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朱光潜的批评缘起重考
鲁迅对朱光潜的批评已然成为一段文坛公案。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把鲁迅对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一文的批评作为分析的起点，对鲁迅批评之后朱光潜的坚持或反省亦有所探讨。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前鲁迅对朱光潜早有恶感，此次点名批评并非突然爆发，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酵、累积，最终才喷薄而出。重考鲁迅对朱光潜的批评之缘起，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段文坛公案，对过去的研究或可起到一定程度的补正作用。
鲁迅
一 “打了一个寒噤”——关于朱光潜的《〈雨天的书〉》
鲁迅第一次对朱光潜的文字做出反应，是1926年的《写在〈坟〉后面》。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 这里所说的“上海出版的期刊”，是指由立达学会编辑、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虽然该杂志正式创刊时朱光潜已赴英留学，但一直是该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旅英杂谈》一文。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见于该刊1926年11月号由朱光潜（署名明石）所写的关于周作人《雨天的书》的评论文字。其中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对于朱光潜的这篇书评，鲁迅的反应相当迅速。这期杂志1926年11月5日出版于上海，在厦门的鲁迅于1926年11月11日就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进行了回应。 按理说，朱光潜在文中提及鲁迅，将他和胡适、吴稚晖、周作人放在一起，意在表扬他们白话文做得好，这本不该引起鲁迅的不快。然而，鲁迅用“打了一个寒噤”来描述看到此文的反应，说明这种不快之感还是相当强烈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朱光潜说他们白话文做得好是得力于古文的修养这一说法。
朱光潜在评论《雨天的书》时涉及文学的语言问题。他认为现代白话文写作不应过分欧化，提倡“想改良国语，还要从研究中国言文中习惯语气入手” 。他称赞《雨天的书》“绝少欧化的痕迹”，并将周作人和“许多简朴的古代伟大作者”相提并论。他的这一立场到1940年代仍在坚持，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他明确表示反对鲁迅的“直译主义”，认为是“生吞活剥地模仿西文语言组织” 的过度欧化。由此可以看出，朱光潜的语言观与周作人在《国语改造的意见》（1922年）与《国语文学谈》（1925年）中的观点较为接近，而和鲁迅有很大分歧。
鲁迅
朱光潜对过度欧化的反对，鲁迅没有回应，但他对文言文的赞赏却引发了鲁迅强烈的反弹。事实上，就白话文写作受到古文影响这一点而言，鲁迅是完全承认的：“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 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 鲁迅坦承不仅文字受到古文影响，就连思想也深中古书之“毒”。因此，在朱光潜看来是“得力”的地方，鲁迅却认为是“中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差异，既源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也与他们对自己人生经验的看法相关。
狂人日记
鲁迅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成年之后一直把这种封建传统教育当成噩梦，从第一篇小说《怀旧》起，就鞭挞旧式教育给人造成的心理痛苦。这种切身的痛苦经验和恐怖记忆是鲁迅思考教育问题的起点，因此他虽然深受古文影响，但一直以读古书为苦。朱光潜虽然比鲁迅小十六岁，从小也接受传统教育。他在自传中坦言，从六岁到十四岁，在父亲鞭挞之下受了封建私塾教育。然而当他成年之后，却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对旧式教育产生深切的憎恨。他认为“八股文也有它的趣味” 。
当他在香港接触到《新青年》，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时，他最初是反对的，后来才逐渐转向，开始学写白话文。“写白话文时，我发现文言的修养也还有些用处，就连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还未可厚非。” 可见，鲁迅和朱光潜对古文与白话问题的思考都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然而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朱光潜着重于“言”，也就是文辞上的“谨严典雅”“纯正简洁”“声音节奏”；而鲁迅更看重“行”，他生怕古文上面附着的封建主义幽灵会侵蚀青少年的头脑。
鲁迅
从《狂人日记》中提出“吃人”，到1919年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发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 的言论，再到《青年必读书》中提出“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鲁迅对提倡或赞赏古文者一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到了1927年，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也说：“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可见，鲁迅已经将文言与白话之争看作关乎民族存亡的大问题。
二 青少年“容易诓骗”？——关于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鲁迅第二次“影射”朱光潜，是在1933年的一篇杂文《“人话”》中。这篇文章是针对1933年3月号《中学生》杂志刊载的王历农《动物的本能》一文而写的。
以给青年或少年的信为格式的书，当时最知名的莫过于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了。这是朱光潜的成名作，1929年3月由开明书店出版。1932年12月，开明书店又出版了朱光潜的《谈美》一书。1933年《中学生》杂志几乎每期都登此书广告，广告词称此书是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有时在《谈美》书名后面的括号里，就写着“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就在登载《动物的本能》这期杂志的目录之后，即是整页的《谈美》出版广告。而《动物的本能》这篇文章的前一页上，则是新书推荐栏目，对朱光潜的《谈美》一书也进行了推荐。鲁迅在批评完《动物的本能》后，突然以揶揄甚至不屑的语气说，“现 在很有些人做书，格式是写给青年或少年的信”，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对朱光潜的反感。尤其是结尾用“诓骗”这类字眼，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朱光潜
鲁迅对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了解从1926年就开始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第一封《谈读书》就是和那篇《〈雨天的书〉》同期登载在《一般》杂志上的。该书单行本出版以后，曾风行一时，销行三十版以上，新中国成立前总销数超过二十万册，被读者称为“青年们的福音”。连朱光潜自己都说，此书在当时“成了一种最畅销的书” ，“还常被人用这个头衔来介绍我”，“甚至于用什么‘教导青年’的字样来夸奖我”。 虽然朱光潜本人并未因此而自得，但不论他本人怎么想，他的“青年导师”身份基本上确凿无疑。在193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论争中，如张天翼 、巴金 、唐弢 等人批评朱光潜的文章中都有“青年导师”“素来以青年的导师自居”的说法。
鲁迅一向反感给青年做“导师”，曾多次撰文嘲讽那些以导师自居者。 鲁迅的自我认知多含有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的倾向，对自己的思想、人生经验、文学写作都有一种深刻的自省意识，还时常“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甚至常常“诅咒”自己的思想，“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 因此，对于那些“自以为识路者”、那些自信地给青年人传授人生经验的人不免抱有怀疑态度。
1920年代中期，鲁迅对“导师”的批评主要针对现代评论派的学者教授和正人君子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光潜也渐渐成为鲁迅所说的“前辈”和“导师”中的一员，自然引发了鲁迅的不满。除此之外，朱光潜在对待青年人读书、处世的一些基本立场方面，也与鲁迅有着很大分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第一篇《谈读书》集中表达了朱光潜的读书观念。在短短一篇文章中，朱光潜四次谈到“青年必读书”。虽然文中没有提及鲁迅，但他不可能不知道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态度，那么朱光潜在这里表达的读书观念就与鲁迅构成了一种潜对话关系。
三 “引读者入于迷途”——关于朱光潜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朱光潜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发表于《中学生》杂志1935年第12月号。距朱氏文章发表十多天，鲁迅即写成《“题未定”草（六至九）》予以批评， 与九年前的《写在〈坟〉后面》反应同样迅速。
鲁迅一向关注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每当遇到此类问题，都异常敏感，频频出击。施蜇存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因而劝读《庄子》与《文选》， 刘半农嘲笑学生写错字，都引发了鲁迅的反感和批评。 如前所述，朱光潜自从写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等一系列著作后，在青少年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当鲁迅批评朱光潜时，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文坛初出茅庐的小辈” ，而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青年教导者”。在《“题未定”草七》中，鲁迅首先批评的是朱光潜的“摘句”。
朱光潜全集
在鲁迅看来，“摘句”对他这样知识广博的读者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朱光潜的文章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其读者主要是青少年。他们阅读既少，很容易受“摘句”的影响。在鲁迅看来，朱光潜的言论并非纯然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涉及对青少年的影响，如果不及时纠正，很可能有误导青年之害。在鲁迅看来，一个负责任的作者应该给青少年以全面、真实、确凿的知识，倘若像朱光潜那样以自己的好恶寻章摘句，从而对作家作品得出片面的结论，对于读书不多的青少年读者来说，无疑会有“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恶果。他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不仅把朱光潜看成是周作人的同党，也看成是施蜇存的同类。虽然就派别而言，朱光潜和施蜇存一个京派一个海派，看似互不搭界，但他们之间并非没有共同之处。施蛰存曾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 这论调和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所言何其相似！况且，鲁迅在1935年4月写的《“京派”和“海派”》中已经注意到，周作人为施蜇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题签，又在施蜇存新办的《文饭小品》上联手，形成“老京派打头”“小海派煞尾”的局面。他发现经过京海派之争后，两派已经“团圆”，大有“两界合办”之新趋势。 在此背景下，鲁迅已将京派与海派视作同一阵营。
新青年
在鲁迅看来，施蛰存和朱光潜，一个搞选本，一个搞摘句；一个劝人读《庄子》《文选》，一个推崇陶渊明，以“静穆”为艺术的极境，都有“误导”青年之嫌疑。施蜇存仅凭鲁迅在《重三感旧》中“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就觉得是针对自己，起而回应，从而引发论战。朱光潜大约并不太关注鲁迅的杂文，因而对鲁迅《写在〈坟〉后面》中针对他的言论和在《“人话”》中的影射并无反应，等到《“题未定”草七》点名批评的时候才有猝不及防之感。朱光潜说：“对鲁迅先生的为人为文我很了解，为避免陷入一场真正的笔战，因此我决定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