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沽南 整体保护并不难！天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保护先行
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金名片”，为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宝贵文化遗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将此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
5月24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会，围绕“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建言资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千秋工程，值得政协委员持续用心用情用力。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贯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全过程，使之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和民族复兴的标志性文化品牌。
针对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会上说，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突出的问题主要还是理念方面的问题，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经济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以牺牲保护来促进开发建设的现象。为此，国家文物局已经启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规划编制，并正在积极宣传、呼吁启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立法工作，通过规划和立法为大运河“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保障。同时，最近几年国家文物局持续加大了对涉及大运河的违规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法人违法行为的处理力度很大，并针对西沽南等尚未列为文保单位的大运河遗产保护问题，专门致函地方政府要求对其实施整体保护。
显然，整体保护西沽南已不仅是天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所绕不开，亦无法回避的现实，更上升成了《规划纲要》出台后全国的典型问题之一，亟待解决。保护形势虽然很严峻，但同时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依大运河而兴 伴天津城而建
所谓西沽南，是天津市红桥区棚户区改造的项目名。这里本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畔的老街区，是目前天津市区内最后一处相对保存完整的运河历史聚落，是历史上西沽村的核心区域。因要区分现西沽街道全域，故称西沽南。
天津是国务院核准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交通枢纽。从金、元时起，由于漕运兴盛促进商业繁荣而发展起来。明代在此设卫建城，进一步奠定了古城的基础。”是一座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的城市。从此视角看，西沽南的价值最为突出且有代表性，其与大运河的依存关系，在当下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中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西沽（现在的西沽南）最早只是北运河沿岸的一个聚点，后逐渐发展为人口稠密的大村镇和天津城外的重要交通枢纽。清中后期至民国初年时最为繁盛，成为天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城与河的重要节点。
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后，始有移民沿运河落户于此，多以漕运为生。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天津兵备道造渡船，并在西沽等七地设渡口。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沽始建炮台，以作防务之用。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巡视京畿地区，见运河水患，遂下令修建堤岸。从此西沽环境得到治理，人口大增，安居乐业，还形成了远近闻名的桃花堤等自然景观。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南巡回京途中，见运河畔桃花寺至西沽一带桃花盛开，作《点绛唇》一首：“再见桃花，津门红映依然好。回銮才到，疑是春两报。锦缆仙舟，星夜盼晨晓。情飘渺，艳阳时袅，不是垂阳老。”此后，乾隆帝亦有《西沽两首》传世。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天津第一座浮桥西沽浮桥落成，“用船一十六只，其长二十有六丈，糜白金二千余两”（《西沽浮桥碑记》）。清朝后期又建起大红桥，因其桥面高悬，颇似长虹贯空，故有“虹桥”之称，今日红桥区之名便来源于此。梅宝璐的《潞河棹歌》曾云：“大红桥北是西沽，杨柳楼台金碧铺。隔岸好添山一角，不须妆点似西湖。”
西沽三官庙的建造大概也在此时。从历史地名上分析，这是该地区最早的大型公共场所和社区生活中心。民间传说，乾隆帝和皇后还曾登临三官庙大槐树下避雨，至今仍存有龙凤古槐。
由于靠近码头，农业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决定了西沽必须迅速向城市生活区转型。清乾隆年间，建起龙王庙，生活区域再次扩大，发展成运河与城市双翼推动的格局。随之，在历史上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胡同——盐店街形成了。
据《红桥区地名志》载，盐店街相传为1790年前后建成。盐店街贯穿公所、药王庙、龙王庙等核心区域，形成了新的社区中心。作为完整的运河生活社区，西沽从以河为生的码头经济，开始逐步向天津城市的商业服务性经济转变。在此过程中，人口也成为周边之最，据清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说》统计，当时已有1662户居民。
进入近代，传统西沽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迎来了新的大发展。1906年，基督教公理会把天津传教中心从紫竹林移至此，建立西沽教堂。天主教也传入西沽，《益世报》的创始人雷鸣远曾在此活动，并建有教堂。同时，教会还在西沽建设了小学等场所。
西沽还是天津近代教育和工业的重镇。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占领西沽武库，与聂士成部在此激战。1903年，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迁址武库旧址开学复课。1911年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在西沽建立。1918年，华昌火柴公司与北京丹凤火柴公司正式合并为丹华火柴公司，1920年后在辽宁丹东开设分厂，资金额从15万升到120万现洋，成为中国民族火柴业的龙头。随之衍生了一个新地名，即公司前，与金家胡同相连，与盐店街平行。大量西沽人走入周边工厂，形成了新的市民阶层和城市经济形态，曾任天津商会会长的屈秀章等商贾大户纷纷迁居于此。大红桥的建成，西沽与老城的距离再次被拉近，成了天津城市运河人家的缩影和样板。
1958年，建西沽公园。1984年，建新红桥，并在附近建成部分居民楼。此后又有几次道路扩宽，但整体格局未有大变化。直至近两年，红桥区将现存的西沽老街区全部划为西沽南棚户区，历史风貌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抢救大运河遗产 整体保护西沽南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今年1月，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期间又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近些年来，天津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但由于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天津卫故城、估衣街、宫南宫北大街、三条石等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传统城区全部被大拆大建，损失殆尽，导致目前划定的14片历史文化街区中，已无一处能完整展现天津传统城区风貌。因此，整体保护西沽南的意义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2010年，谢辰生先生就铃铛阁王家大院和马家店遗址保护致信天津市委主要领导，谈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时写道：“天津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时保护的范围一是天津府辖区的老天津，二是租界区，都还保存得比较好。这两个区域各具特色，见证了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天津老人习惯把天津老区称之为上边，把租界区称之为下边。在天津公布为历史名城之后，天津市曾制定过一个名城保护规划报国务院。在建设部把天津规划还有其他几个城市的规划一起送国家文物局征求意见时，我发现其中天津规划最好，所以我对天津的名城保护充满信心。万没想到，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天津市竟然完全不考虑原来的规划，而对天津老城区大拆大改，致使老城内街区遭到严重破坏。”据了解，目前“西沽还保存了一部分老房子，是整个天津老区仅存的历史记忆了。它们不是老天津的精华，但却是老天津唯一的仅存的痕迹，从这个角度看，无疑还是有保存价值的。”谢老还提出，这“应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多年来北京的经验，以开发项目带危改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本不可能就地平衡。”（《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续编》，李经国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天津市委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对谢老表示衷心感谢，并将此纳入决策参考。
2013年，天津市政府正式批复《天津境内京杭大运河保护与发展规划》（津政函【2013】4号）。西沽作为中心城区重点地区被纳入保护范围，要求“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强化历史街区布局肌理，修缮传统院落和民居，进行环境整治，将西沽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城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中式生活社区。”《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中更是明确规定“要重视维护城市传统风貌特色，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以及不可移动文物。”“市、县人民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合理界定城市棚户区具体改造范围。禁止将因城市道路拓展、历史街区保护、文物修缮等带来的房屋拆迁改造项目纳入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10月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再次强调：“要严格把好棚改范围和标准，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防止混淆概念和界限。”
遗憾的是，这些国家政策和规划中的“严格保护”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西沽南棚户区改造依旧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相对立。然而，各界的呼吁保护之声并未因此而停止。棚改伊始，去年的天津“两会”上，民建天津市委会还递交提案，建议加强对西沽的抢救和整体保护，充实发展天津旅游经济。虽然红桥区也在西沽南棚户区拆迁过程中宣布确定了三处不可移动文物，加以保护，但如此“权宜”的做法，显然是对西沽南价值的极大忽视，更不符合国家及天津市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和规划。
启动拆迁前的西沽南，依然相对完好地保存着清末民初的历史格局，主要历史街道和历史建筑仍在，是天津市区内现存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运河历史聚落，是研究天津，乃至整个大运河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绝佳案例。西沽南的价值还体现在背后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发展体系，即“局部封闭，总体开放”的城市布局思想。城倚河建，河促城兴。军事与行政管理中心设在封闭的城里，交通枢纽与商贸、金融中心尊重原来自然形成的格局，置于城外。三岔河口等早已形成的经济中心区被保留下来，西沽等一大批围城而建的开放型居民生活区也随之兴起，它们充分利用地利，内部整合发展，完成城市扩张，妥善解决了运河经济发展与军事防务以及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包容亲民、雅俗共赏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城市发展中不可多得的例证。
西沽南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作为运河生活社区的完整性，这是任何单体建筑都无法代替的。这里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根据不同需求所建设的各种生活民居，完整体现了天津运河聚落内的强大凝聚力和多样性，是任何单体建筑所不能代表的。西沽南的遗产构成又是十分丰富的，除了完整的历史街区所构成的建筑遗产，其所孕育出的生活民俗、传统花会、民间传说等也不是三处单体建筑所能承载的。此外，西沽南历史上因运河而生成的独特人文和自然景观同样是一个亟待修复的生态整体，更是无法分割的。因此，西沽南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是个综合工程，包括了物质的、非物质的和景观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岂能毁掉整个棋盘，只留三个棋子？去年，在为天津得名筑城614周年而召开的“历史文化名城座谈会”上，城市规划、文博考古、历史地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倡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的同时，再次联合呼吁要对西沽南进行整体保护，纳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修复天津人文生态环境。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6月，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近日，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在就《规划纲要》答记者问时，格外突出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以文化遗产、河道水系、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提出科学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推动形成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新模式。”若以此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西沽南整体保护则不应是难题！
应该看到，西沽南棚户区改造启动以来，对这片运河历史聚落的破坏是极大的，大量珍贵的历史遗存都已被或正在被拆毁。当务之急是要把认识提升到国家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战略高度上来，立刻依法依规停止一切破坏行为。鉴于西沽南的布局肌理仍在，其与大运河的紧密依存关系仍清晰可见，应严格依照《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划纲要》及天津运河规划的要求，将此纳入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制定保护规划、划定保护范围，将整体保护、民生改善、环境修复相结合，充分发挥文化遗产资源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的重要作用。对现存历史建筑采取应保尽保原则，建议以“西沽南运河历史民居群”或“西沽历史建筑群”名义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对已拆除和破坏的重要街道胡同和历史建筑，原址原状原貌修复，划定为西沽南运河历史文化街区。
作为大运河孕育起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在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方面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十分重大。大运河是天津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更应是天津未来发展深度融入国家战略的黏合剂。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这三条主线，应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贯彻始终，莫要让推土机的轰鸣声破坏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莫要让拆真和造假的喧嚣声破坏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期待能按《规划纲要》中所提出的“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形成保护大格局。正如几年前谢辰生先生提出的殷切希望：天津要形成整体保护的理念和体系。要彰显文化自信，全面研究认识天津的历史，处理好古、近、中、西的关系，在城市格局上体现出历史文化的源流，避免厚此薄彼、嫌贫爱富。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具有百闻不如一见的真实性，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用文物讲好天津故事，留住天津乡愁。
大运河无疑是天津修复人文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好抓手！天津卫故城已被拆除，但故城遗址尚存，如何加强研究、加大保护，亡羊补牢尤未晚！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甲骨文发现、辨识的重要纪念地马家店遗址正在红桥区运河故道边的另一片拆迁废墟中，提升保护级别、制定保护规划，彰显大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巨大推动力，更时不我待！
天津大运河文化在教育、革命、民族、戏曲曲艺、工商业等方面也有着丰厚独特的资源，在全国都有引领开拓意义。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的北洋大学堂旧址、天津普通中学堂旧址、南开中学的前身、广智馆及全国第一个文化遗产课堂，由废庙兴学而建的丁字沽小学等都是在红桥区大运河畔原生的。估衣街是天津城市运河经济的最好见证，被拆除后只剩下了半座谦祥益绸缎庄旧址。劫后余生，这里成为全国曲艺界公认的最能代表天津相声水平的演出场所，实现了国保单位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新融合。去年估衣街再次启动改造，演出迁址，建筑腾空闲置，文物安全堪忧。不久前，冯骥才先生大声疾呼：“天津应该有座曲艺博物馆”。由此不禁想到，大运河同样是天津曲艺传播、发展和兴盛的生命线，若将谦祥益绸缎庄旧址开辟为天津曲艺博物馆，岂不一举两得！
天津的回族是沿运河而来，沿河围城而居的。600余年来，天津回族的生活史本身就是一部民族团结史，这在天津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北辰区的回族聚集地天穆村便是最好的例证。村民正在自发筹建一座博物馆，若能将此定位为大运河民族博物馆，当为创举！再如像五四革命遗址天津总商会旧址（已拆除）、张湾运河沉船点、张官屯窑址、直隶全省内河行轮董事局旧址等大运河文化资源和遗产，在此则无法一一展开。
《规划纲要》中要求，突出以文化为引领推动有关地区协调发展，把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那么，只要真正做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落实国家文物局对西沽南整体保护的要求何难？推进天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全面上水平又何难？须知，大运河才是天津城市最深厚的文化自信！
来源丨中国文物报
作者丨穆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