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22岁 张艺谋37岁 他们合照那年 是我们回不去的生猛时代！
1985年，陈凯歌拍《大阅兵》。摄影组先到了湖北武汉，张艺谋把器材运到剧组驻地时，突然有人大叫“飞碟！”。据说那天夜里，开阔的机场上方有个大如洗衣盆的旋转物体，一层光圈在它周围环绕。
更绝的是，张艺谋自称目睹该物体后，立马神智不清，几分钟后才恢复意识。再次抬头，飞碟已消失，夜空中只剩下一团粉色的蘑菇云。张艺谋看见飞碟是不是真的，这没人知道。他当时想当导演、拍电影，这肯定是真的。
在给《黄土地》做摄影时，陈凯歌就说他：“咱们这帮同学里，数你心比天高。”
不得不说张艺谋运气好。1985年，第五次影代会，张遇到对他颇为赏识的吴天明。那二年正是改革浪潮最猛的时候。邓公说，老干部能退的就退，把位置留给专业强的年轻人吧。43岁的吴天明借着风就当上了西影厂长。
当上厂长后，吴有个心愿，大力支持有才华的年轻人拍探索片，把中国电影搞上去。看了《黄土地》的摄影，他把身在广西的张艺谋借调到西影一年，让他拍《老井》。为了留住张的心，把张当时的妻子肖华调到厂内图书馆，还分了套房子。
张艺谋答应合作后。吴天明拿着《老井》的剧本，到处找男主角。摄制组兵分四路，跑了20多个省市，带回来的照片，没有一个符合吴天明心中的形象。
《老井》讲的，是贫困村庄爷孙几代挖井的事，主角一定要线条硬朗、气质朴素。要开机了，吴天明扭头一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张艺谋这小子不正合适嘛！就问张：“要不你来演孙旺泉，你看行吗？”张艺谋说你要不怕砸了我可以试试。西影厂的人听了都说：“这他妈不是俩疯子吗？”
一帮人都恨不得吴天明搞砸，好看他笑话。
结果，张艺谋没让吴失望。为了《老井》，他剃了光头，扎进太行山偏僻的农村，吃住都在农民家。一天挑水十几担，连打了两个月猪食，光着膀子暴晒，还背了两个多月150斤的石板。手、背都被磨糙了皮。拍戏时，喝酒他就狂喝，打架他就真干。为了表现被困井下奄奄一息的状态，三天没沾米、水。
那是1986年，张艺谋为了演孙旺泉，累吐了半条命。就在《老井》快要开拍前，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人民文学》第三期，读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读完就傻了，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小说《红高粱》能有那么狂的气质，多半是由于莫言处在一个狂的年纪。
1984年一次文艺讨论会，有人说：“我们民族经历过那么多战争，老一辈参与过战争的作家因为动乱失去了创作能力，这个空白无人弥补，太可惜了。”
莫言“蹭”地一下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没听过放枪，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我见过杀猪；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我在电影上见过。我们写小说又不是搞历史研究，没经历过也能写。”
听了莫言的话，当场有人嗤之以鼻，说他狂妄无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莫言必须写一部战争小说出来，打打这帮人的脸。
这不是他第一次“狂妄”了。刚到军艺时，他还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一次，军艺给《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开新作讨论会。人家好歹是个腕儿了，别人都捧，莫言却说：“这新作不行，也就是个连队小报的水平。”
素来宽厚的李存葆脸上都挂不住了。事后，有人直接质问莫言：“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不行？你写一个试试？”
当时，莫言只发表过一些习作，水平，比学生作文高一点。被刺激后，莫言下定决心，一定要出写吓死这帮人的作品。那年年底，莫言回乡探亲，遇到发小张世家。
酒至半酣，张世家对莫言说：“你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什么《岛上的风》《雨中的河》，什么呀？根本就不行！海岛、湖泊，你到过吗？咱们高密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写你不熟悉的事？”
一边喝，张世家一边给莫言讲了公婆庙大屠杀的事。莫言听罢，顿时如梦初醒。妈的！我写了这么久，咋没想到写写这片生我养我的高密乡？写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面事，永远也写不完啊！
回城后，莫言想起自己小时候忍饥挨饿、孤独受冻因为偷萝卜被打个半死的事，迅速写出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随后，又去翻找当年日本人在山东高密屠杀作恶的历史资料，一口气写出了《红高粱》。
莫言听老人们说，高密乡曾经种植过上百亩的红高粱，整日在烈日和大风中舞荡。听罢祖先在高粱地中抗日杀敌的传说，莫言胸中激荡，脑子里不断出现一个个狂野、暴烈的祖先形象。当时文坛正在“寻根”，莫言觉得，这就是根。男人混蛋女人放荡，生命旺盛，敢爱敢恨，就像野蛮生长的高粱。
1984年冬，《红高粱》完成。次年，《透明的红萝卜》一发表，文坛就炸了。都不知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小子。还没定过神来，1986年，《红高粱》横空出世，又狠狠地炸了一次。多年后，有人问两获茅盾文学奖的张洁，对八十年代文坛印象最深的事。
张洁说：“那必须是莫言了。”
终于，1986年，两个年轻人相遇了。
在遇到《红高粱》前，张艺谋也看过别的本子。其中有一个对越反击战的，本子非常扎实。思来想去，张艺谋还是没拍，一是自己情绪没被调动起来，二是题材敏感，张艺谋的经验告诉他，这种东西，别碰。
第一次当导演前，张艺谋就暗下决心，要拍，就要拍最能张扬内心的作品。莫言的《红高粱》，正好像一颗子弹击中了他。高密乡狂野的气息、男人女人们传奇，让张艺谋觉得，中国人活了几千年，骨子里是压抑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就不一样，这样敢爱敢恨、肆意舞动的生命，才叫人。
张艺谋说，他要赞颂生命、渲染野性，要让大家看看这个民族的活力。
于是乎，《老井》体验生活刚结束，他就从山西坐火车到北京，又坐电车到军艺。路上脚夹破了，全是血。张艺谋到了军艺宿舍，拎着一只鞋，大喊莫言。莫言就从厕所旁的屋子出来了。张艺谋说，我要拍你的《红高粱》。心里还打鼓呢，生怕莫言不给。
结果莫言不但给了，后来改剧本时还说：“你想怎么改怎么改，茅盾、巴金的小说要尊重原著，我的不用。别说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了，就是让他俩在高粱地搞原子弹，我也非常支持你。”
为什么相信张艺谋？多年后，莫言说，因为当时他晒得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一看见他，就想到了生产队的大队长，觉得特别亲切。
拿下改编权后，张艺谋先回剧组拍片。由于不顾性命为艺术献身，他把《红高粱》拿给吴天明说想拍，吴立马就答应了。
令张艺谋没想到的是，《老井》拍完后，自己居然拿下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成为国内第一人。消息传来时，他正在高密拍戏，全剧组高兴得把他抬起来往天上甩。毕业于北电、被分配到中戏工作的王志文听了，说：“我们学了四五年专业课，有毛用？”
王志文没想到，成为国内首位国际A类电影节的影帝，还不算牛逼。
1988年，电影《红高粱》要让中国第五代导演，震撼全世界了。
那时，电影不叫《红高粱》，叫做《九九青杀口》。主要是怕观众看了“红高粱”三个字，会误以为这是个农业科教片。高粱地弄妥后，张艺谋开始挑演员。“我爷爷”余占鳌是个土匪，让姜文来演再合适不过。正好那时，上影厂有人说姜文演不了农民。姜文憋了口气，想证明自己，马上就答应了张艺谋。
至于“我奶奶”，可算费了番功夫。他们去中戏找人，先是看中了史可。本来都快定了，老师说：“我们还有个学生很不错，现在在外面拍戏，很快就回来，你们再等等。”老师说的，就是在做学生实践、参演电视剧《暑假里的故事》的巩俐。等了两天，巩俐出现在张艺谋面前，穿了一身松松垮垮的大衣服试镜，外表清纯，满脸学生气，完全没有“我奶奶”的泼辣。
可说不上为啥，张艺谋就觉得巩俐行。他把巩俐带回高密时，莫言看到青涩的姑娘，心里直犯嘀咕：“完了，这电影要砸她手里。”
然而，电影还没砸，高粱先出了问题。
那年气候差，没雨水，高粱种下后，莫言回乡一看，欲哭无泪。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那太阳大的，连蚜虫都晒化了。急得张艺谋赶紧去县委找人，批了5吨化肥。随后，县里开会，要乡里把高粱当“任务”。
一场雨下来后，7月下旬，电影如愿开机。
1988年《红高粱》摘奖后，许多人分析它为何成功，有的指向内涵意义，有的指向艺术形式。其实说到底，就俩字，年轻。
那一年，巩俐22岁，姜文24岁，莫言32岁，张艺谋37岁。四个人里，姜文资历最老，一个是第一次演，一个是第一次拍，还有一个刚引起文坛注意。拿副导演杨凤良的话说：“当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
为什么没有顾忌？还是俩字：纯粹。
张艺谋也承认，拍《红》的时候，就是想拍，要作品，要表达，没有任何的杂念。什么赚钱，什么拿奖，哪儿想得到那么多，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压抑多年的情感喷出来。
杨凤良的总结叫做：干净得一塌糊涂。
也正因为“纯粹”，才有每个人的投入。巩俐一进组，张艺谋就拿吴厂长训练自己的方法训练她。穿上大棉袄，除了骑驴、挑水，还要改变走路姿势。一开始巩俐只能挑空桶，张艺谋说那不行，拍出来不能晃悠。于是一点一点往木桶里加水。挑到巩俐肩都肿了，只能用毛巾垫住。一天天下来，等到开机的时候，巩俐已经可以穿着大棉裤挑着水行走自如。
为了贴近角色，全剧组演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晒黑。巩俐也得晒，晒得脸上一层层脱皮。为了黑得快，姜文天天跑到河里洗澡，洗了晒，晒了洗。所有人在意的都是如何塑造好角色，没人会在意自己的形象。
最能聊的，一个是姜文，一个是张艺谋。
老姜遇老张，两眼泪汪汪。每天把剧组的人一个接一个都聊睡了，他俩还在那儿侃戏。“颠轿”怎么颠，余占鳌喝醉酒闯九儿的房间怎么闯，如何能野出一股生猛劲儿，都是他跟张艺谋一通宵一通宵侃出来的。
这期间，剧组曾到莫言的家里聚餐。大家穿着戏服，在莫言家吃“拤饼”，卷葱蘸酱，狼吞虎咽，看上去和农民、土匪毫无二致。看热闹的乡亲过来交谈，大家也都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明星架子。
后来莫言的侄子想起来还说：“正是因为能把艺术作为至高的追求，把自己放得足够低，才能深入人物的生活和内心，演什么像什么。”
也就是那天，张艺谋、莫言、巩俐、姜文留下了那张珍贵的合影。当时，没人能想得到，这四个年轻人，日后各自会有多么牛逼。
别说什么奥运会开幕式了，就连《红高粱》拿奖，张艺谋也没敢想。
那天，吃饱后，姜文一抬腿，“嘭”的一声，莫言家唯一的暖水壶爆了。莫言见状，机智无比道：“好兆头！电影上映，肯定火爆！”还真让他给说中了。
对中国电影而言，《红高粱》是一个分水岭。
那之前，第五代导演的“探索片”，一直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尽管看完他们的毕业作品，郭宝昌发出“中国要出大师”的感叹，尽管《一个和八个》把老导演们吓了一跳，尽管陈、张二人拍出一部《黄土地》，但在当时的观影氛围下，这些作品并不怎么接近普通观众。
那两年，中国观影人次几亿几亿地往下掉，大家都蹲家里看电视了。受整个八十年代“寻根”“反思”文艺风潮影响的第五代，一掌镜就要探讨民族、历史、人文这样宏大深邃的主题。一般文化水平的老百姓，谁看啊。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1988年2月，《红高粱》在柏林摘得金熊，成为中国首部在三大电影节上拿奖的片子。张艺谋见到了联邦德国的总统。介绍中、美、苏三国电影的节目，在欧洲播了整整7个小时。
中国人的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受到如此巨大、广泛的关注，出尽风头。
消息传回国，上了《新闻联播》，各大媒体盛赞。《红高粱》一上映，票价从3毛一张涨到七八块，卖了400多万。全国人疯了一样排着队去看。那火爆的景象，丝毫不亚于多年后造成巨大轰动的《战狼2》。
莫言走在街上，四处都能听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
就这样，《红高粱》不但让“第五代”登上国际舞台，也让“探索片”称霸了一回票房，一扫之前叫好不叫座的局面。37岁的张艺谋，用他艺术上的张扬、狂野和赞颂生命欲望的冲动，拿一部处女作，写下了这段传奇。
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后来，那四个从照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一个成为对中国电影影响深远的大导演，一个成为要站着挣钱的电影鬼才，一个成为了国际级影后，一个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还有一个年轻人，戛纳播他的电影时，侯孝贤看着看着睡着了。年轻人有点懊丧，觉得不是拍的不好，是别人不识货。散会后，一个叫徐枫的女士找到他，对他说：
“我看了你的电影，非常喜欢，我手里有个剧本，希望由你来拍。”
5年后，年轻人再次杀回戛纳，摘下金棕榈。那部电影，就叫做《霸王别姬》。
《红高粱》里走出来的四个人，能一个个变得那么牛逼，首先靠的，是命数。命数是什么？
就是当年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纺织厂里，只发了一个名额，偏偏就发到了张艺谋那个厂里，但凡发给另一个厂，张就别想出头；就是莫言因为跟武装大队长的儿子关系好，靠走后门当了兵，否则就得在棉花厂当工人；就是姜文有个好基友叫英达，是英达拖着他去中戏，这才有了四年专业训练；就是巩俐偶然去当了一次群演，被导演席与明认可，才放弃唱歌的执念，扭头去北京考了演员。
但光有命数不行，你得能抓住机遇。
爱上摄影后，张艺谋三年省吃俭用买了台“海鸥”。没有师傅教，他就借书、抄书，摄影书字少，他愣是抄了几十万字，连抄三年，抄到理解为止。为了拍华山，他去了11次，因为不能请假，他星期六去，星期一回，48个小时不睡，在极端的痴迷中，用最简陋的设备，拍出了让专业摄影师吃惊的作品。
写出《透明的红萝卜》前，莫言每天夜里窝在仓库里写稿。他每周上十几节课，天天写到深夜，肚子饿了就拿大葱充饥，胃溃疡、肠炎、痢疾、鼻窦炎，几种病同时发作，头发掉了一大把，还是咬牙往写下。没有这样的扎实的文字训练和忍受寂寞的意志，他能在45天里写出40多万字的《生死疲劳》？
姜文拍《阳灿》的时候，为了几秒的画面，把飞机重新刷了一遍，为了米兰的一张照片，拍了上千个动态镜头；巩俐演《秋菊》时，在乡下吃、住，学会陕西话，给农民洗衣服，拍《菊豆》的时候，又把染布给学会了…
可见牛逼的人，也不是生来就牛逼的。
当然，个人的奋斗是重要的，历史的进程，也不可忽略。《红高粱》能成，
拿国际大奖、回国制造轰动助推票房的路子，基本上让第五代走完了。曾经功成名就的人，都开始走顺应时代的路子。轮到第六代导演上台，这招已经行不通了。
年初上映的《地久天长》，包揽柏林男女最佳主角。然而口碑炸裂，票房低迷。出品人以为能破6亿，结果收了4500万。
行不通，不是作品烂，是时代变了。
想当初，为了让第五代登上历史舞台，西影厂的吴天明不知跟多少人叫板。《红高粱》的横空出世，有他一半的功劳。而其遗作《百鸟朝凤》上映时，出品人方励只能跑到网上下跪，哭着求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
确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
不再有人关心那些过时的东西。
一个可爱的时代，总会在喧嚣中远去。
但时至今日，我还是无法忘怀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描绘的场景。他说，高密乡的纯种高粱早已经灭绝，剩下的是漫山遍野的杂种高粱。这种高粱，空有高粱的名称，却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辉煌的颜色。
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
在满是这些杂种高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迅速进化着，各自奔向自己的价值系统里确定的完美境界。
并最终，遗忘了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