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译的福克纳 影响了莫言的创作方向
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 姚峥华
提起翻译家李文俊，我们马上会想到福克纳、卡夫卡、门罗……
对，他是卡夫卡《变形记》最早的中文译者，他翻译的《变形记》最初内部发表于1965年，后刊登在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期上，有趣的是，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神州大地刚刚“打开门窗”，为发表顺利，他与编辑部还配发了一篇1万多字的批判卡夫卡的论文，“作为反面教材”。
▲李文俊（图/网络）
也是他第一个把福克纳介绍进来的。《福克纳评论集》由李文俊编译，1980年出版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表之后他觉得如果不完整地译介福克纳的作品，未免有贻人以本末倒置之讥。于是就译了《喧哗与骚动》，编译了《我弥留之际》，接着又译了《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随笔》《大森林》，后来又写了《福克纳评传》，《福克纳画传》，《福克纳神话》以及包含其他作家纪念福克纳的演说集子《威廉·福克纳》等。
所以，在中国，福克纳专家当李文俊先生莫属。福克纳某种意义上成了李文俊的标签。他甚至在翻译《押沙龙，押沙龙！》时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捡回一条命后，还开玩笑说，这不能完全怪福克纳。
加拿大女作家门罗获诺奖之前，她的《熊从山那边过来》，还有《逃离》也最早由李文俊杰先生翻译介绍给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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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翻译的作品，我们耳熟能详的还有很多很多，如奥斯丁的《爱玛》，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塞林格的《九故事》……但他说，“我这一辈子翻译的东西不算多，加起来大概不超过400万字。”
掐指算来，1930年出生的李文俊先生，今年已经是88岁了。在这个米寿的年龄，他欣然出版了自己的翻译随笔和创作随笔集《故乡水》。在这本不算厚的小册子里，一位老翻译家大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浓缩其中——这辈子，李文俊先生做的最专注的一件事，就是翻译。
▲《故乡水》，李文俊著（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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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受前辈的影响及提携，与一些故友的真挚友情，这些有趣的译界往事，一一在书中展现。
先说汝龙先生。
李文俊说，这一生，他翻译了大量福克纳的作品，而由点带面，一网打尽的做法，则是受益于汝龙先生的影响。汝龙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契诃夫时，小说集后边都要附上一些资料，这个做法深深启发了他。所以，在翻译福克纳过程中，他注意收集福克纳的书信、随笔和别人回忆与评论他的资料。后来任加拿大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去过加拿大三次，每次都泡在图书馆中，忙于收集福克纳的资料，错过了与门罗相见的机会。
▲汝龙先生（图/网络）
再说萧乾。
对于李文俊翻译的语言，有读者评价说有点杂，比如，作品中有时出现广东话，有时是上海闲话，有时甚至是北京土腔，面对这种声音，李文俊在书中交了底，说他是跟萧乾学的。
萧乾曾给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张谷若老先生译哈代时，“我”这个称呼用了山东话“俺”来代替，极其传神。他告诉李文俊，只要觉得合适，该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对所有方言全都来者不拒。方言里有些独特表现方式，妙不可言，光用普通话或是北京话，有时会使自己的文章缺少光彩。正是这个翻译理论，对李文俊的翻译和写作风格的形成影响至巨。
▲萧乾（图/网络）
还有钱锺书杨绛先生。
当年翻译《喧哗与骚动》时，李文俊曾为书中某句拉丁语引文请教钱锺书先生，钱先生说，福克纳的小说老实说是颇沉闷的，但是沉闷也有可敬佩之处。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这句话的话外音很明显了，但李文俊年轻气盛，不信邪。他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胆识，来形容自己当初选择福克纳的“壮举”。当年国内知道福克纳名字的人可谓“寥若晨星”， 所以，李文俊面临的将是一项甚为辛苦的工作。
▲钱钟书与杨绛（图/网络）
从1980年2月开译，一直到1982年6月全书译毕，《喧哗与骚动》用了他两年多的时间，书出版后，李文俊呈上请钱杨二老指正，钱先生回复说，承问道于盲，妄言妄语，何足挂齿。乃蒙序言中挂贱名，尤觉惭惶。
也因约稿的关系，李文俊与钱杨两先生走动较勤。听说杨绛在翻译《吉尔·布拉斯》，便登门约稿，并于1954年1月先在他所供职的《译文》杂志（后来的《世界文学》）分散发表。1956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能组到杨绛先生的译稿，至今想起来他还免不了小小得意。
再说说莫言。
翻译福克纳过程中，李文俊曾写过长文《一个人的天地》做为导读。据说这影响了莫言后来的创作方向。莫言正是看了这篇推介的文章，受到启发。想，既然福克纳可以通过自己家乡那枚小小的邮票，生发出一个自己的天地，那他也可以经由老家高密，生发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
如此看来，文学的影响和传承，总在有序又不经意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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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翻译的作品上，李文俊有自己的标准。
他坦言自己不喜欢看太高超的小说，不喜欢那些包含了比较复杂哲理的东西，看不懂。
“所以，我也就配看看门罗。”他说，类似的作家在英美文学中不罕见，比如美国的薇拉·凯瑟，他们可能不算第一流，但每个飞机场里都会摆放许多他们的书。这些作家不写太深刻的东西，甚至带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但如果小说太高深了，就看不到普通人的影子。”而他喜欢了解普通人的生活。
他一直看好门罗，知道门罗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所以当别人请他翻译《逃离》，他一点也没犹豫就接下来了，此前还主动翻译过她的《熊从山那边过来》，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并收入他的译文自选集中。
▲《逃离》，门罗著，李文俊译（图/网络）
在他眼里，门罗的小说不摆出高深莫测的样子，她善于刻画小人物，展现他们表面快乐、内心辛酸的形象。《逃离》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女儿说走就走了，而母亲却不敢搬家，怕收不到孩子的来信，这种情感在古今往来都具有普遍性。
好玩的是，那一年门罗获诺奖后，24小时内李文俊竟接了100多个采访电话。也因为诺奖，作品《逃离》一下子加印了40万册。
这大概就是翻译的有趣之处吧。
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现在回过头想甘苦自知。
比如“文革”结束后不久，他还翻译过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译了几万字后才知道已经有出版社准备出版其他人的翻译作品，自己的译稿就此果断“搁浅”。
比如他翻译了《老人与海》，虽然它的中译本很多，张爱玲就译过，但她自己并不满意，说文里文气；余光中也翻译过，他自己也检讨是“戴了手套干的这活”。李文俊于是按自己想法重新翻译了一遍，没想到得到大部分读者的肯定，说比张爱玲译得好。听到这些表扬的话，他就特别高兴。
▲《老人与海》，海明威著，李文俊译（图/网络）
也因此，在翻译上，他特别愿意把文章译出巴赫的赋格调来，把文章译出美食的味道来，把文章译出奇光异彩的颜色来，甚至把文章译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风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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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翻译的缘故，他受到国内外很多作家的影响，不单译风有自己的特色，笔风也俏皮有趣。
有人这么评价他的随笔，与翻译不同，不需要“带着镣铐跳舞”，他的散文“信笔”而作，在冷静中抒情，在洒脱中执著。
▲李文俊（图/网络）
在自我总结文章《我这一辈子》中，李文俊写道，他父亲祖籍是广东中山，他出生在上海，念的是复旦新闻系，所以《中山文艺家名典》中没有他，因北上工作，上海的外国文学界和母校的新闻系也没把他当嫡系子弟兵。这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没有影子的人。
所以，书名“故乡水”显得特别有意思，是一种无法寻找到故园的游子的心情。
一位年届九十的老翻译家，一本中西译著两栖的随笔。静静的文字，像极了我们坐在李文俊先生面前，聆听、聆听。那是一个不需要大道理，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安静世界。熨贴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