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大草千字文》 墨光耀目 精彩逼人

怀素无疑是中国书法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然而他的传世作品尤其是他的《大草千字文》却是千百年来人们褒贬不一的话题，优焉劣焉，真焉伪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宋以降多有评者。褒者如清代吴荣光在跋文中云:“既以真迹入石，又刻手精妙，能尽笔法，毡蜡得宜，古纸满香，真宋拓之最精者。”又如吴云跋云；“……墨光耀目，精彩逼人。观其往收垂缩，若断还连，运神明于操纵之中，寓规矩于旋转之内，良由诣精纯熟斯能一气贯注，有从心不逾之妙，洵为素师剧迹也。”

余子俊于明成化六年摹刻 明刊本

现代学者水赉佑先生在《怀素的书法艺术》一文中写道；“此帖墨光耀目，精彩逼人，圆熟姿媚，天真俱备，运笔圆浑洒脱，通篇一气贯注，提按粗细多变化，有劲疾之势，虽奇纵跌宕，而不失规矩，信为佳作。”

书论家姜寿田先生则认为；“无论从书法的思想内涵还是书法的美学意蕴来讲，《大草千字文》较之《自叙帖》，无疑是后出转精的杰作，不但毫不逊色，且有超邁之概。特别是唐中期禅宗及佛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对怀素狂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强调顿悟、内省，无佛无祖，禅我合一的禅宗精神，使怀素找到了以书法特别是狂草印证禅理的见性成佛之道。《大草千字文》所显示出的禅味与老境，就证明了这一点。”

贬者如明代孙鑛云：“陕刻今盛行世……素师虽有铁腕力，然不脱缁流气，笔法太近今。”清代学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谭》中记叙“醉僧所传大，小《千文》，亦是伪物。”清晚期大学者杨守敬又云；“关中所刻大字《千文》，则恶道俗劣，真米元章所谓酒肆书矣。”

统而观之，自古学者对怀素《大草千字文》身世真伪和艺术高下褒贬不一。褒者自无需赘言，凡持伪者说的观点不外是：失之“清逸之趣”、“诡形怪状”、“缁流气”、“少酝籍”、“恶道俗劣”、“酒肆书”、“夐异”等等。这些评论，即以世俗的眼光，评判一件雄强超迈风格迥异的旷世作品，仅见“夐异”不见“通会”，皆以主观臆想和好恶作评判依据，缺乏科学性，难免失之公允。

由其是包世臣和杨守敬两位清中后期的大学者的贬词，更是罩在《大草千字文》头上的浓重乌云。何以如此，则不能不联系到清代书法的变革，和草书的审美趋向。清代书法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尤其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书体方面的成就，形成了雄浑，苍劲，肃穆的书风，书坛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

而明代以祝允明，王铎为代表的狂草书风在清代没有得到发展。康熙学董，乾隆崇赵，肇始清代的馆阁体盛行。狂放的草书与清代的禁锢文化政策格格不入。而“肆力北魏，晚习二王”，自拟为“右军第一人”的大学者包世臣与“熔汉鋳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陈上珉语）的杨守敬，名重当代，自负之极，分别称《大草千字文》为“伪物”，“酒肆书”。

但凡审美差异，好恶取舍人各不同，观包杨二人书法，出入颜欧二王，熔鋳北碑汉唐，朴茂凝重，然而少纵逸欠自然，失之于板滞，偏执于一端。此亦或为不屑于《大草千字文》的狂肆，而视其为俗品之故。可谓名高言重谬误误人也。 持伪者说的亦有不否认其美学上“恣肆沉雄”的强烈艺术感。

如当代学者邓宝剑先生认为：“《大草千字文》与怀素诸帖在风格上差距较大，格调亦稍逊，恐非怀素手笔。怀素草书或沉着痛快，满眼飞花，与奔放中自有高逸雅趣，如《自叙帖》，或悠游不迫，古淡天真，于闲适处令人衿躁顿消，如《小草千字文》。《大草千字文》则表现出一种恣肆沉雄和浑厚壮大的气象，用笔苍茫粗犷，特别强调运笔过程的丰富性，通过提按与绞转显的曲折绵延，圆转增繁……从其独特的风格面貌与艺术感染力来看，《大草千字文》仍不失为一件书法史上的佳作”。（节选《唐怀素大草、小草<千字文>深度考证》 作者：王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