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何以带动一群人？对名师工作室组织运行的反思｜特别关注

■“名师工作室”系列新闻观察之四

6月30日，春城昆明一改前几日的酷暑蒸灼，阴雨的天气送来丝丝凉爽，滇池度假区实验学校新校区报告厅内，隋晶名师工作坊研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坊主”隋晶告诉记者，她的团队正在聚焦统编版语文教材大单元教学的攻坚任务，内有多位得力干将，外有云南省教育厅、云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的强援，团队研修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记者调查发现，如隋晶名师工作坊一样，不少名师工作室搞得风生水起、名师辈出，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室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些有“名”无“实”的名师工作室，虽有名师坐镇，却没有切“实”可行的团队目标，没有踏“实”高效的内部组织，没有落在“实”处的外部支持。

那么，如何完善内外组织机制，让名师工作室“名”“实”相符？

云南省隋晶名师工作坊主持人隋晶（中）主持开展教学研讨活动

“名师工作室”如何名副其实

名师工作室，因何而立身？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数学特级教师吴正宪指出，名师工作室的方案规划一定要在前，要先想明白方向和定位，想明白了才有可能做明白、定位准、走不偏。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不少人。有教师抱怨，名师工作室研修活动约等于观摩课：主持人给大家上一堂课，成员们吹嘘一番，偶尔骨干成员上一堂课，大家再以“如果我来上”为题重构一番，循环反复。该教师告诉记者：“大家都是奔着名师来的，主持人让干什么，大家就干什么。”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华平坦言，从全国范围来看，许多名师工作室挂牌子时非常积极，可是挂上“某某名师工作室”之后，却没有实质性工作。主持人如何定位名师工作室，对于整个工作室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连主持人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组织的研修活动自然流于形式、不得其所。

“有一次，班上一个孩子问我，为什么‘指南针’不叫‘指北针’？说实话，这个问题看起来和教学毫无关系，老师们可能想都没想过孩子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再举个例子，我们数学课上讲9除以2等于4余1、90除以20等于4余10，有的学生就问，那9除以2和90除以20相等吗？这下可能很多老师都解释不清了。”谈及名师工作室的定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数学特级教师贲友林先给记者讲了关于两个学生提问的例子。

在贲友林看来，许多教师习惯居高临下地审视学生，只把学生当成小孩，忽略了学生那些新颖、奇特的问题。为了帮助更多教师看见学生的世界，贲友林决定成立名师工作室，主攻方向就是如何构建“学为中心”的数学课堂。

这可是个大项目，为了方便教师们操作，贲友林把大项目分解成多个年度子项目，最初一年，他要求工作室的教师们收集学生发现的教学问题，“没想到，十几名教师竟然整理出了上百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查阅教案和文献，聚在一起开展头脑风暴，请教高校专家和教研员，并记录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贲友林发现工作室成员的研究能力越来越强，课程设计的视角也慢慢由“教师教”向“学生学”转变。

学界普遍认为，名师工作室是一种“以名师为引领、以项目为抓手”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那么，怎么选好这个“抓手”呢？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研究中心主任鱼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北京的老师上课很不错，讲公开课个个都是一把好手，但兄弟省份交流的时候，人家却都说北京没有“名师”，因为北京的老师不会讲理论，研究能力和专业表达能力普遍偏弱。

所以，北京在建设名师发展工程时对症下药：提出要“研究引领、学术涵养”，依托北师大、首师大等高校作为培养基地，为教师学员配备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着力培养教研能力和科研能力。

据统计，北京市名师发展工程前5批352名学员已公开发表论文960篇，主持或参与课题623项，完成基于课题的研究课1080节。“这些基于课题的研究课，都要以公开课的形式在市、区两级开设。这可不是普通的公开课，大家要在课堂中看见你的研究发现和改进策略。这样才能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课题研究才有价值。”鱼霞说。

值得注意的是，名师工作室的确要开展研修项目，但决不能将其定位成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在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科学教育研究所所长胡继飞看来，名师工作室是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场，必须兼顾研究和实践。教研可以滋养教学，科研可以引领教研，不论是上课磨课，还是开展教科研活动，名师工作室最终的落脚点都应是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学生的全面发展。

怎样让每个“细胞”活起来

从主持人的一枝独秀，到工作室的万紫千红，光靠个体智慧还远远不够。那么，怎样让名师工作室内部每一个“细胞”都活起来、动起来？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朝阳小学数学特级教师蒋守成认为，名师工作室全靠主持人一个人带动，肯定办不好，一定要靠核心成员，靠愿景驱动。

蒋守成告诉记者，在成员选拔环节，他的工作室不仅考察成员们的教学能力与发展潜力，更看重成员是不是真正热爱儿童、热爱数学。“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一群有共同追求、共同梦想的人走得更远！”

问题又随之而来：“一群人”应是多少人？多多益善？

2013年，云南省组建首批名师工作室，给隋晶指派了60名学员。她开玩笑地跟记者说，当时工作室办活动，最大的目标就是所有人能来齐，可惜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由于工作室成员实在太多，个体差异很大，研修活动只能“就低不就高”，给研修效率和团队士气都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辛辛苦苦组织的名师工作室，到头来和教师集体培训没什么两样。”

2018年，云南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将名师工作室调整为“名师工作坊”，每个工作坊包含一名“坊主”和10名“坊员”。在隋晶看来，从“工作室”到“工作坊”，一字之差，学员数减了下来，参与感提了上去，培养质量更有保障。如今，这个小团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学习委员拟订研修计划，宣传委员制作电子简报，组织委员负责活动考勤，生活委员做好后期保障……

“当然，名师工作室的人数也不是越少越好，要考虑到引领辐射作用。综合来看，10至15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隋晶说。

让每一个“细胞”都活起来、动起来，难！让每一个“细胞”持续地活起来、一直动下去，更难！

湖北黄冈明珠学校数学教师余振兴拿一名教师举例。这名教师是其所在学校的教学骨干，能力很强，被工作室寄予厚望。但随着时间推移，该教师经常以“单位工作忙”为借口不参加工作室活动，工作室布置的研修任务也是应付而过、草草了事。余振兴坦承组织运行之难，工作室37名学员分布在不同学校，主持人要督促所有人，谈何容易？

为了激发学员积极性和主动性，余振兴引入滚动淘汰机制，根据学员研修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动态管理。对于表现不积极的成员，主持人或骨干成员会与其沟通，若沟通无效，则建议该成员退出工作室，将精力集中在本职工作上。

“实现动态管理以来，我们已经‘劝退’了3名不合格学员，同时补充3名新学员。退出的学员也可以申请重新加入工作室，但需通过考核。‘有进有出’应该成为工作室的常态。”余振兴说。

工作室成员表现不积极，主持人可以引导、可以“劝退”，但如果工作室主持人出了问题，谁又能来约束呢？

一位一线教师向记者透露，他所在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很热衷于个人成名，把学员视作“打工仔”，自己成了“包工头”，研修活动都是根据主持人需求制定的。一年下来，各种评优课、主题征文活动搞了不少，但工作室成员的收获却非常有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桑国元坦言，受科层制、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名师工作室很容易“变味”，成为利益分配的平台。

“从运行角度来看，名师工作室应该是同行之间相互合作的平台，决不能你是主持人就要听你的话，为你打工，为你收集资源。”在东北师范大学东安实验学校校长韩爽看来，共享的团队愿景、良好的内部组织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外部力量对工作室主持人加以约束。

打通工作室建设的机制性“梗阻”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全国各地都在建名师工作室，省级、市级、县区级的名师工作室，还有不少学校挂牌的、教师自发成立的。比较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名师工作室发展较好，成果更多，教育薄弱地区名师工作室建设困难重重。

这之间的差异，仅仅是区域间优质师资的多寡造成的吗？

显然，名师只是名师工作室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要建好名师工作室，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桑国元说，单论高质量教师的数量，西部地区肯定不如中部，但是西部很多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更能意识到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把资源和服务向名师工作室这类平台倾斜，名师工作室建设的成效自然更好，在优质师资培育效果上实现了弯道超车。

那么，名师工作室建设存在哪些机制性“梗阻”？教育主管部门又该如何完善管理服务体系呢？

第一个“梗阻”便是工学矛盾。上海市曾对86名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和749名学员开展调查，结果显示，53.49%的主持人认为“工学矛盾”是其组织名师工作室活动的最大困难，91.05%的学员认为最影响学习的因素是“单位事务太多”。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给名师工作室开了不少“绿灯”。在北京，不少名师工作室将每周确定一天下午为“教研时间”，让教师有专门时间参与包括名师工作室在内的教研活动。在上海，市教委要求名师所在基地学校酌情减少其工作量，同时对基地校每年给予5万元左右经费支持。在浙江，名师工作室活动与教师培训体系挂钩，工作室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每年均可获30个培训学时。在江苏常州，市教育局为激励主持人，给予主持人每人每月1000元导师指导费……

韩爽认为，名师工作室是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组织，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可以突破传统教师培训模式的束缚，满足更多样、更高级的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性质，政府很难通过刚性制度来保障工作室活动时间，“工学矛盾”只会削弱、不会消失。值得欣喜的是，很多教师非常热爱教学，为了做好工作室，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并乐在其中，保护了这些教师的积极性。

第二个“梗阻”则是配套管理和服务跟不上，主持人难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

广东省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多是教学、管理一肩挑，繁重的工作任务挤压了个人学习时间和思考视野，容易让工作室内部的研讨形成“青菜炒青菜，萝卜炒萝卜”的死循环，不管怎么炒，结果还是青菜、萝卜。

为此，广东省统筹高校、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等多方力量，为名师工作室打造了一支强大“后援团”。主持人想开展教育研究，好，高校专家来指导。要尝试课程改革，没问题，教研员协助实施。工作室网站如果出了问题，技术专家第一时间赶到。活动组织、后勤保障费心费力，两名工作室助理帮你搞定……

在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主任助理姚轶懿看来，这就像在饭店点菜，教师们喜欢什么菜，政府就配什么菜。工作室主持人只需集中精力把菜炒好，完全不用担心买菜的事。

第三个，也是最难打通的“梗阻”，就是评价体系不完善、不科学。

记者整理了部分省市对于名师工作室的考核办法，发现评估的形式多是形成性评价，即主持人递交材料、专家审核，缺乏过程性评价。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评估名师工作室时，主要关注活动数量和考勤情况、立项课题和科研产出、个人获奖和职称晋升等硬性指标，对于学员本身在参加培训过程中的收获、学员的个体差异与成长快慢等情况，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

一位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管是增加资金投入还是加大人力支持，都是在做“增量改革”，不会触及核心利益，但是评价一个名师工作室的成效，可是要“向存量开刀”。他透露，该地区只设置了简单的结项考核，而且多是走过场，“这么多年，几百个名师工作室结项，还没有谁不通过考核的呢”。

如何完善评价体系，搭建名师工作室的完整闭环？浙江的例子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参考。该省将所有名师工作室“搬到”网上，备课磨课、读书沙龙等线下活动都会录制视频、上传网络平台，同时开展“名师面对面”等线上研修活动、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库。在此基础上，该省打造了一整套名师网络工作室动态监测体系。

打开“浙江名师网”，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名师工作室的排行榜——谁的活动多，谁的课程资源多，谁的成员参与积极，全都一目了然。领先的工作室有激励，中间的工作室有对标，落后的工作室有压力。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资源二部主任程莉莉介绍，中心定期采集各工作室动态数据，生成周排行榜、月排行榜和季度简报。

当然也不能“唯数据”论，浙江省管理部门每年年底还会组织实地调研和用户投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评估工作室成员培养成效，并据此差异化发放年度奖励经费。“排名1—30名的工作室每年奖励4万元，31—60名3万元，61—100名2万元，101—150名1万元，150名以后没有奖励……主持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不单是钱的问题，更关乎整个团队的荣誉，不能拖学员们后腿呀！”程莉莉说。

针对名师工作室在组织运行中所不断出现的诸多问题，韩爽认为，这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整体过程是相对应的。优质师资的稀缺与对优质师资需求的急剧增大，正是导致名师工作室组织运行出现问题的关键原因。她建议，各地要继续将教师职后培训放在重要位置，国家层面也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名师工作室相关要求，落实名师工作室配套保障，充分发挥“名师孵化器”的独特作用。

内容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20年7月28日01版《一个人何以带动一群人——对名师工作室组织运行的反思》

文 | 中国教育报记者 高众 赵秀红 林焕新 梁丹

图片来源 | 受访者供图

责任编辑 | 高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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