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运河焕发勃勃生机 委员持续建言献策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近3200公里，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尽管今天它的某些功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却历久弥新、更加凸显。

长期以来，全国政协委员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着深厚的感情。如何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直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以特色小镇为载体

促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有机融合

全国政协常委、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杜卫

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展现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文化名片。大运河也是纵贯南北的“经济大动脉”，见证着沿线城市的崛起和繁荣。

长期关注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的全国政协常委、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杜卫告诉记者，在大运河调研中他发现，从目前具体工作来看，在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中，有些地方成效卓著，但有些地方上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在浙江调研时杜卫发现，随着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大运河浙江段沿线集聚了70余个以茶叶、丝绸、湖笔、黄酒、书法等历史经典产业和时尚、信息经济、旅游、金融等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小镇，成为浙江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载体，为大运河浙江段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赋予了浙江大运河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保护传承利用三者的有机融合也是落实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实现“三个好”的一条有效途径。

而大运河沿线的有些地方，杜卫发现，仍存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活态存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大运河沿线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受到冲击而出现逐渐消逝的态势，大运河文化“金名片”效应尚未充分发挥，沿线文化旅游资源零散开发难以形成品牌效应，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缺乏有机融合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杜卫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特色小镇的作用，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有机融合。

杜卫解释说，首先应以历史经典产业类特色小镇为载体，推进运河沿线的中华“老字号”保护传承。充分发挥运河沿线历史经典产业集聚优势，以传统技艺、中医药、美食等非遗领域为核心，加强运河沿线“老字号”品牌保护。强化“老字号”技艺传承，推进“老字号”创新发展，推动“老字号”企业建设特色博物馆，办好中华老字号精品博览会等。

其次，应以时尚文创类特色小镇为载体，发展以运河文化为特色的文化产业。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继承和创新运河文化内涵，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支持文化融合发展，鼓励文化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业态的集聚，打造运河文化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

最后，开发运河精品旅游线路，构建“大运河特色小镇联盟”。重点打造丝绸之路、诗画之路、古镇之路、曲艺之路等一批国际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把运河文化内涵和运河文化元素融入文化旅游开发全过程，依托特色小镇着力培育大运河沿线综合旅游景区和特色精品景区。

加强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

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2019年实地调研了一些运河专题博物馆和特色小镇。“在实地调研中，我发现文物展品和文创产品匮乏，展览内容单调重复、缺少吸引力的现象比较突出，究其原因，都是源于对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够。”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础资源包括河道水系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和文化遗产资源三类。

“从目前的工作进展看，河道水系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资源的修复已引起高度重视并有了较为统一的要求和工作规划，但文化遗产资源的全面收集整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张自成举例说，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迹遗物的底数还没有摸清，运河流经区域大部分未进行过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地下文物遗存分布情况不清，另外大量低级别和近现代文物遗存在很多地区没纳入保护视野。

同时，文献档案资料底数也不清楚。大运河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代治水思想、工程、河务、漕运、运河区域社会发展状况等。包括运河专书、明清会典等官修政书类书、明清《实录》以及二十五史的《河渠志》《食货志》《地理志》、运河流经区域的省府州县志书、文人笔记、外国使者商团传教士的相关记述等古籍文献，总数约1000多种；据初步了解，现存与大运河相关的档案资料（主要为奏折、报告、批示、决定、勘察、设计、舆图、图纸等）约有1.5万多件，其中我国大陆地区有1万多件、我国台湾地区有4000多件，欧美地区有几十种明清运河舆图；三是民间文献。主要有契约、碑刻、家谱、民歌民谣、民间文学、传说故事、民间文艺等资料，数量不明。

“这些文献档案资料，除局部收集整理外，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工作尚未展开。”张自成说。

因此张自成建议，及时开展大运河文献档案资料的普查登录工作，特别要对每件文献档案资料的保存状况做出科学评估，以此作为抢救保护研究的依据；部署开展大运河全流域专项地上地下文物调查勘探考古工作，并将相关资料及时组织整理出版，同时，适时启动大运河文献档案资料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并整合资源，建立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平台，面向全社会，惠及民众。

加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统筹协调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研究所所长贺云翱

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研究所所长贺云翱一直参加大运河文化带的调查研究。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江苏率先提出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等相结合，涵盖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城市范围，全面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江苏省政府于2015年7月专门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淮安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大运河文化带相关工作。”贺云翱介绍，江苏编制了科学合理的规划体系，从省、市两个层面明确遗产保护、考古发掘、文化研究、环境提升、游线串联、文旅融合、公共设施配套、数字化展示等“八大重点工程”及9大类231个重点项目。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复兴及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它对推动中国东部和中部区域的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运河本体及相关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与各类文化遗产的利用，特别是对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目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也存在各省、市不平衡问题。”贺云翱直言，大运河文化带的定位与发展理念要清晰，要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同时，促进顶层设计与局地试点有机互动，大运河沿线城市政府要实现靶向施策。

贺云翱注意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存在重物质、轻非物质文化现象。在规划建设项目中，物质性建设项目多而实，非物质文化建设少而虚，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能获得应有的发掘、传承、发展的项目设计。如一些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泽湖渔鼓、南闸民歌、淮海戏、淮剧等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群众关注度、参与度不高，没有形成立体式、综合式传承的良好趋势。此外，运河文化宣传阵地也不足，虽然运河沿线城市纷纷建立了运河专题展示馆，但缺乏综合性博物馆，运河文化阐释解说不科学、不系统、不规范的现象制约着运河文化传播的效果。

“全国性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立法及国家层面的统筹工作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以协调存在的多方面利益纠葛的问题。”贺云翱认为，目前，大运河不同管理部门，依照的法律法规也不同，文物部门依据《文物保护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同时大运河又受到《水法》《航道法》《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多种法律的交叉管理，目前国家级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从地方层面看，仅少数省市出台了地方保护条例。因此更显国家立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17年以来，国家文物局配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完成《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启动文化遗产专项规划编制；开展《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情况评估，全面调研8省、直辖市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状况，加大涉及大运河的开发建设项目审核力度，督促各地进一步改善大运河保护状况。

2018年3月，《北京市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和《北京市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2年）》审议通过，北京市持续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相关建设工作。

2019年5月24日，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二十三次双周协商座谈会邀请12位委员、专家学者围绕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建言献策。

今年4月，《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也相继出台。

委员们一致表示，推进大运河保护利用，已成为政协委员的一份文化情怀和历史责任，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抓下去，中国大运河这条巨龙，定会焕发勃勃生机，展现夺目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