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 那些突然闯进我们村子里的异乡人
文/王先生本文原创，共约3530字
我小时候生活的那座县城虽然地处鲁苏豫皖四省八县的交界处，可在二十年前，它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小县城一样，刚刚从计划经济的长梦中醒来，还没来得及振翅腾飞。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出生在这座县城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北有一片长年积着污水的大坑，村南横卧着一条五十年代人工挖掘的大河。
就像周围的村子一样，我们这个村子是同样的闭塞——虽然那时村子里已经有个别年轻人开始去异乡的电子厂挣大钱了，可大多数村民依然苦守着家里的几亩薄田。
所以，村子里整日照面的都是彼此熟络的人，即使偶尔有几个生面孔路过，村民们也顶多是站在路旁偷偷地多瞧两眼，心里揣测路人可能是暂时借道而行的异乡人或者谁谁家来的外地亲戚。
小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游街串巷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腿脚不闲着的毛病，让我看到了许多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怪事”，有的甚至堪比马尔克斯笔下的某些场景。
01“疯子”
我至今忘不了那个突然出现在我们村子里的疯疯癫癫、头发蓬乱的“老魔道”（鲁西南人对于疯子的称呼）。
当好奇的村民把这位老人团团围住时，老人惊吓得近乎尖叫起来，并且嘴里一直含含糊糊地讲着什么，似乎是一个人的名字。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如何闯进我们村子里的，第一个发现她的人是习惯早起扛着粪箕子捡蘑菇的李大爷。
据李大爷讲，当他发现这位“老魔道”时自己险些吓得跌了一跤，因为这人就躲在村南河堤旁的一棵老槐树下。
面对这样一个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村里人都作了难。每个人都表示好奇，可每个人都不愿意主动出头把她请到家里坐一坐。
后来还是大队里管事的出面把她用地排车推走了。至于老人被送去了哪里，有的村民说是送到了镇上的民政局，有的说是直接拉到了敬老院，还有的大人则信誓旦旦地说是被活活打死了，而且尸体就藏在村子北面的一条巷道里。
那条巷道我再熟悉不过了，漆黑漆黑的，钻进去一点儿亮光都没有。可小朋友们都喜欢从里面爬进爬出，我记得里面好像还有一块道光年的残旧古碑。
自从知道“老魔道”可能埋身那里后，村子里的小伙伴再也没有人敢去钻了，后来这条巷道也被人严严实实地封住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路过那条巷道，总觉得里面“不干净”。
二十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那个所谓的“老魔道”，只是一个迷路的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可怜老人。
我不知道当年的她有没有回到家，也不知道她口中念念不忘的人是她的丈夫或者孩子，但有一点可以确信，那条巷道里一定没有她的尸骨，那只是长辈们吓唬小孩而杜撰出来的无稽之谈而已。
02“南蛮子”
鲁西南人称呼南方人，向来不是客客气气地称一声“南方人”，多是颇不客气地用“南蛮子”代指。
那一年春季，村子里就闯进来一个“南蛮子”，那人穿着喜庆的红上衣，身材臃肿。
我之所以确认那时是春季，其实还是凭借着鲁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季节性美食——“榆钱窝头”。
当时，那个嘴里叽里呱啦讲着南方方言的女人就连吃了我家三块大窝头，榆钱叶子做的。
好巧不巧，这位嘴里操着南方口音的南蛮子出现的地点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那时，我们家的土围墙被父亲推倒后打算重建，所以暂时也就没有什么围墙了。
看到这位奇怪的外地女人，许多热情好事的街坊邻居自然就不请自来了。大家叽叽喳喳地猜测这位女人的身份，甚至还有几个大胆的婶子结伴凑过去打听对方的来历。
那女人似乎听懂了婶子们嘴里的话，可她的回答依旧是谁也听不懂的“鸟语”。
曾经在广东电子厂打过两年工的刘二哥拍着胸脯说对方是贵州人，因为他听着对方口中的方言似乎和他厂子里的一位贵州工友很相似。
颇见过世面的孙二爷则捻着胡须判定对方来自四川，因为隔壁村就有一位光棍汉“买”了一个四川山区的媳妇。
后来还是母亲聪明，她从我的作业本上撕下来一张纸，然后让女子把自己的名字和籍贯写下来，可谁也没想到，这女人竟然也是一个睁眼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是一个劲儿地喊着“幺妹幺妹”。
吃过三个窝头喝了两大碗白糖水后，这位女人就被村里管事的送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可怜的女人，早在几年前就被隔壁镇的一个老光棍买回家了。
至于她为什么会偷跑出来，据说是因为那老汉嫌弃她生不出儿子而经常打骂她，她才不得已逃了出来。
后来她有没有被送回老家，我不知道，但我一直希望她可以不再回到那个恶毒的老汉身旁。
可似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那场风波过后，就再也没有村里人提及这件事了，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或者司空见惯了一样。
03“抢破烂儿的”
在鲁西南一带，“破烂”后面加一个儿化音被用来表示一些家里不用的、废旧的物件。
按说捡破烂儿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凭借自己的体力劳动捡拾还尚有一定利用价值的废品然后兑换成零钱，这算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营生。
可在九十年代，我却见到了一群近乎强盗般的拾荒者——他们不是在捡破烂儿，而是在抢破烂儿。
什么意思呢？
这些异乡人由一辆大卡车拉着，每到一个村子就“洗劫”一个村子，我曾经就亲历过这样的境况——
那年秋季，我们家的围墙正好还没来得及修葺，正在堂屋里写作业的我突然听到了一阵狗吠声，然后是一群慌乱的脚步声。
我急忙冲出去看，结果竟然发现一群头戴灰色头巾的妇女在我们院子里疯狂地捡拾着垃圾——
当然也不全是垃圾，有些还是一些正在用的物件，比如我爸刚换下来的布鞋、压水井的铁把手、窗台上落了灰的磨刀石……
尽管我喊破了喉咙也不管用，这些人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宽口麻袋里塞着我家的东西。直到隔壁的乔奶奶闻声赶来，这些人才肯罢手。
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了母亲，母亲一直摸着我的头，似乎在庆幸这些人没有把我“掳去”。
父亲还是依旧不作声，直到几杯酒下肚，才慢悠悠地说了句：“估计那边又发涝灾了。”
母亲好奇地接了一句：“是河南还是安徽？”
父亲依旧没有抬头也没有应答，只是一个劲儿叹气。当时院子里少了好几件称手的物件，但父亲只说了句：“都不容易。”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周围几个乡镇里的花生都颗粒无收，三齿镐下去，刨上来的只有一条条肥壮的、恣意扭来扭曲的地蚕。
至于当年是河南还是安徽发洪灾，我记不起来了。只是依旧忘不了她们急慌慌地在我家院子里奔走的模样。
因为生计而不得不远走他乡固然是可怜的，可再可怜也不能谋取不义之财啊！
对于这一点，我那位老实巴交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他时常说，“狗急了跳墙，人急了昧良心，习惯就好。”
如今即将而立之年的我，似乎也在慢慢习惯着身边人的种种“昧良心行为”，这可能真的是可怜人的无奈之举吧！
04“耍杂技的”
童年的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表演杂技，不是在富丽堂皇的剧院里，而是在村东头的一块打麦场上。
来了杂技团的消息通过大喇叭一吆喝，傍晚时分村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都聚在了一起。
我记得当时的门票是两元，用小麦和鸡蛋抵扣也行。在母亲的怂恿下，我们全家拎着粮食来到了那个简易的大棚，找了个空地支开马扎后，便津津有味地看向了舞台。
那天表演了什么节目，我基本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有一个杂技叫“金鸡独立”——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姑娘先将两只脚分别踩在两颗鸡蛋上，然后再腾出一只脚做出金鸡独立的招式。
大概是因为紧张，小姑娘接连好几次都以鸡蛋的破碎而宣告失败。在大伙的一片嘘声中，小姑娘含着泪躲进了后台。
“耍杂技有啥看的，该露点儿肉了！”
这是村子里最顽劣的黄二小说的，他这人特别喜欢起哄，以不着调闻名全村。
此话一出，台下笑作一团，甚至还传来了好几位婶子大娘的骂娘声，这自然是“赏”给黄二小的。
后来，杂技团的领班看大伙有些不满意，便临时更换了一个节目——肚皮舞。此话刚讲完，台下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有的大爷干脆悄悄地熄灭了香烟，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舞台。
当看到一个妖艳的女孩衣着暴露地出现时，母亲拉着父亲和我就走了。
至于那晚的肚皮舞跳得精不精彩，我不知道，但几年后我在参加县里的十月物资交流大会时，曾经误闯进一个黑漆漆的大棚，里面的肚皮舞甚是香艳。
据当晚坚持看到最后的年轻人讲，后面的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至于怎么个精彩法，他们总是笑而不语，好似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过了好多年，当我和母亲谈起那晚的杂技表演时，母亲停下来手中的针线活，冷不丁地说了句：“什么杂技表演，其实就是露肉的，一大群吃青春饭的姑娘，唉……”
母亲没有继续讲下去，只是望着窗外高树上的那个漆黑庞大的老鸹窝发呆，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时光荏苒，岁月一去不回头，可很多往事却如铆钉一般深深地扎进了我的脑海。
那些年，因为老年痴呆而走失的老人，因为被拐卖而流落异乡的女人，因为没有口粮而不得不抢破烂儿的拾荒者，想要赚点儿门票钱而不得不暴露身体的表演者......
二十年后再回首往事，原来那些年曾经闯入我们村子的不速之客，竟然都是那个时代的苦命人。
我不忍回忆，可又忍不住回忆。但愿这样的岁月、这样的故事，不再在人间重现。
#农村生活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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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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