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湘军骨” 早逝时刘崐为之痛彻心扉
罗泽南：理学重镇湘军骨
文丨龚军辉
罗泽南：1807—1856年，字仲岳、培源、子畏，号罗山、悔泉， 双峰人，理学家、文学家，湘军创始人，卒谥忠节。
刘崐认为，湘军能在晚清平定太捻战斗中屡屡取胜，得益于其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义理心性之学的锤炼，而这一切，得益于其成军初一个重要人物为之构建的理学精神骨架。因而，斯人早逝时，他痛彻心扉，几十年后只要提到其名，犹有泪光。这个人，就是罗泽南。
罗泽南祖父罗拱诗是一位勤劳朴实而又非常重视送儿孙读书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很钟爱孙子，对其抱振兴门庭之厚望。其时祖父年近七旬，家业零落，四壁萧然，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依然坚持送孙去读书。
罗泽南从小聪明敏慧，4岁始识字，6岁入私塾，过目成诵。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11岁时学作对联，即显示出了非凡之气。居地有个药房，旁边是染房，他为之撰联：“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闻者无不赞叹。14岁，他开始读《左传》，常常自己命题，仿其篇法作文，如战、守、攻、取之类。他作文不求与时局相合，但求其中义理充足，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胸怀气度，遂为地方士绅看重。
道光五年(1825)，罗泽南母亲去世。此后十年里，他先后失去了包括兄嫂、祖父和三个儿子在内的9位亲人。妻子也因悲伤过度，两只眼睛全都失明。罗泽南自己也多有疾病，腰背酸痛不休，由于家贫，又不能买药给自己治病。对于亲人的相继离世，他感到十分悲痛，于是在《殇侄殇子哀辞》一文中写道：“恍恍惚惚，迷迷离离，是血是泪，终莫能辨。呜呼痛哉，呜呼痛哉!”
但他并没有因这些悲惨的遭遇而一蹶不振，相反坚持一面教书谋生，一面夜以继日地苦读。尽管很多人劝他为工为商，但他始终勉强支持家庭，不为世俗所动，还常常以“何妨年少历艰辛”自励。
道光六年，罗泽南应童子试不第，回到家中教授讲学，开始了长达28年的设馆教书生涯，先后在同里、湘乡县城、长沙等地坐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的理学思想开始成熟。
他以朱熹学说为依归，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其核心要点有五：
其一，在理气论上，继承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突出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他说：“物之得阳者亲上，物之得阴者亲下。飞也，动也，阳也;潜也，植也，阴也。……凡物之生死伏见鸣已，皆二气之消长也，是孰非阴阳之所充周者哉。”理只有通过气，纲维天地的作用才能显示出来，这显然抬高了气在其中的地位。
其二，继承了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但更强调要对事物特殊性进行研究，把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作为了理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
其三，在心性论上，持“心统性情”的观点，认为心为赅括性、情的总体，性、情都只是这一总体的不同方面，为了强调每个人都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他对朱熹的气质之性的定义稍稍作了修正，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认为气质之性是能够改变的。
其四，在知行论上，全面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即知行统一但又不能拘泥于事，而应放开视野修缮自我。
其五，发展了理学中本来就具有但却一直被忽视的“外王之学”，认为程朱理学要想复兴，就必须以实济虚，改正空疏之弊。他自己就在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积极讲求经世之学，“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
而在教育思想上，他处处显示出理学的指导地位，认为先王治民“为之小学大学以复其性情”，主张罢黜俗学，因为“俗学不黜，异学不熄，欲求立乎其极，是欲之闽越而趋陇蜀也”。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复其性情”，而不是简单地学习知识和增长见识。
在具体教育模式中，他主张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因而在其教授中，不仅应举业，而且须授之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学生既要习文，又要习武。他同时认为学习要从儿童期开始，“童蒙之年，早立其基”，只有从小学习，从自身的修养开始，长大以后才有可能经邦济世，治国平天下。
他于道光二十八年在刺史左辉春家讲学时写下了《小学韵语》一书，其旨要即为“教人之道，首重发蒙;蒙以养正，是曰圣功”。他先后培养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曾国荃、曾国葆等高足。后来这些学生大多成为湘军名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书生领兵”的一大景观。
教书育人同时，他自己的科举求仕也在继续。道光十年，他读书双峰书院，从学南塘举人陈权，十年后他以长沙府第一名中秀才，以冠军入湘乡县学，但后面屡次乡试不举。但其学问和品德已经声名远播，故在咸丰元年(1851)被湘乡县令朱孙诒推举为孝廉方正以应朝廷之选。
咸丰二年，太平军进犯长沙，罗泽南以在籍生员的身份倡办团练。 他注重加强军队的思想工作，要求兵士闲余多读书，并常与他们研讨学问，讲经论道，曾国藩后来称其“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实是对其情形的真实描绘。这不仅提高了军队素养，促进军士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为己任，而且增强了官兵平等，提升了共生抗死的信念、补加了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又重视军队纪律的整治，并自己模范带头，遂其部队风气与其他迥然有别。
因而，作为湖南学政的刘崐初次检阅其部时，就认定这会是一支劲旅，也深信罗泽南才堪大用。两人惺惺相惜，成了终生好友。
次年，罗泽南与曾国藩共同募兵成立湘军。此时，江忠源率兵援救江西被困，罗泽南率兵前往救援。初临战阵，罗泽南部在南昌城下与太平军恶战，死伤甚多，但终于使南昌解围。接而，罗泽南又去围剿安福的土匪，以三百人击溃数千太平军，他被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回到湖南后，他又围剿了永兴的土匪，所部增至千人。他及时总结前面的经验，与曾国藩完善了湘军营制，并操训部队半年。 他再把理学中的“静”修养运用于战术，强调统军者必须以其为制敌之道。这让其部的抗压能力得到了提升。
此后，他指挥湘军打了五次恶仗，显示出了其杰出的军事才华。
其一，咸丰四年6月，和塔齐布一起进攻岳州，他料想大桥是太平军必争之地，所以坚守不动，伺机出击，三战皆捷，歼灭太平军数千人，后来又攻破了高桥的九座太平军营垒，使太平军退守城陵矶，他再趁势和塔齐布一起进击，接连击退太平军多处大营，从此，湘军威名开始远播。
其二，攻下城陵矶后，曾国藩剑指武昌，罗泽南为之绘制图纸并进献方略，曾国藩遂令湘军排列巨炮面向长江内外，分为水陆两路进军，罗泽南直趋花园，蛇行前进，逼近太平军的营垒，并且分兵夺取其船舶，又攻破了鲇鱼套太平军大营，遂逼太平军夜里弃城而走，因此功罗泽南被授为浙江宁绍台道。
其三，攻克兴国、武昌后，湘军拟攻田家镇，但太平军用铁锁拦截清军水师，使朝廷武力大打折扣，罗泽南进驻马岭坳，太平军数千人突然来犯，并且后续援兵近万，罗泽南没有慌张，指挥两千军士埋伏起来，等到太平军懈怠时再出击，太平军大败，罗泽南乘机夺取了要隘半壁山，清军水师也截断了横在江上的铁锁，烧毁了太平军的船舶，而且攻克了田家镇，罗泽南被赐号普铿额巴图鲁，加按察使衔。
其四，克复广济、黄梅后太平军退守孔陇驿、小池口，罗泽南约各路兵马前来会攻，但湘军渡江未到一半，太平军就来进犯，湘军不敌稍稍退却，罗泽南的手臂受伤，但仍然指挥五千湘军作战太平军两万兵马，并在街口将其击溃，从而逼太平军沿江诸大营全部撤走，退守江西九江。
其五，咸丰五年，罗泽南跟从曾国藩进入南昌，前去救援饶州，在陈家山、大松林大破太平军，克复了弋阳，又救援广信，在城西乌石山再破太平军，接连克复兴安、德兴、浮梁等地，然后在梁口、鼇岭三败太平军，收复义宁，这让他被加封为布政使衔。
这时，罗泽南还显示出了极强的大局能力，他见江西的军事部署不合理，就向曾国藩建议说：“九江逼近江宁，而且向西牵制武昌，故太平军以全力争之。他们进犯弋阳，派兵到广信，从信水而鄱阳湖，抄我们的右路;又占据义宁，扼守梅岭，从修水而下鄱阳湖，抄我们的左路。如今两处都被我们平定，九江的门户渐渐稳固了，惟独湖北的通城等地仍然很多叛军。江西的义宁、武宁，湖南的平江、巴陵，始终都不安宁。想要扼制九江，最好是从武昌而下;如果我们想要解武昌之围，最好从崇阳、通城而入。为今之计，我们应当把湖口水师、九江的军队截住太平军鄱阳湖的船，更选能征善战之军扫灭崇阳、通城的太平军以进入武昌，以武昌来扼制九江。那么东南的全局，说不定会有转机啊。”曾国藩将他的建议全都奏报了朝廷，于是罗泽南得令集合塔齐布旧将彭三元、普承尧等部的人马，一共五千人，再次前往湖北围剿太平军。 他们顺利地占领了通城、夺取了桂口要隘，进而攻克崇阳。太平军韦俊、石达开部合军二万余人从蒲圻率军来犯，也被罗泽南部英勇击败。在胡林翼配合下，他还乘大雾收复咸宁，使武昌以南再无太平军踪迹。 接而，他与李续宾偷袭太平军十字街大营，抢占八步街口和塘角，保证了湘军粮路运输的顺畅。
可是，没有想到的意外事故不幸发生了。咸丰六年3月，长期闭门不出的武昌太平军突然开门出战，扑向湘军。罗泽南亲自督战。太平军援军接连而至，湘军从洪山出动奋力追击太平军。这时，一枚飞炮击中了罗泽南的左额，血流而下，布满其脸。他在将士的劝说下退回洪山，但仍然端坐在营外指挥作战。第二天，罗泽南在军中安然逝世。
失去战友的曾国藩为之悲痛万分，题挽联道：“步趋薛胡，吾乡矜式;雍容裘带，儒将风流。”
而正为会试副考官的礼部侍郎刘崐，闻讯呆若木鸡，半晌方喃喃自语：“天下倒一旗帜，儒林失一先生!”
后来的《清史稿》也这么评价：“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曾国藩立湘军，则罗泽南实左右之。朴诚勇敢之风，皆二人所提倡也。忠源受知于文宗，已大用而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歼，天下惜之。忠源言兵事一疏，泽南筹援鄂一书，为大局成败所关，并列之以存龟鉴。此大将风规，不第为楚材之弁冕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