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民间社会发现古老的民族精神

季红真，1955年2月出生，著有文学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众神的肖像》《世纪性别》《萧红传》等。《汪曾祺全集》主编。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曾就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四年，师从沈从文等。早年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北京做编辑工作，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1947年、1963年分别出版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和《羊舍一夕》；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又一个创作高峰，并受到瞩目，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

《汪曾祺全集（全十二卷）》作者：汪曾祺 主编：季红真、刘伟等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1961年，汪曾祺（左）与沈从文先生在中山公园。

1946年或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再版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和散文风味别致、雅俗共赏，俘获了几代读者。1月10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了首发式。会上，这套精心编纂八年的全集，被著名学者孙郁评价为继《鲁迅全集》之后最有分量的全集，而汪曾祺也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当代作家。

孙郁说：“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东西召唤出来，成为当下社会最急需的精神营养，充满了智性。在审美方面，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和经验，在他的笔下调试出了最具现代性的表达，打通古今。读他的文字，会想到从六朝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气脉，他把这种气脉衔接下来，在世俗社会里发现美，又超越世俗。”

其实早在1998年，也即汪曾祺去世后的一年，就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8卷本《汪曾祺全集》，但由于仓促上马，这套全集的体例和分类不精，错漏不少，有大量佚文未被收入。而新版全集由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季红真领衔主编，收入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小说、散文、剧作、诗歌等各门类都有新发现的佚文收入，其中不少篇章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更有首次发表的手稿，以及新征集到的大批书信。

在编订之初，全集编委会就确立了“回到原典”的宗旨，全集中的文学作品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以手稿和油印本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编订出版的、比较优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为参校本，进行校勘，改正文字的错、漏、衍、倒置及标点错误，力争打造一套可供珍藏的善本。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阅读和研究汪曾祺作品四十年，季红真自称被汪曾祺的作品诱惑到痴迷。她以评论家的眼光揭橥汪曾祺作品的源头，认为汪曾祺接续了魏晋时期志人的文学传统，又与现当代文学中的诸种传统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难以被模仿的风格，从而造就了其经典地位。

关于新版《汪曾祺全集》

全集耗时8年编纂整理，共12卷，4841页，401万字。

含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全集不仅收入了汪曾祺创作的作品，也收入了他加工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以及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

汪曾祺作品出版现象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汪曾祺受到文学史家和广大读者的青睐。在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被定位为一个“潮流之外”的作家，而在大众读者面前，“生活家”“美食家”渐渐成为他的重要标签。爱吃、懂吃、擅写吃，汪曾祺的美食文字和人生态度，在越来越多人追求生活之美的当下，焕发出恒久的魅力。

近30年来，全国有超过80家出版社曾出版汪曾祺作品选集，相关版本不下百种（不完全统计）。其中，以美食、草木为主题的选集最多，比如《汪曾祺谈吃》《人间滋味》《肉食者不鄙：汪曾祺谈吃大全》《五味》《做饭》《老味道》《食事》《故乡的食物》《人间有味》《宋朝人的吃喝》《人间草木》《岁朝清供》等。

被收入各选集最多的作品，是散文《故乡的食物》《五味》《人间草木》，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几篇。

从读者到编者

与汪曾祺作品结缘四十载

新京报：你阅读和研究汪曾祺的作品长达四十年，达到痴迷的程度，能否谈一下与汪曾祺作品结缘的过程？

季红真：第一次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在大学期间，大约1980年读到《受戒》，当时大吃一惊，人都傻掉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不知道它是怎么冒出来的。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那时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都是被封杀的，能读到的只有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作品，而汪曾祺的风格与他们截然不同，我很快就被其吸引。

1982年，我到北京大学读当代文学硕士，我的导师谢冕先生为了给学生们创造机会，推荐我们参加北京作协主办的北京作家研讨会。主办部门事先寄来了所有作家的作品篇目，让每个人专题研究其中一位，我立即把汪先生的篇目抢了过来。一开始，谢先生希望我研究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女作家，但他很民主，看我选择了汪先生，也不再勉强。

研讨会是在西长安街六号北京作协的会议室内举行的，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汪先生，和他进行了唯一一次长谈，不超过半个钟头。当时问到他作品的题材，知道小说里的药店是他家开的，谈到对他作品的理解，深得他的激赏。以后又见过两三次，都是在公务场合，匆忙之中没有交流。在那次会议正式发言讨论的时候，有人引用我文章中一个中性的小观点，对汪先生进行了不甚友好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争论，汪先生很激动地说，“我写的只是我的一些朋友。”也有其他的批评家奋起反击。我有些尴尬，好像成了肇事者，被绑在了别人的战车上，以为汪先生会因此生气。回到学校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第一本书《邂逅集》的孤本，自是心情平复，这使我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纵深感。

回家和父亲说起，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爱好者，听到汪先生的名字立即说，这是个老作家，上世纪40年代经常在《文艺复兴》上发小说。所以，我家两代人都是汪曾祺的读者，这是我和汪先生的前缘。回到学校，我就去查找《文艺复兴》，北大图书馆有这份刊物，但是不全，我在仅有的几期中查到了《小学校的钟声》，对汪先生作品的文献整理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发言稿修改之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同时发表的还有他的发言，他称赞了我的工作，消息传到学校也受到其他老师的表扬。

新京报：此后是否与汪曾祺先生有过进一步接触？为何会参与主持《汪曾祺全集》的编纂工作？

季红真：毕业后，我长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汪先生的朋友，听到不少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他的声誉也日益高涨，红遍两岸三地，乃至国外，大有说汉语处即有汪曾祺读者的态势。我则陷入工作与家事的琐碎，加上海内外研究者蜂起，自然被边缘化，只能远远地关注他的文学活动。汪曾祺先生去世一年后的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的《汪曾祺全集》，汪老的家人送了我一套。不久后，还寄来了印刷精美的非卖品《汪曾祺书画集》，是他家人搜集家中遗存的书画作品，用全集的稿费印制送朋友的，我有此殊荣自是得意。

由于资料的丰富，新世纪我又写了几篇论文，受到同窗旧友的赞赏鼓励，萌生了写一本研究专著的愿望。2005年，我调到沈阳师范大学，专门给研究生开一门课，题目就叫“汪曾祺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工作性质与条件的改善，使我得以比较专注地细读他的文章，并着手写汪曾祺的传记。这期间，我不断追踪和发现各种相关资料，包括汪先生的佚文、他人的回忆资料、传记资料等等，同时感到8卷本全集的简陋，知道出版社没有加印的计划，版权已经过期，便动议编一套严谨的全集，得到前辈师友的鼓励与学术规范的指点，但一直没有着落。

直到2009年“五四”纪念会上，在北大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郭娟，向她提起，她也热心，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她回去就向社领导汇报，出版社很快立项，在出版集团顺利申请到专项出版基金，开始征集佚文、协商版权、请各路专家研讨编辑方针，启动这套书的编纂工作。消息传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又有不少学人主动加入，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时、地利、人和，才会有这部全集的最终出版。

返归原典

对历史和作家负责

新京报：汪曾祺写过小说、散文、京剧、游记、文学评论、新旧体诗等多种文体的作品，你最钟爱哪一类？在你看来，汪曾祺作品有哪些突出特点？

季红真：我喜欢的是他的文字，一看他的文字就觉得过瘾，他是语言的大师，而且适应了现代文化转型，成功地自然过渡古汉语与现代书面语，民间口语和方言行话等源头深广，诗文传统与白话传统浑然一体，又根据题材而富于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

汪曾祺的作品看似平淡，但研究起来很有意思，比如说《受戒》实际上是一篇游记性质的小说，不期而遇的邂逅中要从释名开始，其中就包括了文化史的丰富内容。《大淖记事》是笔记体小说，但它是一个隐含着民族志的微型方志，所以要从命名开始，和鲁迅《阿Q正传》的叙事起始一样，但他命名的过程比鲁迅漫长，经历了半生的寻找。鲁迅找不到固定语义的汉字，只好用拉丁字母的语音标识，汪曾祺找到了相宜的汉字，而且是在反复比较之后的情感选择。这其中呈现的是“五四”一代与上世纪40年代知识者知识谱系的差异，是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之后两代人的对话，而且是在继承中矫正式的对话。

新京报：编纂这套全集花费了8年时间，编委会总的方针是什么？遇到的最大困难又是什么？

季红真：总的方针是要还原历史、返归原典，对历史负责，对作家负责，也对后人负责。对于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来说，最大的苦恼是看不到原典，能接触到的都是经过编辑删减甚至篡改的文字。

还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史事件是汉语的规范化运动，我们是规范化的产儿，和以往的学者最大的差距就是语言文字的难度，繁体字变简体字，有很多字因此产生歧义，也给语义的辨识带来困难，《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定导致一些句式被修改；还有的时候会出现方言与风俗的差异导致编辑改错的情况，加上印刷质量的问题、手民误植都可能存在错误。所以，编委会集体的意向是这套书要还原历史、返归原典，严格执行国际通例的规程，统一底本，以初发的报刊为底本，钩沉辑佚时要严格考辨真伪，因此，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搜集资料，认真整理文献。

因为汪先生会用笔名发表文章，还有人模仿汪先生的笔法写作，所以需要对一些文章的真伪进行考辨。有时候，为了考证一篇文章的真实性，要经多方论证。

新京报：用笔名写的文章如何考证？

季红真：汪先生要给读者“猜谜”，有时会故意起个特别生僻的、从来没用过的笔名。比如，用生僻的字眼命名寻常的物种，那么，就得对照他写作的年代，考察他的传记资料，再去判断这篇作品是不是他的，尤其是诗歌，有很多都是用笔名发表的。

比如，他有一首诗用了一个很怪的笔名，虽然和他的名字音素还有交叉，但已属音变。是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诗歌《蒲桃》，“蒲桃”是“葡萄”的别称，当时没有严格统一名称，他故意用生僻的概念“蒲桃”，是为了掩人耳目。对照他的生平资料，才确认这首诗是他写给昔日江阴情人的，诗里有很多特别私人化的、只可能是情侣之间知道的场景，里面的遣词造句与汪曾祺的笔法都很像，回环复沓的情感节奏，也符合青年人惆怅的情怀。

汪曾祺在江阴读书的时候，经常和她光顾水果店，他后来有一篇文章写江阴的水果店，实际上就是对那段恋情的回忆，但后来分手了。我估计他是听到她订婚或出嫁的消息，于是写了这首诗，既是告别，也是祝福。《大公报》是发行非常广泛的一张报纸，这个女孩子肯定也有看报的习惯，他估计她能够看到，所以写了这首诗。

承前启后

一个集结多种文学传统的文体家

新京报：孙郁评价汪曾祺为1949年之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是否同意？你如何评价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季红真：汪曾祺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枢纽式（或轴心式）人物。孙郁对汪曾祺的很多称赞，比如“魏晋遗风”之类，都是承袭鲁迅等人的。汪曾祺确实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但经历过当代历史以后，他对鲁迅是有质疑和校正的。鲁迅的小说继承了诗文传统，而汪曾祺是直接回到中国小说的源头。在小说之前的叙事文体是神话、官方文献与史传等，小说起源于魏晋时期志人和志怪两种源头，当代有两位很了不起的作家，汪曾祺衔接起了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志人传统，而莫言回归到干宝《搜神记》开启的志怪传统。

汪曾祺的写作实际做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疏浚工作，回到古老的源头，使小说从庙堂回到民间，让小说的民间性、世俗性和边缘性得到充分的美的表达，同时又以儒家诗教为本，兼容佛老，让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自然地过渡，白话传统和诗文传统交汇。文学的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如果对语言没有自觉，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汪曾祺对自己的母语有高度的感悟，写作是这种感悟的创造性体现，将继承和创新高度融合，所以，我觉得孙郁的评价并不为过。

新京报：除古代志人传统外，在现当代作家中，还有哪些人对汪曾祺的影响比较大？

季红真：在汪曾祺身上，古代传统、现代传统和当代传统都有体现。他曾受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影响，后来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和赵树理、老舍都很熟悉。他过去和农民接触不多，赵树理对他的影响是启发他写农民，特别是北方农民；老舍写底层市民也是京派的传统。他也吸收了革命文学的传统，比如他的《大淖记事》和孙犁的《荷花淀纪事》光从题目上就很像，都是笔记体的变异。

他确实是一个有高度自觉的文体家，除了对传统文体的变通，对“五四”以后域外引进的新文体，比如童话和科学小品也都有自觉的习得，因此可以做到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亦今亦古、亦中亦西，各体兼备，又自成一家。

新京报：文学评论界经常拿汪曾祺跟他的老师沈从文作比较，你觉得他们两人在写作风格上有哪些异同？

季红真：抒情性、风俗化、重视民间文化、关注民族精神，这些方面都是一样的。沈从文说，要让读者知道我们民族过去的伟大之处，以及现在的堕落之处；而汪曾祺写的很多内容都来自民间，在经历了大破坏和大混乱之后，到民间社会中去发现古老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所谓的“礼失求诸野”。

魏晋的志人传统是受佛教影响，而汪曾祺的美学思想是以儒家为本，兼容佛老。他的作品看起来平淡，其实文化含量非常之大。我说他是空前绝后，真是不为过，因为在大的历史转型之后，他所经历的那种民间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在文化史上中断了，因而，他是一个有着得天独厚优势的作家。

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写一般文章也该如此。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汪曾祺《岁朝清供》

B08-B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