席语录，低年级读短的，高年级读长的，听得最多、读得最多的要数“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条了。
大概是教材编委会忘记有我们这一届学生了吧，一年过后我们还是没有书，新入学的一年级倒是发了书，我有些羡慕，回到家便看了邻居家小孩的书，印象深刻的是，语文书的第一课和第二课分别是字上面注有拼音的“毛主席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从此记住了毛的拼音是mao，以至后来知道初中英语课文里“Chairman Mao”里Mao的来由。
二年级开始教我们的是袁季康老师，他原来教过姐姐，听姐姐说他很严厉。他在没有书的情况下抄一些毛主席诗词教我们，诗词中一些生字他用典型的高平话告诉我们：“长字读一截，宽字读一边”，又教我们数学，在他的管教下，我的成绩也好了起来，每期期中、期末都被评为“五好学生”，并得到一张油印的黑字白纸奖状。
这种奖状我没当一回事拿回家就随便一扔，没想到我奶奶却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平时不见奶奶露出声色，却在我六伯回家时悄悄地告诉了他，六伯又在我父母都在场时宣布：家里的小孩读书凡在学校得到奖的他也给奖励。当时我爸非常高兴地要我拿出奖状到六伯那儿领奖，我说都是油印的被我扔掉了，爸爸好是失望，但看得出心里是高兴的。
大家为此高兴没多久，小弟出生（1970年暑假）后，年近八旬的奶奶可能吃不消了，只好让我辍学在家带我小弟。
辍学一年后，母亲让我再回学校读一年，算完成她那“伟大规划”，我先到三年级，几天后原来班的同学把我拖到了四年级，到四年级后写作文时让我非常恼火，自己也因只有一年书读而懒了起来，将作文本藏着说是丢失了，一学期的作文一篇都没写。
数学课学的是珠算。我小学读书时交学费、买笔等都由母亲负责，母亲那“女孩读书无用”的思想作祟，自然不够重视给我买需要的学习用具，在辍学前就因为笔经常被偷没笔写字，学珠算时又没给我买算盘，家里爸爸有一个随时都要用的算盘我又不敢拿去学校，所以老师上课时我只能看不能跟着练，过后即忘了，那一年的成绩是一塌糊涂。
六伯上次出去不久后，六伯把女儿送回了家由奶奶带，后来六伯又由于身体原因回家休养，这给我的读书生涯创造了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我母亲不让我再上学时，父亲却不顾她又哭又闹坚持让我继续上学。所以我接着上了五年级，五年级的老师叫周朝仁，年龄有点大，周老师教我们语文、数学和农业常识。
农业常识书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二十四节气与农村农业生产的歌诀：“一月小寒接大寒，兴修水利积肥忙；二月立春雨水连，灭地除草早耕田……”。
我的书就这样读着。但后来突然发生的一件大事让我牢记于心：因为母亲给买的毛笔很不好写，有一次作文的字写得不好（我的记忆中与平时没多大差别），周老师不问原因就当着所有同学在课堂上给撕了，要我重抄，当时觉得特别委屈、丢人，激烈的反应是作文本一到我手，便将所写全部作文撕掉，周老师又罚我放学后将所有作文重抄好才能回家。
这天偏偏又验证周老师常说的“骑马没碰到亲家，骑牛又碰到亲家”那句话，从没接送过我的母亲那天不知道办啥事后，来学校接我回家，周老师将情况告诉了我母亲，说我个性太强。
这成为我读书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因“自己学习问题”被老师罚又被告诉家长的事。从此我心里有些恨周老师，但对读书的兴趣未减，只是开始他上他的课我听，课堂外看到他就远远地躲开，一直这样到小学毕业。直至毕业都没见过原来姐姐那样的语文书，心里好些失落！
由于我家住山上，上学时必经一段山路，山路在平时好像不觉得怎么难走，一到冬天下雪结冰及化雪天就特别难走，结“流流冰”时一不小心就会滑去很远，甚至摔得人仰马翻。
化雪的时候因为路上的土全被冻松，再加熔化的冰水全部渗透土里，黃泥的粘性变得特别的好，走路时一脚踩下去，提脚时鞋子上会粘上厚厚的一层泥巴，再踩下去再粘一层，必须走几步找到路边的柴草或石头刮几下。
小学毕业前一个化雪天（我们进五年级时改为春季招生），我一步步走去上学，来到大坪里时我同学的妹妹急匆匆地告诉我：早上周老师来到他们家叫他哥上学去了，说当天是我们升初中考试，因为我家太远老师就没去叫我，我只能不顾一切地向学校冲去，万幸的是我刚到座位，监考老师（平时驻在学校不知是什么工作队的人员）发卷正好发到我前一排的位置，我顺利地参加了考试并自我感觉很不错。
后来听说我的考试成绩列全公社第二名，我即顺利地升入初中。
初中当时叫大桥中学，为曾经的女学堂，是有一定历史的老学校。上初中前基本没进过校园，总让我有种神圣感。
当我进入校园便觉得新奇，四栋两层木结构的房屋组成一个四合院，四合院四角各有楼梯上下，东西南北各有走廓相连，大门朝东，一楼走廊围绕四合院内侧一圈后，西方的长廓一头通往礼堂与食堂再到宽阔的大操场，另一头经过西北角的楼梯上二楼，再经过一条长长的小坡走廊徐徐而上，通往半山腰的厕所，在东面的二楼外面，一条又长又宽的走廊面朝东方，喻示着学校紫气东来、欣欣向荣，走廊里视野开阔，光线充足，夏日习习凉风，冬天温暖的阳光，吸引很多师生下课后聚在走廊或交谈或嘻戏玩耍。所有走廊都有遮风挡雨的建筑物，在校园内任意区域来往都无需雨具和雨鞋。
我们这届有两个班，分别是九班和十班，我在十班。可以说初中阶段是我读书史中最快乐的时光，一进去写的第一篇作文，语文老师就让我抄好张贴在学校好作文专栏。
由九班班主任曾益三老师上的数学课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思维活跃。周婉老师像讲故事一样讲解历史课。周先章老师抑扬顿挫、娓娓道来的地理课都让我听得如醉如痴。班主任周英贤老师教的英语也让我聚精会神。初一期中考试时我的成绩出乎我意料的好，由此老师们一个个地对我器重有加，课堂上的表扬不断，这使我的学习劲头越来越大。
据说曾益三老师是被打成“右派”下放回乡的，由大桥中学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请来教数学，有幸的是直至我们初中毕业都是曾老师教，所以我的数学成绩好得在学校都小有名气。
高中入学后的数学摸底考试时我是三个班中唯一打满分的。有一次自编自解方程的数学试卷被隆回教育局下来检查工作的人员看到后，作为样本带回隆回。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大桥中学非常重视教学质量，当时的聂校长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教师，我对他无一点畏惧感，以至后来我与他女儿成为好朋友。
聂校长兼上政治课，把枯燥乏味的政治课能讲得有滋有味。在他任校长期间有一定年纪的老师还请来了很多，比如教我们上届数学的周玉铜老师、教我们下一届语文的曾眧明老师等。
学校还经常举行各科竞赛。但到我们读初二时，上课的时间少了，运动的时间多了，什么“批林批孔”运动，要大家大鸣大放大字报，我由于以前从来没有学过历史，当时不知道孔子是什么人、在哪个朝代、做过什么事都是一无所知，所以不知道怎么写大字报去批他。
好在一段时间后运动的热情没那么高了，可是随后的学习氛围也没以前好了，物理、化学课均由我们初一时的语文老师上课，教的内容我现在印象不深，但考试时我的成绩仍然是各科都好。
学校在我们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不知称初几，是由春季招生又改回秋季招生的初二后多出的一期）为响应“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我们两个班合并一起办了农村会计培训班，时间两周，由曾益三老师上课，上了包括珠算等课，这次我不仅将小学没学好的珠算学得滚瓜烂熟，其他也学得不错，最后以99分结业；接着又办了农村广播电路培训班，是请区农机厂的王师傅上课，当时结业考试我得了97分，在两班同学里也是高分。
进入初中后不仅学到很多知识，也与好几个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如先后同桌刘美凤、刘？连，上课下课都形影不离，刘桂多至今仍是亲如姐妹的闺蜜，还有九班的刘桃连、袁辉等上高中时都是好朋友。
初中阶段让我快乐的还有一重要事：我可以赚钱了！早在小学二年级时奶奶就开始有意的培养我赚钱的意识，家里的一个鸡内珍、一只鸡毛鸭毛，奶奶都给我收拾好，让我拿到大队（现在村）上代销点去卖，卖到的钱让我自己保存，但家里能卖的东西有限，在当时的山区农村买东西的人更有限。
五年级的一天早上放牛时，发现山里有一树又红又大的萢，当即想起已经怀孕的一年级班主任刘老师，便采摘桐籽树叶做成一个袋子，将摘得的萢满满的装在袋子里，上学时提着直奔刘老师房间，刘老师果然出钱买下了，其后又卖了几次杨梅给刘老师。
上初中时来到了大桥边那么个大地方，我自然是到处考察，发现供销社收购棕树籽，粮站收购桐籽及晒干红薯根碎等，这让我找到了赚钱门路，从此我不再愁没钱买学习用品，还偶尔能买漂亮的花布做衣服。我现在有时想，凭当年这个头脑与能力，如果后来嫁为人妇升为人母后，不是因为相夫教子而放弃，在改革开放后的经商中可能成为一把好手吧！
人往往是没走对路时会很茫然，一走对路就想一直往前走。
自初一时自己的学习兴趣被激发，就想着以后上高中的事，几年前已知上高中靠大队领导干部推荐，被推荐对象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子弟，再是出身好的（当时家庭成分为家庭出身的衡量标准，由好到差的顺序是：贫农或佃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在我们家乡什么小手工业、小土地出租等都算与富农平级，另外是什么“右派”与地主同级）。
历届我们大队都是三个上高中，我在心里盘算过：我们大队与我同届上初中的干部子弟是一个县什么部门工作的人的儿子，一个大队民兵营长的儿子，这两个是打了钉子扶了脚、雷打不动的名额，另外没有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了，论家庭出身有一个贫农的儿子但其成绩确实很差，并且其父母在群众中口碑不怎么好，我家是中农不差也不好，当时大队书记等与我爸关系很不错，加上自己小有名气的成绩，想着第三个名额应该归我了吧！
到了临毕业的那个学期，就是大队领导开会讨论推荐上高中名额的时候，传说开始几次还真把我作为第三个上高中的，但到后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人提出我家那么多人在外当干部（本文开头提到的三个伯伯与一个姑姑，再加上一堂哥在外工作），那个贫农家几代人没读过书为由，第三个名额要给那个贫农儿子。
这个消息传到学校，班主任周老师悄悄找我谈话，安慰我不要着急，如果最后大队没推荐，学校将做特殊个例向三中介绍，幸亏最后一次要决定的会议中有两个人（一个远房伯伯，一个老嫂子）说：别人家有人在外当干部是完全靠自己读书出去的，并没有受到大家什么好处，反而没占家里的田土；几代人没读过书又不是别人不准读，这几句公道话让我作为“候补委员”被推荐了。
后来在75年的暑假中收到了隆回三中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一名准三中学生。
录取通知书中入学报到须知之一是每人要带一担畚箕一把锄头。现在那两位尊敬的说公道话者虽然早已作古，但我及家人都一直感恩于心。
对于隆回三中，我们家人是熟悉的，在40、50年代，我五伯袁美五，七伯袁星七曾在这里初中毕业后考上中专；六伯袁住六在这里读过一年多初中考上省立六中，（今年在高平文昌会的《教育百年》里知道六伯已被载入三中史册），后来虽然因身体原因休学，又拒绝湖南省教委意向培养教委教导后，成为其工作地的一代名师；姑姑袁雪兰也在这里读到初中毕业；堂哥袁汉民文革前在这里初中毕业后，考上隆回二中上高中，再考上大学。
但我在未进三中前，对围墙内偌大的校园有种神秘与陌生感，在1975年9月进去后，发现她的设计与建造至今都让我感到震撼，能让人一看到这个校园，就感觉拥有这校园的地方是人文荟萃、卧虎藏龙的繁荣昌盛之地。
整个校园显得气势恢宏，校舍坐落有致又各自相连，集风水、美学、功能及使用方便于一体。她的大门开向开阔的田野，但我们上学时前面大门几乎没打开过，不知从何时起开的后门，后门外三条主要道路走向是：最大的一条是其正后的从栗山垴下来的下坡路，其余是一条北向通往大桥边街上的和南向通往大桥中学的，大概是那时候少有同学住校，方便各方向的同学进出吧！
记忆中曾经三中的铸铁铃对我来说有种特别的意义：铸铁铃为一空心、两条未封闭的圆柱体，悬挂于后面长综合楼南侧一楼走廊上，敲铃的李老师个子中等，看上去较壮实。
听说这铃与李老师在三中工作（敲铃）时间与三中同龄，李老师敲的铃频率一致、快慢均匀、轻重适宜，悠扬的铃声在大桥边区域内几乎都能听见。
我们高一第一学期大概是半劳动半上课，上课时实行全校考勤，即由各班班干轮流值日，值日生在早上第一次铃声响完后到各班登记，若是5分钟后的第二次铃声响起还没到教室的同学就算迟到，或许是我在家要做的事太多，或许是太好睡起得不够早（每早由奶奶叫醒我），很多天在我跑到食品站时就听到第一声铃响，这时加快到百米冲刺速度冲到教室一般不会算迟到，但如果只到医院下面的水沟上可能会迟到了。
大约开学两月时，我患上了急性肝炎，在百米冲刺时感觉肝区很痛，只好用右手连端带按住肝区，这样可减轻疼痛。后因实在不行便休假两周。
尽管如此，到学期散学典礼时共计迟到38次，我们班侯田的周小航同学迟到45次，王主任点名批评了周小航，没有点名批评“第二名”的我，真是幸哉！
1975年9月1号，是个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日子，早饭后我担着畚箕锄头来到了三中报到，得知我们一届有21、22、23三个班，我被分在21班，21班班主任是彭秉徳老师，据说他是我六伯的同学。
领了书本，印象深刻的是当看到物理书整本就是柴油机图及相关介绍等文字时，我心里凉透了，因为应有的自知之明告诉我，这些东西永远与我无缘。
好在班上的同学大多表现出的纯朴让我们很快地熟悉起来，特别是从颜公中学来的几个女同学因为家在同一方向，约定上学放学同行一段路而关系密切了，其中来自大兴（现汉景）的袁美娥、白地的袁桂华因为同姓还有一种特别亲切感。
上了几天课后感觉初中的那种学习兴趣全无了，原来最喜欢的数学课也让我提不起精神，教数学的刘求和老师很年轻。虽然入学摸底考试时我是三个班里唯一满分的而受到他的特别关注，但因为一是他讲的课很不对我“口味”，二是内容太简单。
大概是“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吧，彭老师的物理课我更没兴趣。化学老师叫郭了姑，也较年轻，大概是化学书内容不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吧，书中内容虽简单但还是有些什么烷、烯、炔等的通式，郭老师叙述还算清楚，所以她的课我还听点。
语文老师叫罗从礼，罗老师一直教我们，两年里的语文课我最有记忆的是，罗老师用带着很重鼻音（应该是有鼻炎）的罗洪普通话读课文《祥林嫂》。
既然畚箕锄头是新生报到必备，劳动肯定占有重要份量的。
开学不久学校的霸砖、烧砖工作就开始了，同时开始的还有织斗笠，在开始前要会织斗笠的同学报名，主管老师告诉我们会织斗笠的不用去霸砖。
那时大兴是高平织斗笠的发源地，随后横岭、茶山等村又相继办起了斗笠厂，我当时还没完全学会，袁美娥自然已是高手，所以报名时她第一个报了，我有点怕露馅不敢报。凭我们关系好她要我也报，并说正好她可以教我，在她的鼓励下我也报了名。
劳动开始后就在学校后面的小山上霸砖，由于我去织斗笠所以对霸砖的具体操作就没亲身经历了，霸了一个上午砖的同学累得汗流浃背的，休息时来到织斗笠处观看，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并说你们就好啊！主管老师说这没办法，这是技术活儿。那些同学只觉无奈地还要继续他们的霸砖劳动。
霸到很多砖后就要准备进入烧砖程序，老师安排我们去十字路煤矿挑烧砖用的煤，不知我去挑过几次煤，好像每次都没老师同去。
其中一次记忆深刻的是我们去挑煤时，矿外的煤不多，要我们自己进矿里去挑，那时的同学思想单纯无比，在没老师在场时也想到大家不能白跑一躺，更不能让霸好的砖没煤烧。所以大家意见一致地都进矿内去挑。
进到矿巷里发现漆黑一团，又长又矮的矿巷顶壁上是一条条松树杆支撑的，我们矮个个还好，有几个高个男同学就惨了，他们必须猫腰驼背低头走，一不小心头顶或额头就会撞上矿巷顶的撑木，我们矮个同学觉得好笑，同时也觉得心疼。
好在老师没规定我们毎人挑煤的重量，但同学们还是很自觉的，都尽量多挑点，争取尽少量次数就挑够一窑砖的煤。挑够煤后就装窑点火煽风，让火燃得旺盛，将砖烧好，随后卖砖。
我的记忆中绝对不止烧一窑砖的，好像一直到高二，一般上半年雨水多没有霸砖烧砖劳动。我们织的斗笠也一样不知去向。我们的劳动除上述外，还每班一个山头种红薯和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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