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题材写作的文学理念与美学追求
汪守德
多年前在完成长篇小说《长津湖》，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之后，军旅作家王筠积7年之功，又推出了其抗美援朝题材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交响乐》。
这部长达7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匠心独运地选取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段落，即主要以第五次战役为背景，前接著名而惨烈的长津湖之战，其后延及双方的停战谈判，通过行止自然的谋篇布局，悉心描绘的战争进程，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细致绵密的文学笔触，从一个侧面为今天的读者描绘和再现了70年前那场举世震惊、波澜壮阔、惨烈血腥的战争历史画卷。
同读者常见的此类题材多采用全景式的叙事策略不同，王筠主要以基层部队官兵的视角切入战争，通过志愿军某师侦察营、穿插营和治疗队，同美军某空降团战斗群特遣队之间，敌对双方阵营一次次的激烈交锋，来完成其状写战争生活目的的达成。这样不仅能更加便于对双方的参战者进行抵近的观察与表现，也更加便于展开文学的描写与开掘，从而以丰富多样的写实与写意，想象与虚构，过往与当下，战场与人物，进程与细节，灾难与情感，生存与毁灭等手段，来展示战争的风云与图景，折射战场的脉络与肌理，凸显生死的寻常与难测，表现战斗者的崇高与卑微，把我们似乎熟知的，又可能语焉不详的一切，以文学的方式反映了出来，还原为作家心中的战争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
王筠在作品中设计了大小23次战斗，而每次的战斗过程又都是各具形态和不尽相同的，这既可能反映了战争的实际状况，世界上哪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战斗呢？这一切都为叙事的展开，人物性格的构建，文学观念的表达，创作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具有充分长度和空间的平台。从军级指挥员间歇性登场，以图勾勒出战场的宏观局势，到基层战斗者的浴血奋战，以再现战壕的真实，从而形成了对于战争时空的立体透视。一系列的平凡的人物，如李八里、孟正平、马永礼、鲍喜来、吴了了、脖颈赵、喇叭刘父子等，在一次战役的许多次战斗所组成的战争纵深里，轰轰烈烈而又有血有肉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站立成一队英雄的、气壮山河的行列。他们所面对的是强大的对手，是武器装备上严重的不对称的现实，所处的是复杂而陌生的战场环境，生与死都是转瞬之间的事。他们一次次地进入不可预知的战斗过程，一次次地同谜一样的敌人斗智斗勇，是伤亡后的无法进行的回送与救治，是心理上、情感上、智力上和体力上经历着持续不断的、又是几乎达于极限的挑战与考验。小说就是这样以绵密的、富于力道的文笔，写出了志愿军官兵们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英勇善战，冲锋向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构成了志愿军官兵战斗的具体过程，我们仿佛随着具有鲜明形象个性，饱满气息血肉的他们一道前进，目睹他们如何舍生忘死地滚火蹈雷，勇猛穿行于枪林弹雨，表现出作为一支英雄的军队，或作为一个战斗的个体，靠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和钢铁意志，遭遇怎样的战斗困境和险仗恶仗，又是怎样硬杠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并战而胜之。
小说在其轰响着主旋律的基础上，即作品对战争作出深刻的思考与精准的表现，彰显出以李八里为代表的志愿军官兵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战斗精神，牺牲与存活，失败与胜利，平常与奇特，冷酷与柔情，清澈与迷茫，温暖与忧伤等等，是一次战役所经历的漫长过程，也是参战者必须经历的复杂而无穷的体验。这些对于每一个参战者来说，都像是一个未知数，使他们在这架轰鸣的战争机器中，演绎着属于自己或猝不及防，或必然而至的命运。李八里与王翠兰的相恋与结婚，以及在新婚之时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是把人类美好的情感放在极端条件下，表明是怎样被战争无情地破坏与摧残。陈三观生活作风上的犯错，也是在战争之中所发生的一种正常而非常的遭际，却从此改变和扭曲了这个人物的口碑与形象。这些似乎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学意义，在作者滚烫而又冷峻的笔下，抗美援朝不是平面的、纯粹的、单向度的，而是多侧面的、多层次的、立体的，有高光，也有阴影，有真醇，也有血污，有崇高，也有卑下，同曾经的战争本身一样自然真切，苍凉厚重。
值得肯定的是，小说不是拘泥于只对志愿军官兵的描写，而是以平衡的笔墨展开对于交战双方人物形象交互性的刻画，其目的不在于显著加长作品的篇幅，而在于拓展小说的叙事空间，更反映出作者对于题材的很强驾驭能力。作者将敌对的一方也收于眼底和笔端，在激烈厮杀的战场上，表现两军普通官兵对阵时的相互打量与较量，特别注重表现两军不同的、差异明显的行为模式、战斗特征和文化心理。我们以往的思维惯性更多关注的是两军装备上的差异，这是许多论述和作品每每乐于特别强调的，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两军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存在于方方面面，对言语、装束、战法、生死等等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导致了战场上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表现。互相作为对方的反衬者，作为对方的一面镜子，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和了解对方，对于对方的不断地接近与认识，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发现和表现，是非常有意义的。如大脚怪鲍喜来和托马斯中士，黑人小蒙特和喇叭小刘等，几组人物形成了某种有意味的对应与对比关系，这是作者刻意设置的，也是需要作者进行精确分析与描写的。正因为有此差异与类同，因此令人赞赏的是，兵刃相见、无情厮杀的双方，实际上也在更高的层面上似乎有了某种理解、沟通与同情，使之成为一部充满着善意、美好和理想的作品。
《交响乐》赋予的其他鲜明特色，是小说叙述和人物对话语言中安徽淮北方言的大量运用，给小说增添了某种特殊的味道。作品中的人物来自不同的地域，作品刻意突出了地域性的语言特征，如李八里的淮北方言，吴了了的上海方言，鲍喜来的东北方言，美军的西式语言表达习惯，这使人物在形象与性格的传神塑造上增强了辨识度。道具的运用在作品中占有挺重的分量，刘父氏子的喇叭与小蒙特的萨克斯，我认为这都是作家虚构出来的，战斗的本身大概很难给这些乐器以应有的位置，但在小说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们无疑是人物身份与与性格外化的符号，也是人物生命外在的特征，同人物命运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其所具有的典型的象征意味，使战争带上了传奇般的音乐色彩，既契合于作品何以名之曰《交响乐》，也是作者对战争生活的一种理解与表达。其所描述的不仅仅是战争生活中各个声部的交响，也是人物命运的多层次的交织，使作品具有了高级而多重的艺术品质与寓意。战后人物的命运则显示出作家透过这些人物，让读者对经历过战争生活的那些人物，进行一种有深度的思考。即无论是李八里战死原因的真相莫辩，还是小蒙特回国后的凄凉处境，揭示出的不是军人应有的辉煌结局，而是读者想象之外的强烈反差，这是人物命运交响中低沉的重音，构成了小说的很强张力和魅力。
难能可贵的是，军旅作家王筠在创作时占有了大量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战争史料，使之在全局、局部、细节等方面，都有了可靠翔实的写作依据，并将其不露痕迹地融汇在写作的进程中，使作品有了史家的可信与严谨。创作靠的是厚实的生活积累，磅礴的写作激情，坚忍的叙事能力，这充分反映了作家关于战争题材写作的文学理念与美学追求，从某种层面上也把战争文学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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