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炜煌：我的母校｜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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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之窗：

上个世纪60年代，饶城有一所“手工业联社职工子弟小学”，这便是我的启蒙学校。它只存在了4年，如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大概少有人知道，即便我这个学子，也只能依稀记得一些片断。母校座落于青石弄的平房里，没有校牌，没有校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说是学校，开始却只有我们一个班，老师也不过一男一女。入学前，我不曾摸笔，也不会数数，幸好是子弟学校，老师对“子弟兵”报名给了“优惠”。那时我才满5周岁，又没经过幼儿园过渡，报名时数数只能数到10。母亲央求道：“家住马路边，车多不安全，让他在这里关关脚吧”。老师下了一番决心才把我收下。 名是报了，上课的日子却不好过。看到同学吃甘蔗，我便闹着家里买，第二天竟在上课时啃起来，老师不客气地没收了。下课时，同学英从讲台上把甘蔗递给我：“现在可以吃了，上课可不行”。做作业，老把“山”与“三”混淆，被大人“罚站”，记不清后来怎么学会的。那时，常随着姐姐般的凌到秋家里自习，一边写作业，一边嚼豆豉果，成绩也渐渐提高。一年下来，班里6个五龄童，唯有我没掉队，其余都留级了。 母校没有操场，自然开不了体育课，但有其它学校没有的“图书课”。我们总是盼着这“每周一课”，早早地把手洗净，静静地等待老师发书，然后兴奋地走过《黎明的河边》，寻找《宝葫芦的秘密》，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母校虽然简陋，但老师特别敬业。操老师原是部队教员，一派儒将风度，上起语文课神采飞扬，激情四溢；郑老师是个年轻姑娘，上数学课俨然一个资深教授，而一教起唱歌，则又幻成了美丽的天使。他俩包揽了我们所有的课，几乎上班都守着我们，节假日便忙着家访。那时候是老师找家长，有时是“告状”，有时就是走走看看。兴许是我特别嫩，操老师几乎是我家的常客，聊晚了就留下来吃个便饭，高兴时还喝上一杯酒，临走总不忘旋一下我的和尚头。 母校在育人方面毫不含糊。一到清明节，我们便去烈士陵园扫墓，原野上飘荡着我们的歌声：“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烈士精神依然在。”那时的班主任就是人生导师，母校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上了雷锋、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的名字，成为心中不灭的灯塔；在我脑海注入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过雷锋的枪”的音符，成为耳际永远的旋律。最难忘三年级学校借用市手工业联社机关楼房的平台，举行了隆重的入队仪式，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为今生的忠诚和善良作出了承诺，至今仍铿锵在耳，不敢忘却。 到了四年级，我的成绩已被刮目相看。就在我享受陶醉、品味赞誉时，子弟学校突然停办了。我们顾不上合影，来不及话别，便各自东西，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 匆匆的母校在简陋的平房向我展示了一种精神，一种品格，她带走了我的懵懂和稚气，我也由此告别了自己的童年，走出成熟，走出自信，走出一个崭新的少年。 许多年来，每当走过青石弄，我都会深情地驻足回望，仿佛看到秀丽的冰、宁静的曼、热情的英和贪玩的纪；依稀听见老师亲切的呼唤：“邱----”、“到！”。“这个字怎么读？”“‘山’，山头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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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炜煌，江西省文化名家，曾任江西上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江西省作协会员，在《求是》、《人民日报》、《红旗文稿》、《学习时报》、《理论动态》、《党建》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200多篇理论文章，在《人民日报》、《江西日报》、《星火》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曾获全国性随笔征文奖，著有专著《经典效应解读社会主义》和文集《荒村听雨》《思想者说》。

审稿：王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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