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

江西山多水多，大约灵气也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遇到江西的山水，就幻化出大篇大篇的精彩华章。道家思想并不发源于江西，但这思想演变成为根深叶茂的信仰系统，指引大批修士付诸实践，则毫无疑问始于江西龙虎山。道教名山洞天，也以江西为最。佛教源于天竺，取道西域入华，至禅宗出现，才成为完全汉化的佛教；禅宗源于少林，六传乃至慧能、神秀，但一直到马祖道一来江西传出洪州禅一脉，禅宗才真正“一花开五叶”，进入五家七宗的黄金时代。

儒家自然也并不起源于江西，但有宋一代，江西文人士子集体呈上的绚烂演出，令文坛第一次有了以省份命名风格的必要。不过，文章毕竟还不是儒家精神的全部——1278年12月，当右丞相兼枢密使、庐陵人文天祥战败被捕，他的同窗写祭文促其速死，而其本人也誓言“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赴死的时候，江西儒者的精神世界才得到了最为全面的展露。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次年2月经广东崖山一战，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蹈海自尽，宋王朝彻底倾覆，中国的古典时代也宣告落幕——后人感叹：崖山之后无中国。但，对于江西来说，这却不是信仰在本省最后一次焕发魔力。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行动，两个月后，井冈山根据地建立。这在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传播历程中，当然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事实上，尽管有儒道释历时千年的异彩纷呈，“红色旅游”才是江西旅游业最大的金字招牌。

进入21世纪，中国人与古典时代的距离又更遥远了些。如今的仁人志士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中国人信仰缺失。而且诸多社会问题似都与此有关。古人说礼失求诸野。如果信仰失去了，又该求诸何方呢？不过我觉得信仰其实并未失去，也不可能失去，只不过风水轮流转，如今中国当红的第一大教，乃是马克思当年大力批判过的商品拜物教。

江西，春秋属吴地，战国属楚地，秦为九江郡，汉为豫章郡。汉代的豫章辖区与后来的江西省大致相当。历南北朝至唐代，江西人文一直在深蕴厚蓄之中。宋代以来，江西人文蔚起、名人辈出。江西繁荣发达的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文章节义之乡；二是禅宗的腹地；三是心学（理学）的心脏地带；四是诗人与词客的沃土；五为道教的重镇；六为经济与治术之地。

就文学而言，江西可谓“名家巨擘贤材荟萃，鼎钟野瑟相激百世”。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说：“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到宋代，江西文学如日中天，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三百年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华，其壮观景象，至今仍令人们景仰和惊叹不已。

纵观两宋文坛，在作家数量上，江西籍的最多；从作家队伍素质上看，江西作家中既不乏众体皆备、声名显赫的大家巨擎，也不乏独擅一体、技压群芳的名家高手；从两宋文学的历程看，由首开风气到蔚成大观，由中兴再起到傲然殿后，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勋绩；从宋代文学诗歌、词章、散文三个主要领域看，江西作家都大有可书之笔。元代文学以曲著称，而江西文学家秉承前代之余烈，在传统诗文方面仍独占鳌头，元诗四大家中，江西就有虞集、范椁、揭傒斯，占了三大家。明代汤显祖的戏曲影响巨大。但总的来说，明清两代江西文学的影响不如宋元，江西文学的高峰渐次退潮。

就思想文化而言，宋元明三朝江西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他省少见其比。以宋代而论，欧阳修直承韩愈，著《本论》发道学之端；刘敞经学独步一时。李觏著《周礼致太平论》于先，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后，“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周敦颐长期在江西为官，晚年寓居九江，其学术流传自庐山濂溪而始。南宋朱熹发明二程、横渠之说，俨然为一代儒学宗主。陆九渊得学孟子，与朱熹二分天下，挺立卓越。元代吴澄是一思想大家。而明代江西思想学术之盛，人物之多，更超越宋代。明初吴与弼、胡居仁学术之精，举世公认。而浙中王阳明倡致良知学后，江右王门成为其学术的主流。黄宗羲《明儒学案》里，王门学案，江西独占其九，人数达三十二人，浙中才占其五，江西学术在全国的地位，可见一斑。

唐宋以来，江西佛、道之盛，大德大师历代涌现，蔚为大观。

首先，江西是禅宗的发祥地。从青原行思、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以下，到沩仰宗、曹洞宗和临济下杨歧、黄龙二系的列列龙象大德，可谓精光奇彩，美不胜收。禅史所称“马祖建丛林，百丈定清规”，指的就是赣西北丛林密集的禅宗基地。纵观从行思、怀让到五宗鼎立的二百年间禅宗史，可以说禅宗的全部繁荣过程，其根源都离不开江西。作为宗派，洪州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黄龙派、杨歧派，都有祖庭祖塔在江西。

其次，江西道教源远流长，教派叠起，高道辈出，影响很大，在中国道教之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江南占有主导地位。现存道教分为正一派与全真派两大派别。正一派之源即在江西龙虎山，此为世人所公认。从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陵在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到江西龙虎山等地从事创教活动之后，江西有组织的道教开始发端，龙虎山遂成为道教发源地。此后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和利用下，江西道教各门派逐渐得到发展，特别是唐、宋、元、明时期达到了鼎盛。

在落实层面，从主观的道德实践，成圣成贤，到客观层面的典章制度，开物成务，江西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前者如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举凡田赋、盐铁、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礼乐、名刑、经籍、封建、天文、物异、舆地、四夷等有关定国安邦之事，都一一通考，以备治国之用。后者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知识技能之便利，是事关“利民用、厚民生”的百科全书。

江西古代文化的繁荣与这一历史时期江西经济的繁荣发展有关。当由南海入中原的通道，即由梅岭而直下赣江水道的所谓使节之路，这一交通大动脉贯通后，触发了赣江流域的地气、人气和文气。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进步，江西得以用更快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全国交流，众多的达官显要和文化名流频繁地进出江西，而江西学子们也纷纷走出江西，游学游宦，对促进江西文化发展和江西文人成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现代学者徐复观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藉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江西文化是中国文化长河的重要支流，其辉煌时期留下的文化遗产，可以说大放异彩，影响深远。

朱熹曾经论及江西人、江西文化，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是“志大”，即志向高远，有建立体系的气魄；第二是“耻于人同”，即江西的文化不喜欢依附他人，勇于建立有创新意义的新说；第三是“坚执”，即敢于坚持自己的学说，不轻易随时风而变，也不因有人批评而动摇；第四是“秀而能文”，就是文采飞扬，富于雄辩，文章出色。朱子所言，对今天江西的文化建设、对江西文化人的追求仍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考察江西文化和地域的关系，我们看到，从先秦时代以来，江西文化与中原的交流与传播已经展开，江西文化虽灿烂于宋明，但肇始于汉代。东汉“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是豫章高士，名显一时。而东晋陶渊明，则是江西古代文化的一座奇峰。

轴心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孤立地发展自己，江西也不例外。赣江水道连接南北虽为江西文化与外界的互动提供了便利，但总体而言，江西半封闭的地域特征仍很明显，这使得江西文化传统和氛围得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宋元明时期的五六百年间，为什么只在江西出现这么多杰出的文化人物，为什么江西文化得到如此繁荣的发展，不能说和江西的风土人情、文化环境没有关系。

江西自宋代以来，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江西文化名流巨擘的优秀成果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江西现代文化的丰富资源。深入盘点、整理、发掘这些文化资源，深刻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联与互动，从而为振兴当代江西文化寻找支点和依据，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