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月饼

壹

民国初年

中秋节不在八月十五

民国时期很短，政权更迭却很频繁，几乎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会影响到社会习俗。咱就拿中秋节来说吧，它是传统节日，固定在八月十五，可是一到民国，时间就改了，从八月十五改成了其他日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方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政府，北方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政府，在历法改革上都举双手赞成，都希望彻底废除传统中国的农历，推行与世界接轨的公历。

问题是，所有传统节日都建立在农历的基础上，都是用农历日期来标记的，例如春节在正月初一，端午在五月初五，七夕在七月初七，中秋在八月十五，重阳在九月初九……假如把农历扔掉，我们的传统节日何去何从？假如保留传统节日，又怎么能彻底废除农历呢？

南北政府达成的协议是，将传统节日统统改成公历日期。也就是说，春节改到1月1日，端午改到5月5日，七夕改到7月7日，中秋改到8月15日，重阳改到9月9日。农历的大年初一不许再过年，农历的五月初五不许过端午，农历的八月十五不许过中秋，这些改革从1912年下半年开始推行，并由各部委各高校带头执行。

假如我们回到民国初年的北京、广州或上海，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秋天还没到，天气还很炎热，人们就在庆祝中秋了。鲁迅在北洋政府麾下的教育部做过官，1913年8月15日，他放了半天中秋假，但那天明明不是中秋，而是农历七月十四。1914年8月15日，清华园的学生举办“中秋游园会”，那天当然也不是中秋，而是农历六月二十四。

中秋要拜月，要赏月，但是在民国初年过中秋节，你很难有机会拜月和赏月，因为公历与月相无关，公历的8月15日不一定有月亮。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自从民国政府宣布“废除旧历”那天起，民间就一直阳奉阴违，学界也一直表示抗议。废除旧历的政策推行没多久，很快就破产了，留下来的影响就是新历与旧历并存，公历与农历并重，官方记事用公历，民间过节用农历，两套历法并行不悖，到今天也是如此。

贰

三节两寿，中秋是重头戏

早在一千年前，中秋节根本不是重要节日。唐宋时期三大节，新正（即大年初一）居首，寒食（包括被寒食假期囊括的清明节）居中，冬至居尾。什么中秋、重阳、端午、七夕，跟新正、寒食、冬至相比，都不重要。北宋中后期，朝廷规范假期，新正放假七天，寒食放假七天，冬至放假七天。中秋、重阳与端午，只放假一天，还没有春社和秋社的假期时间长。

事实上，至少在元朝以前，中秋节只有拜月、赏月、吃瓜果的习俗，连月饼都没有。

据说苏东坡写过一首关于月饼的诗，只有四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默品其滋味，相思泪沾巾。”小巧精致的月饼，像月亮一样浑圆，里面包着奶油（酥）和糖稀（饴），默默地品尝着美味的月饼，开始想念亲人。

可惜的是，苏东坡从未写过这样的诗，这首关于月饼的诗完全是后人水平低劣的伪造之作。

第一，这首诗根本不押韵，无论按照今韵还是按照古韵，它都不押韵。凭苏东坡的才华，他会水平低劣到去写一首不押韵的诗吗？

第二，1982年中华书局编撰《苏轼诗集》，2001年曾枣庄主编《三苏全书》，2004年孔凡礼付梓《三苏年谱》，已经将存世的所有东坡诗词都纳入囊中，其中《三苏全书》还专章收录了未能终篇的诗词以及可能是伪作的诗词，都没有这首所谓的月饼诗。

第三，从现存的宋朝食谱和风俗文献可以看出，宋朝人在中秋节期间并没有吃月饼的习俗。

南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载有《京城风俗记》，那时候过中秋，流行少男少女拜月，合家聚餐吃瓜果，餐桌上不见月饼。

宋元话本《错认尸》里也有都城市民过中秋的场景：“忽值八月中秋节时，高氏交小二买些鱼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仍然不见月饼。

南宋遗老周密所作《武林旧事》中倒是出现了“月饼”一词，但是它出现在“蒸作从食”一章，与馒头包子放在一起，是蒸熟的，而不是像真正的月饼那样烤制而成。同书第三卷描写全年风俗，中秋期间仍然是赏月吃瓜果，餐桌上不见月饼。

叁

月饼确证，文献记载出现在明代

文献中真正可以确证为月饼，可能要到明代北京县令沈榜所作的《宛署杂记》：“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以及明代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所作的《酌中志》：“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奉月饼、瓜果。”

根据民间传说，月饼是元末明初时发明的：老百姓受不了元朝统治者的野蛮统治，策动者用浑圆如满月的馅饼做信物，馅饼里暗藏“八月十五杀鞑子”的纸条，分送各家各户，相约在中秋那天起兵抗元。后来，明朝建立了，月饼也就作为胜利的见证被传下来了。这个传说妇孺皆知，但不见于史籍，未知真伪。不过按照史料与古典文学中显示的迹象，中秋吃月饼的习俗确实是从明朝才流行起来的。

民国距离明朝好几百年，在这几百年当中，中秋的地位越来越高。晚清官场已经形成“三节两寿”的说法，“两寿”是指领导过生日与领导太太过生日，“三节”则是春节、端午、中秋节。此前火得不能再火的冬至与寒食，统统被中秋节打趴下，灰头土脸地退居幕后，成了非常不重要的节日。

在民国时期，中秋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第一，它被农民当成上半年劳作的句号，趁着过中秋，敞开了休息一阵子，下半年接着忙。

第二，它被商家当成前半个财务年的句号，赶在中秋之前，该收的账要收回来，该还的账要还回去，该辞退的伙计要让他滚蛋。大家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学过的《孔乙己》吧？中秋前的两三天，咸亨酒店的老板在结账，他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老舍作品《老张的幸福》也写道：“中秋节的第二天，老张睡到午时才醒。因为昨天收节礼，结铺子的账，索欠户的债，直到四更天才紧一紧腰带，浑衣而卧睡下。”

第三，它还是房东调整租金的好时机，前半年租金想涨，照惯例却不能涨，只有到了中秋节，才好意思提着一盒月饼通知租户：“咱们的行市该涨涨了，愿意租就租，不愿租就搬。”

第四，就连物价也要跟着中秋的屁股走。1942年10月5日，费孝通先生总结过一个规律：“最近七八年来，每过一个中秋节，物价都要跳上去，这原是意料中事。却不想今年跳得这样快，物价乘中秋之际再度飞涨，犹如猛虎出笼，不可控制。”

肆

月饼之争

苏式月饼与广式月饼论高低

物价上涨是正常现象，但民国时期的物价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以后涨得太快。

1936年中秋节，广州尚未遭受日军轰炸，普通椰蓉月饼三两一个，售价0.15元（法币）；1939年中秋节，广州已经沦陷，普通椰蓉月饼二两一个，售价0.7元（法币）；1946年中秋节，广州已经光复，普通椰蓉月饼五两一个，售价45元（法币）；1947年中秋节，同样的月饼卖到2000元，还是法币；1948年中秋节，用法币买月饼的话，个头最小、用料最差的月饼，最便宜也要160万元！

我手头有一本《1946-1956中国最后一个秀才家庭的千封家书》，某上海人在江西赣州某纺织厂当经理，1947年秋天，他月薪涨到25万元（法币），而这年中秋的月饼最便宜3000元一个，最贵4万元一个，作为高级白领，他一个月的薪水只够买几个好月饼而已。

如果不看价格，只看款式，民国月饼还是很值得称道的。1947年中秋节，当时的《中央日报周刊》登载一篇评论，提到南京冠生园推出的月饼品种，计有“金腿”、“烧鸡”、“板鸭”、“鸭腿”、“叉烧”、“五仁”、“枣泥”、“豆沙”、“莲蓉”、“椰蓉”、“蛋黄”、“豆蓉”、“百果”、“奶油”、“冬瓜”、“松子”、“玫瑰”、“椒盐”等18个类别。其中五仁月饼又分为“五仁咸”、“五仁甜”、“五仁素”，豆沙月饼又分为“豆沙肉”、“豆沙素”、“豆沙酥皮”，莲蓉月饼又分为“奶油莲蓉”、“蛋黄莲蓉”、“素莲蓉”、“酥皮莲蓉”……我数了数，仅仅这一家食品公司生产的月饼，就有25种之多。

顾名思义，金腿月饼就是用金华火腿做馅儿，烧鸡月饼就是用烧鸡做馅儿，板鸭月饼就是用板鸭做馅儿，椒盐月饼就是用椒盐做馅儿。现在月饼界也有火腿月饼、鲍鱼月饼、龙虾月饼，甚至还有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可惜烧鸡月饼和板鸭月饼消亡已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好事者将其复原出来。

《中央日报周刊》还登载过一篇《月饼的派别》，叙述民国时期苏式月饼与广式月饼之争。

这篇文章大意是说，苏式月饼小巧精致，一个个像茶杯口那么大；广式月饼相对厚重，小的重三两，大的重五两，更有超级庞大的“七星伴月大礼饼”，两个壮汉才能搬动。苏式月饼喜欢用酥皮，馅料则比较单一，不是玫瑰馅儿就是冬瓜馅儿，不是火腿馅儿就是豆沙馅儿；广式月饼喜欢用冰皮，馅料丰富，什么都敢往月饼里放，包括海鲜。

这篇文章又说，苏式月饼本来包打天下，无论在江南本土还是在北国京城，都能见到苏式月饼的身影。可是辛亥立国之后，广式月饼随着广东政要的步伐走向全国，渐有取代苏式月饼之势，就连在苏式月饼的老根据地江南一带，也比苏式月饼卖得俏。

该文作者可能是江南人，从小吃惯了苏式月饼，对广式月饼颇有微词。他讽刺广式月饼道：“广东月饼重的有五两，轻的有三两，气魄雄厚，外皮做健康色，望之很严重，使你仿佛看到南国海滨的武士，巍巍然有不可侵犯的神气。但是内容繁杂，乱七八糟，一口咬下去，有不知何味之感。”

我又查年代更早的《新都周刊》，这是一份在南京沦陷期间由日伪政府支持的报纸，1943年中秋节，该报登出一篇随笔，作者大骂五仁月饼：“我对于五仁月饼，无论咸肉还是甜肉，向来最怕吃，诧异世间如何会有如此令人憎恶的月饼。”

最近这些年，每到中秋前后，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总是掀起对五仁月饼的吐槽，在1943年《新都周刊》上吐槽五仁月饼的这位作者，也许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吧？

伍

民生多艰，分期付款买月饼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大家口味不可能保持一致，无论什么馅儿的月饼，都有喜欢的，也都有吐槽的。喜欢也好，厌恶也罢，每年过中秋，这月饼还不得不买。

民国战火连绵，农村破产，城市贫民也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从1912年到1949年，总有一大批穷人买不起月饼。买不起怎么办？分期付款。

在民国北京，加工并出售月饼的店铺叫“饽饽铺”。比较有名的饽饽铺，有东四猪市大街的芙蓉斋、在王府井开有分店的一品香、前门外鲜鱼胡同里的天兴斋，以及鲜鱼胡同口路南的魁宜斋。这几家铺子的月饼，都是可以分期购买的。

比方说您去芙蓉斋买10斤月饼，一斤100块钱，总共要付1000元，您一掏钱包，对不起，只带了200块钱。回家去取钱，发现家里的钱都拿去还房贷了。可是这个中秋节又不能不过，怎么办呢？好办，只要您是老北京，只要您能在芙蓉斋附近任何一家店铺找到一两个保人，只要您留下字据，您就能把月饼拎走。以后每个月领了工资，您都要记得去芙蓉斋还账就成，您什么时候还清剩下的800块钱，人家什么时候把字据还给您。您如果赖账，人家也不怕，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那边还有保人呢。保人要是不还，那他就等着吃官司吧。也就是说，那时候要想在民国北京分期付款买月饼，首先是必须要找一个保人的。

有朋友问了：为什么现在分期付款不需要保人？很简单，现在有信用卡，有支付宝，有网络大数据，有方便可查的信用记录。民国时期还没有这些，所以必须要一个保人。

在民国时期，很多低收入家庭都会参加“月饼议会”，简称“月饼会”。这种组织跟会议和议会可没有任何关系，它其实就是分期预付款——买月饼的人定期把月饼钱存进饽饽铺，一直存到中秋，最后可以按照优惠价格将月饼拿走。比方说，您从今年正月开始，每月都交给某个饽饽铺100块钱，到八月总共交了800块钱，那么好，您现在就可以去那家饽饽铺提走1000块钱的月饼，过一个体体面面的中秋节。

像这样的“月饼会”，又叫“月饼储蓄会”，在民国时期是非常流行的，任何一家饽饽铺都可以推出，任何一户人家都可以参与。一般从农历一月就开始预付款，每月预付大洋两角到五角。饽饽铺发给参会者一张“会单”，你每付一次款，饽饽铺就在你的会单上盖一次章。八个章盖满了，中秋节也来临了，这时候你可以拿着盖满章的会单去饽饽铺领月饼，就像我们现代人可以拿着在淘宝订购的月饼券去实体店领月饼那样。

不光月饼，馒头也可以这样分期预付。那时候人们将卖馒头的店铺叫“蒸锅铺”，小户人家从正月份开始就可以去蒸锅铺付款，每月也是预付大洋两角到五角，蒸锅铺也发给他们会单并依次盖章。到了年底，付满全款的人家就可以拿着会单去领一大堆馒头了。过年时供祖宗用的馒头、拜神佛用的馒头、串亲戚用的馒头，都从这里来。

本版统筹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