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敏华：李伊白——江南北国两相宜

李伊白，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19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28日，去山西运城插队落户。

访问李伊白，纯粹是个意外。2011年秋，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当时正在写作关于工农兵学员的非虚构文章，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访问几个住北京的传主。第一个渴望采访的是梁晓声，手里捏张从他复旦同学处要来的联系方式，兴致勃勃的。不料人家说正好颈椎病犯了，没法接受采访（后来才知道，关于在复旦的三年上学生涯，梁晓声早已出了一本书的）。

转而联系我下乡时同一连队的国辉，她可是比我早一年读北大的，人家也说身体不好。得！时间多出一块来了，就随便打了个电话给李伊白，问能不能给我介绍个有关人士聊聊工农兵学员这个话题。伊白说，甭介绍，我就是。

我大喜过望：跟伊白交往了二十多年，咋才知道她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呢？

她约我在一个两人都方便的女子书店见面。那书店以粉红色为基调。故今日写作此文，所有的回忆都带着一种粉色，而故事本身，却色彩难辨，杂色得无以名状。

李伊白是家里的长女。十岁那年，才从老家无锡进京，所以至今在一口地道的京片子中，有时还会夹些许无锡话。他父亲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后曾经做过中央大首长的秘书，家住新华社大院，是多少人艳羡的成长背景，可她却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高干子弟。我妹妹是高干子弟，我是无锡子弟。”说到这儿，伊白又加了一句，“张闻天终焉之地。”

哦，幼年打的地域文化底蕴，有时会影响人的终身。

1968年她下乡前，家，已经是四分五散着了：父亲干部级别降了六级正在劳改，母亲也远在五七干校不知还能不能回北京，弟弟已于半年前去了东北兵团，妹妹也紧接着去了吉林农村，可以说北京没家了，房子也收了，四个孩子只能留一个，另给一间小房。轮到伊白，有几个去向：云南、内蒙古、宁夏、陕北，或者干脆回乡插队。李伊白选择了山西。

问到何以作这样的选择，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山西是中国的资源大省，人口压力不大，走走道一脚就可以踢出煤来，按行政区域划分，晋南最富，黄灌区，粮棉产区，农业发达，种两季庄稼，多经济作物，藏红花很出名，运城的盐池出盐也很多。山西，富比科威特啊！”

把我都听呆在那里了！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知青，这样夸自己第二故乡的。即使夸，也绝无这等宏观的视野、指点江山的口吻。多少知青说起第二故乡，每每第一句话便是“苦呕！工分只有几分钱。”

“我喜欢山西的雕塑，那里辽代的雕塑堪称辉煌。我所在的运城地区，地上地下文物全国第一。”

伊白每每在随口一说中，带有或浓或淡的家国情怀。

李伊白，大女人啊！

她说十岁前受的是叔叔影响。叔叔在之江大学土木建筑专业毕业，在营造所工作，接活，造洋房。解放后上海人民广场的路灯，就是他设计的。文革后回到无锡，搞景观设计，当了太湖总工程师，被人称为“李老总”。她崇拜叔叔，因为他不是个书呆子，他的工作生活充满创意。“叔叔还设计过一个旅行包图案，还得了个大奖呢！”

“真的啊？原来是你叔叔设计的啊？我也背过的，那时候普天下都背着你叔叔走南闯北呢！”

当然，十岁以后与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伊白低调，过去不怎么听到她提起父亲。今天，倒是回想起天人相隔的老父亲来。父亲曾经说过：“世界观就是观世界得来的。”父亲还说过：“报纸要么不看，若天天看，隔一段时间集中想想，心得就不一样了。”父亲的随意语唾，成了伊白的座右铭。

到农村后，伊白“观”来的“世界”就和首都大城市很不一样了。她发现农妇聊天荤话连篇，学农活、学方言时就不愿意跟她们在一起，早上分活，就专门找老把式当师傅，虚心地向他们求教，认真地化用他们的经验。种地五年，伊白后来也成为“小把式”或谓“女把式”了。

伊白对农村的另一“观”，是乡绅阶层的消失，“1949年后消失了，太可惜。”她说本来乡绅阶层都是些有识之士，在农村是“定价值取向的”，村民们照着做。乡绅没了后，乡民们无所依凭。她说其实乡绅的存在是一种向心力、凝聚力，可以起到很大很好的作用。

她的话令我想起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那里面的白嘉轩，不正是这样一位正直的、负责的乡绅么？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中，他就是白鹿原乡亲们的主心骨。1949年后，广大农村亦遭遇过不少人祸天灾。若乡绅尚在，或许还能抵挡、克服、化解些个？

这些年，家谱、家史、家训的意义，正在被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小孩与脏水一起倒掉的。

李伊白对自己在农村多苦多累，一律忽略不谈，只淡淡道：五年后大学招生，劳动表现是“铁”的，“这工分摆在那里。”一言以蔽之。

而且人缘好。老贫下中农看这个“徒弟”学种庄稼如此用心，早在心里给她打五分了。伊白还是生产队里的读报员。小队部有一份《人民日报》，伊白常常带到地头，给乡亲们念报纸，认真不算，还能纵论天下事，国际国内形势侃侃而谈，于是老农们断定：“伊白有学问。”

伊白上大学那年，还实行考试，老农们说：“考试？咱娃算了吧，还是伊白去吧！”老乡们才不管什么“黑帮子弟”不“黑帮子弟”的！

“这也是机遇。文革七年了，城里中学教师奇缺，学生们嗷嗷待哺。为解此燃眉之急，大学，特别是师范类大学开始招生，并且明确指出要招高中生，政策倾斜。”

“那一天，农忙刚过，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有来，正没着没落的，一个原北京四中的男知青骑车打我们队里过，叫我说‘走，上县里看榜去！’我就一下跳上他车的后座了，他紧着踩踏，直奔地区招待所。”招生小组的赵老师和一工宣队正好在。“工宣队问我：北大化工专业怎么样？当时我一心想读外语，认为保险系数较大。工宣队告诉我，外语也招，但北外要求绝密，二外要求机密，我一听就知道没戏，黑帮子弟嘛！”

赵老师跟她谈话其实是考验她。当时生产队里还有个男知青也报名上大学，队长倾向他，老农倾向伊白。赵老师问：“听说那男生生活作风有问题？”

伊白立即回答：“没那事儿，这节骨眼上，谣言多。人家不定还说你什么坏话呢。”

后来伊白进了北师院，没想到赵老师就是北师院的。一个冬晨在操场上，两人相遇了。赵老师一下认出了李伊白，说“你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也不说他人坏话，我对你印象极深。”

那四中男孩灵活，乘老师跟李伊白说话之机，偷偷翻看了老师桌上放着的四张名单，返回时依旧自行车带伊白，边骑边告诉她：“三张名单上都有你。”说是上县里“看榜”，结果只能这样偷看。咳！“这男孩仗义！”伊白最后补充道。

李伊白老师

“那年的作文考试是写一篇记叙文。”关于考试，她只记得那么多。

问起大学三年的学习，伊白说还真没有学到什么，上课，上上就上不成了，来运动了，“大字报小字报一阵一阵的，老师没法教。”其实不问也罢！我与伊白同一届的，大学里什么样我都清楚。

“倒反而是小学中学学到不少东西。”伊白小学读的是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中学北师大女附中，都是好学校。

在中学，伊白上的是英语班，重点里的重点。教英语与音乐的老师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曾经做过编导，识五线谱，每周教一歌。“那时候正赶上毛主席指示减轻学生负担，以‘劳逸结合’为名，每周六下午，在太庙露台，各班出节目。”

伊白是这些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她说她学习成绩中上，这些“不务正业”的活动却一马当先。性格活泼，演戏，谱曲，倚声填词，搞音乐剧，都拉不下她。先是大跃进啦，学雷锋啦，忆苦思甜啦，编歌词让班上同学唱，从小组唱开始，后来不满足了，弄音乐剧，还有话剧。北京人艺的《三块国币》、《名优之死》什么的，都演过。

同学家长有在人艺的，有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靠家长的力量，排这排那的，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还去参加过电影百花奖的数票唱票，见到过获奖的王心刚、王丹凤等人，王晓棠是穿军装来的，飒爽英姿。

我边听边羡慕。皇城根下的成长史，毕竟不一样。记得在黑龙江兵团，连里也有一拨北京知青，说哪年哪年参加国庆游行，见到毛主席。当时就眼红得了不得。

伊白他们就把中学时的本事搬到大学里来。当时班里的文艺委员是个“大人物”——拍过电影《五彩路》的，姓于，名启定，还有个从云南兵团来的，会跳芭蕾，加上伊白，会谱曲，三个人就是班上文艺宣传骨干，学校要出节目的时候，他们班拿出来的总是乒乓响，曾经，李伊白谱曲《重上井冈山》，于启定谱曲《鸟儿问答》，合唱还弄个多声部，和中央乐团唱出来的不一样，同学们都说，“中央乐团的不如咱的好，哈哈！”几十年过去了，伊白说起这段往事，还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

“别不相信，咱班唐诗宋词谱个曲唱唱，是家常便饭，因为我们发现，这样有助于背诵记忆。”她强调。我信。

大学班里共四十多人，来自五湖四海，党员十几个，非党非团者，伊白叫“白丁”，只五人，伊白是其中之一。两大特点：一，水平参差不齐，二，不少人油腔滑调，染上了这一“底层病”，不好管。有的人一心想入党，做官，有的人千方百计留京，“上学动机我最纯粹了，一心读书。好容易有了读书的机会，怎不紧紧握住。”

伊白在山西就“学问好”，到大学还是“好学问”，班里写个小总结也要“伊白来写”。“我是班里老大姐，也不肯大包大揽，说：来，我口述，你记录，你抄写，大家都有事干。”

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也不怎么好。老师讲不成句，全无系统，都像吓破了胆了，生怕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搞到他们头上。“有的老师不想好好讲。一位湖南老师，方言浓重，呜鲁呜鲁讲两首唐诗，学生反映听不懂，提意见，就再不来了。那位讲鲁迅的老师，小心翼翼，听得我们也胆小起来了，于是只好放羊，‘自习政治’。我则手持两元钱的月票，两毛钱的门票，常去颐和园坐坐，看了些残荷枯败，落叶萧萧，发发呆。”

伊白啊，你上皇家花园，发呆也令人艳羡哦！

“也有和老师铭心刻骨的交往。1975年，评法批儒，我们班的战斗任务是注释李贽文集。带领我们战斗的老师是人大调来的，为了一些学术问题，我跟那老师争起来了，谁也不服谁，整整争论了一堂课！后来那位老师也不再露面了，同学们调侃：名师被你打得不出头了。其实那次争论，我是受裨益的。我后来在《文学遗产》社工作，成天跟古代文学打交道，又主管元明清文学一块，常常会想起那次受益匪浅的辩论。”

伊白大学毕业后当了六年中学教师。“差校乱班啊，谁也管不好，我一去就接手这样的班，有人叫‘流氓班’，有人叫‘兔子班’，一教室的活蹦乱跳。我去了就管服了，当年就评上了先进工作者，后来年年都是。”这经历，倒与朱易安的相像。大风大浪经历过，上上下下滚过，什么样的局面都能对付，至少不怵。

后来考研。因为种种原因，没考上，但古代文学的专业成绩很好，所以被调到社科院《文学遗产》编辑部当编辑了。这之后的李伊白，就是我熟悉的李伊白了。

也曾电话里向我约稿。也曾谈论文忘了时间。最是一同参加学术会议，相见欢。数年前散曲会议在陕北榆林召开，我俩每天头碰头地说悄悄话。不知哪根筋搭着了，我建议每个代表都得弄个曲牌为雅号。伊白第一个响应。为了身先士卒，伊白要了个【点绛唇】，我要了个【懒画眉】。同好中也有自称【哭皇天】的，也有自诩【山坡羊】的。

伊白反应快，见谁还没有，张口就送。四川来的周女教授刚刚上台发言，李姐姐就趴在我耳根轻轻甩出三个字：“【眼儿媚】”。广西来的陆先生总喜欢咧着嘴笑，话不多，即使说话也要等笑够才开口，李大姐送给他一个：“【洞仙歌】”。

会长谢伯阳，每天衣着丰富，伊白说：“瞧您这老爷子，今儿【皂罗袍】(指黑色香云纱衣裳) ，明儿【红纳袄】的，还左牵【黑漆弩】，右擎【柳青娘】。”他身边那位女副会长今天穿了件浅浅的青衣，就给编排为“柳青娘”了；那上任还没两分钟的副秘书长小伙，长得不黑，只为体恤衫上有两道黑，又为了与“红”、“青”对应，便着了个“黑漆弩”的绰号。就这么个点着绛唇滑稽多智的大姐大，一个开心果，她走到哪，哪里就是一片欢声笑语。

伊白说话一向有趣，滑稽多智，巾帼关汉卿一个。她爱用歇后语，很接地气，说有的人牵强附会，“用老百姓的话说：拿着不是当理说——强说”。说自己交朋友是“熊瞎子掰苞米——掰一颗扔一颗”。她管大学里的下铺叫“死党”，说那位下铺神经衰弱，她就特别的轻手轻脚，犯气管炎呼噜呼噜的，她就戴个口罩睡觉，下铺特别感动，于是两人成了“死党”。“我从小到大不缺朋友”，“爷自有活泛的地方”。伊白不无得意。

“我爱玩儿，爱开个玩笑，爱逗个乐。我早早就明白自己了。早明白早快乐，所以从知青到工农兵学员，到给学者做嫁衣的编辑，我无往而不乐！”

李伊白给自己人生的总结定位，跟她给人指点论文一样精准。玩也能成家的，“玩家”是也。“我玩的是梁园月”，关汉卿就是个大玩家。李伊白玩文字玩音乐，怎不铸就一个快乐人生呢！（2012年8月26日，写于苏州东山小筑）

——2020年3月13日，纪念伊白往生两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