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漫谈《茶寮小史》
一部好的小说，即便曾经或者正在岁月中蒙尘，也终会有喜欢它的人，将之奉为圭臬。
《茶寮小史》对于我而言，便是这样的一部好小说，但是几乎无人问津。
我之于读书，算是个杂食动物。正史野谈，新说旧著，凡出现在我眼前，必须拿过来翻看一回。也正因如此，我曾经读到过一篇评价民国章回小说作家程瞻庐先生与他的力作《茶寮小史》的文章，文中不无慨叹，说原本倾注作者心血，理当传世的作品，却敌不过作家本人以为品味不高、纯粹以滑稽取胜的另一部小说《唐祝文周四杰传》。
从那时起，我每出入各处大小书店，总要留心是否能够觅得程先生的《茶寮小史》，好一睹为快。然而，一晃二十年过去，我到底还是只能通过网购这种形式，得偿所愿。好在，程先生诚不我欺！
“小小一个茶寮，倒是人海的照妖镜、社会的写真箱。”
这是《茶寮小史》开篇的第一句。一时间，世事百态、人情冷暖呼之欲出。而事实上，程瞻庐先生的日常喜好便是去茶寮听书，借机观风望俗，审时度势，巧著文章。书中借茶博士（旧时茶馆伙计的雅号）之口，绘声绘色描摹出一干道貌岸然、表里不一的读书人形象。
程先生写张子彝，“长袍方袖，顾视清高”，批评新旧教育，犹重“诚实不欺”，叹息社会作伪欺人，已成常态。言语之间，大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吾国之不幸的慷慨。但事实如何呢？茶博士之言可为佐证：
提起那个老头儿，真恨得人牙痒痒的。他去年在这里喝了六十碗茶，临算账时，他只给我小洋四角。我说：“差得甚远，每碗茶三十文，六十碗茶该钱一千八百文。”他把脸儿一沉，说道：“我只喝你十六碗茶，哪里有六十碗茶？”我揭账簿给他看，他说：“你把十六两字写颠倒了，却来硬要人家茶钱。”我与他理论，他竟摆出乡绅架子，把我狗血喷人般地一顿毒骂……他昨天提起嗓子，喊算茶账，纯是装腔作势，叫做缺嘴咬蚤虱——有名无实。他把手插入袋内，假作摸钱钞的模样，直待人家全会了钞，他才把手伸出。要是人家不会钞，他便永远不会也不肯把手伸出，要他破费一文半文，比割他的头颅还要加倍痛苦。
茶博士一通话说完，一个悭吝卑琐的旧乡绅模样活脱脱如在眼前。
尤为可笑的是，这位张子彝本就是沽名钓誉之徒，试图将自己的所谓诗作付刊印刷。奈何他也知道自己笔下不过是些“菜籽诗，大有打油气味”，于是又怕瑜不掩瑕，落人嘲笑。但若从严删削呢，还恐心血抛尽，到底割舍不下。结果搜肠刮肚，竟想出个馊主意，“把自己的诗分为三等，最好的刻着自己的名字，稍次的刻着他夫人的名字，平常的刻着他儿子名字。”因为他知道“世人评诗，对于妇人小子的著作往往放宽一步。”而他呢，则既保全自己满是菜籽气，打油味的诗免遭丢弃，又可使夫人儿子诗名传世。
惜乎张子彝的如意算盘打得精，偏偏遇到了一位比他精明百倍的许汉儒。这位被张子彝誉为“当今第一诗家”的汉儒先生，曾是前清县令。门前一副集句联“岂有文章惊海内，杳无消息过江东”，一面凸显自己文采风流别具巧思，一面试图昭告世人他乃急流勇退，挂冠归来的清雅之士。然而事实又如何呢？
汉儒在江东做了一任县令，敲脂吸髓，细大不捐，士民不堪其虐，便在上司衙门告了他十多款。他着了急，赶到上司面前，哀求保全，伏地不起，涕泗横流。上司叫他自行告退，克期交代，便可免登白简，稍全体面。他没奈何，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把冷铜印忍痛交出。离任的一天，江东父老掮着天高地薄的德政旗，捧着冥镪纸锭的送行礼，齐集东门，同这贤官祖饯。他得了消息，潜从西门动身，才免得一番窘辱。比及退归林下，他便大吹法螺，夸说江东父老怎样地口碑载道，感念使君，倘非瞒着士民，束装就道，一定被他们卧辙攀辕，留住不放。他又老着面皮，集成这副门联，抬高自己的声价，夸张自己的政绩。
沽名者必被名累。许汉儒此联一出，便有好事的把下联换去四个字，成了“更无面目过江东”，把他气个半死，“从此十余年不曾张贴”。而今再度张贴，自然不免有知情人回想前情，贻笑大方。
就是这么一位“昨日酷吏，今日诗翁”，瞧出张子彝诗中猫腻，发现了子彝夫人《宿天宁寺与月印长老对弈》的笑话，还有子彝之子尚在娘胎便写出《闻都中拳变有感》的闹剧。他一方面不动声色为张子彝弥缝缺憾，盛赞他是“秦嘉徐淑，二美并臻”，一方面却又在别人面前极尽所能嘲笑张子彝“施此狡狯，弄此虚化”。
可怜了张子彝，自己得了汉儒阳奉阴违的赞赏，还要洋洋得意为汉儒歌功颂德，顺便继续往自己脸上贴金：
他的评诗眼光非常厉害，他人的诗稿请他过目，要他称赞一句，比着铁树开花还要不易，是千难万难的事。倘果然合了他的眼光，却又爱才如命，赞不去口。他今天见了拙荆的著作，竟这般地倾倒起来，算是破天荒的奇事。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好则说好，坏则说坏，从不曾当着面竭力称扬，背着人却批评得半文不值。
殊不知，两位俱是千年狐狸遇上妖，就是少了几分人模样。
昔日名作家周瘦鹃先生对程瞻庐先生备为推崇，说他是“今之淳于髡、东方朔”，实在是恰当不过。程先生的写作风格，总体而言，可归为“幽默滑稽”。幽默之时，褒贬都在正常逻辑之中，戏谑也好，反讽也罢，总能让人会心一笑，又觉余味悠长。滑稽之际，反常夸张之态蓬勃而出，叫人瞬间喷饭。更难得在于，程先生虽然笔下多出讽刺之语，但始终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娓娓道来，令人莞尔。
也不光是个体人物的塑造惟妙惟肖，各具特色。程先生对于群体的刻画，同样令人叫绝。一帮已然思想雏具的中学生，前头还在围着某文学泰斗的表弟猎取文豪秘笈，后面来了个借卖糖球为名行赌博之实的小贩，立刻一拥而上，“你拔一副天方八，我拔一副地主九，七张八嘴，人声嘈杂，竟把方才想做大文豪、小文豪、尖文豪的心思一股脑儿都移到竹筒里面。”
程先生于此时不无幽默地来了一句：“可见青年崇拜文豪的心理，万万敌不过崇拜赌博的心理。”
再看程先生笔下的小学生。茶寮内室才有教员颇为自负夸耀“敝校为各小学之冠，成绩卓著，生徒尤彬彬有礼”，去为学务委员的老太爷送葬时，“学生不止敝校一起，若说秩序井然、周旋中礼，敝校要算首屈一指。”外堂便闻“许多彬彬有礼的学生在那里争先喝茶，一言不合，竟尔吵闹起来，甲生扯破了乙生操衣，丙生踏坏了丁生操帽儿。”“拢总不过二三十个学生，吵闹的声浪不让千军万马。”教员们喝阻归喝阻，学生们打架归打架，直到其中一位教员万般无奈，说要召唤巡警来将他们带回区里重办，学生们一场恶闹方才罢休。却苦了小小茶寮，砸破两只茶杯，扯折一张板凳。
茶寮的方寸之地，果然是人间的大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被程瞻庐先生安排得乱中有序，真个叫秩序井然。除了许汉儒张子彝之流的口是心非、欺世盗名之外，娄师古的卖弄与恶俗，袁志新的无知与浅薄，周别溪的谄媚与卑劣，等等，各具特点，不一而足。
倘若我们真以为程先生只是单纯嘲讽挖苦读书人的斯文扫地，那就是大大的误会了。事实上，程先生不过是借了章回小说的旧壳子，写出了清末民初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写出了一个有思想的文人对于时局的担忧。
一部《茶寮小史》，其实便是当时社会的一段发展史，只不过着眼的点看起来不够波澜壮阔而已。然而正是这看似寻常的人情百态，才更可见社会变革下普通民众最真实的反映。
所以小说的结尾，让一位“小本经纪之徒”出场，才是程瞻庐先生良苦用心的体现。这个自称“读得不多几本书，识得不多几个字”的无名之辈，在听闻茶寮中许汉儒、娄师古、张子彝之流的一番高谈阔论之后，说出了一番令那些欺世盗名斯文扫地的所谓文人无地自容的话：“果然有益于国家，有功于社会，新学也好，旧学也好；设或无益于国家，无功于社会，新学也不好，旧学也不好。”
也许这几句话还不足以让人振聋发聩，他紧接着引长喉咙，唱出的庄严歌调，则干脆利落地直指这干人等的道貌岸然、颠倒是非，对他们沽名钓誉、狗苟蝇营的无耻行为展开了无情的鞭挞和拷打，令他们无处遁形。
据说程瞻庐先生当年和张恨水、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一样，是被《红杂志》《红玫瑰》等刊物包下文章的。也就是说，凡程先生所写文章，均在该杂志发表，而杂志为其提供丰厚稿酬。
这种事情，对于杂志来说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倘若作家不能保证文章质量，那么杂志的销量和声誉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文章被包下，足见程瞻庐先生文章的风靡程度和杂志社对他的信任。而程瞻庐先生能够在以“鸳鸯蝴蝶派”言情题材为主的作品中杀出一条血路，写出这样针砭时局的旧体小说，并赢得众多读者的青睐，殊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