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老东家的包容与自信（我与浙江日报70年）

作者：杨轶清

我与浙江日报的缘分是初中开始的，掐指算来，已经整整35年。1984年，我还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初中生，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王莉莉是杭州人，她有一个弟弟在浙江日报工作。那一年学校组织到杭州春游，就安排了一项其他学校不会有的行程：参观浙江日报！

那时浙报的印刷厂还是铅字排版，印刷厂的角落里有不少废弃的铅字，细长的四方块金属条。我也捡了一个带回家，蘸了墨水摁在纸上，才知道这是一个“料”字。这个铅字一直放在书桌抽屉里，很长时间没舍得扔掉。而书页上本子上，到处印着这个宋体的“料”字！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以后当记者的想法。对于那个年代的乡村少年来说，跳出农门是我们的目标，能够考上大学或者中专就可以了，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不重要。我的语文成绩比较好，写作文是我的强项。作文比赛得奖，也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学校开运动会，我的任务不是参加某个项目的比赛，而是脖子上挂块牌子做通讯员，采写运动会上有意思的人或事，写得好的稿件，运动会简报或者学校广播里会播出。

到了高中，我文理偏科文科明显要好一些，作文也继续写得好。渐渐地，有人说我以后可以“当作家或者记者”。这个时候，新闻记者的梦想逐渐清晰起来。那时候同学聊天，我说我以后要当记者。但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所有批次学校的第一志愿专业，我自作主张，都填了“经济学”，中文系或新闻系一个都没有填。我当时的想法是：写作文我已经会了，学经济可以写经济方面的文章！

大学期间，我根据记者的职业要求，提前做了多方面的训练和准备。除了做好本专业学习和学生干部社团工作，一进大学我就报名并被校报录用，学习新闻写作的套路和技巧，几年时间里写了数十篇的报道和评论，成为最卖力的校报记者之一，并获得过成都市好新闻奖和四川省的校报作品奖项。此外，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独立完成的一本社科类著作，那个年代在校本科生出书并不多。

在第一次参观浙江日报10年后，我真的走进了浙报大门。1994年，我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成为当年进入浙江日报工作的20多位应届生之一。而报到后的轮岗实践第一站，就是到印刷厂上夜班。印刷厂此时已经不再用铅字排版，但还是10年前那个地方。后半夜凌晨车间里的忙碌身影和油墨味道，至今记忆犹新。

刚工作那会，浙报的住房条件并不宽裕，报社给我们安排了体育路东头的叉车厂招待所，作为我们的宿舍。几个人住一间，与学生宿舍差不多。所以我们那一届进浙报的小伙伴，不仅是同事，也像是同学。现在碰头或联系，还是特别地亲切。

轮岗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经济生活报工作。因为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干起来也特别投入。采写的报道获得过浙江省好新闻一等奖等奖项，第四年成为所在部门负责人。2000年11月8日的首届中国记者节，在浙报自己举行的座谈会上，我作为青年记者代表发言。发言稿后来还以《记者有“节”》为题，刊登在《新闻实践》杂志上。

我现在专注于浙商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是浙商研究领域成果最多的专家之一，已出版《浙商简史》、《浙商通论》、《浙商制造》、《浙商案例》、《商帮探源》等浙商题材专著7本，参与10项（其中主持5项）省级以上课题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长委托课题、文化部文化共享工程、省文化研究工程各一项。在核心期刊以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参与的成果被浙江省政府授予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也是浙商研究领域起步最早的专家：第一本当代浙商题材专著，第一个浙商主题的省级社科基金课题，都是由我承担完成的。而我走出浙商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在浙报期间。

1999年，《经济生活报》开出了一个访谈对话体的浙江企业家系列专栏，我提议以“浙商”这一名称来统一称呼这些浙江企业家。在领导项宁一总编的支持下，栏目名称确定为“浙商名流系列访谈录”，这是具有当代内涵的“浙商”概念的首次提出——“浙”和“商”两个字连在一起，有特定内涵，有明确对象，始自于此。

该报以每周一期，每期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浙商”系列访谈。2000年，在这组报道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财富与未来——走近浙商》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封腰是这么一句话：“本书首次提出了浙商概念”。首次组成“浙商脸谱拼图”的22位代表，包括鲁冠球、冯根生、马云、徐文荣、宗庆后、徐冠巨、南存辉、李书福、汪力成、楼永良、黄巧灵、周成建、郑永刚等。吴敬琏先生为该书作序。

我对学术理论研究素有兴趣，当时的理想是做一名专家型的记者，结合新闻采写做研究。我首先找到陈敏尔社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领导的原则同意。之后找到省社科联规划办主任曾骅，咨询是否可以申请课题立项？当时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外的机构来申请社科课题的还不多，所以社科联也鼓励欢迎我们尝试。

2001年，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我以浙江日报社名义申请的“当代浙商现象的成因和机制研究”获准立项，这是浙江省第一个以“浙商”为主题的省级社科规划课题，也开启了我的“浙商”学术研究之路。至今想来，正是浙报的包容和自信，让我有机会比较早就进入浙商研究领域，而且一开始就有了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的平台和条件。

2002年，杭州成功申办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宋城集团是主要的承办单位。参与休博会的筹备和休博园的筹建，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2003年元月，我离开浙报到中国最大的民营旅游文化企业宋城集团担任董事长助理兼战略发展总监，后来还相继担任过500强企业华立集团的执行董事，以及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浙报的工作经历，对我此后的工作助益良多。媒体思维讲究观察和思考的角度，强调视野、高度和创新意识，还有那个时候积累的人脉，都对我后来的浙商研究和服务，包括大学智库工作大有裨益。

离开浙报这么多年，感觉并没有走得很远。与《浙商》杂志等联系依然密切；浙江工商大学与浙江日报合作浙商智库，我穿针引线义不容辞；偶尔在浙报上刊发一篇文章，还是会很开心。坐车经过体育场路，如果车上有新朋友，我会指着数十年不变已成经典的大门告诉他：我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将近10年！（原稿创作于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