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严重非诗化倾向 新诗创作方向出现严重偏差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新诗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问题：诗人观、诗歌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导致诗人形象的自毁，诗歌精神的滑坡，诗歌创作出现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新诗创作方向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诗和广大读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诗人自我标榜，自我炫耀，自我发泄，自我炒作，无视甚至蔑视读者的存在；读者也越来越冷落诗人，疏远新诗。
诗人已失去了读者的尊敬，诗歌已失去了读者的关注。新诗除了在圈子里喧闹一时外，已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诗人观的变异导致诗歌精神的下滑、诗人人格的下降、创作方向的迷失。诗人曾被誉为先知、预言家、时代的歌者、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民族心灵的书写者，是传播真善美的天使，是鞭挞假恶丑的勇士。诗人对人类、对社会、对民族、对读者都怀有赤诚的爱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在人们心中，特别在广大青年心中，诗人有着崇高的地位。
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运行，西方各种思潮的泛滥，都给诗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相当多的青年诗人心态浮躁，言行极端，在排挤他人、争当先锋中迷失了创作的方向。他们打着各种旗号，发表各种离奇的宣言，全面解构传统意义上的诗人观，颠覆诗人的价值观、艺术观以及使命感、责任感。何为诗人？诗人何为？何需诗人？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他们都觉得无需思考，无需承担，更无需回答。
诗人抛弃了尊严和崇高，放弃了对自我的要求和诗人的责任，也丢掉了诗人的人格和诗格，而是自甘沉沦，自我亵渎，精神滑坡，方向迷失。如果说当代新诗患了重病，首先是当代诗人患了重病，他们自己发着高烧说着胡话，疯疯癫癫地折腾新诗，把新诗引向了歧途，他们是自己打倒了自己也打倒了他们的诗歌一切关注诗人、关心新诗命运的人，无不为此感到痛心和忧虑。人们不能不想指望这样的诗人能写出什么好诗，又怎么能拯救新诗于困境之中？
其次，诗歌观念的混乱导致诗歌内容的殖民化、世俗化、粗鄙化、欲望化。诗曾被誉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是美的代名词，人们常用“诗美”“诗境”“诗格”“诗性”“诗味”“诗意”“诗感”等来形容自然界、人类界、艺术界种种难以言表的美好。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这里的“诗意”对协调、沟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诗意地栖息”更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存境界。
所以，古往今来，真正的诗人都是以虔诚而敬畏的心态对待诗歌创作，丝毫不敢亵渎美丽的诗神。可是，在众声喧哗，宣言四起的当代诗坛，诗仿佛就是诗人手中的泥团，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已完全失去了标准。诗人宣称“怎么写都是诗”，认为写作就是“游戏场”，诗歌创作就是语言的游戏，有的认为写诗就是个人欲望的宣泄，主张扫除一切“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混乱的诗歌观已完全消解了诗的神圣与崇高，致使诗歌创作呈现出种种不健康的状况。
诗歌内容的殖民化。一些诗人依附于西方的文化语境、知识体系、话语方式，表达的是西方民族的生存体验、情感体验、思维方式和审美感受。他们虽然用的是现代汉语写作，所表达的都不是与民族传统文化相连的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思想感情、审美感受与精神特质，而是以西方文化资源、西方的经验为写作对象。他们不是关注当下中国的现状和中国人的心灵，不是努力发现与发掘中国的现代性经验，而是甘心匍匐于西方，做一个“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家”，其“鹦鹉学舌”式的写作，从根本上失去了民族的特性。在西方文化霸权话语下，我们对这类诗歌写作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并力促其回归民族化写作。
诗歌内容的世俗化。不少诗人在解构了诗的庄严、神圣、高雅之后，把诗歌写作转向了表现世俗化的日常生活，从平民化的视角，以原态复制及口语化的写作方式，展示出一幅幅平庸琐碎、浅薄无聊的生活图景。本来，贴近生活、表现日常生活也是诗歌创作的一种选项，可以使诗歌充满生活气息，有着较强的人间烟火味。但这种写作同样需要诗人独具慧眼，对生活中蕴藏的美或诗意有着独特，的发现，并且经过艺术的提炼和加工再转化为富有意味的生活图景，让人读之有所触动，有所感悟，有所启迪，可以深化人们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
可是，这些诗人却有意降低诗境，放逐诗意，采用近乎自然主义手法，随心所欲地罗列一些饮食男女的生活琐事或细节，用大白话原生态地表现出来。在这些诗里，除了看到吃喝拉撒睡等世俗化的生活原态，人们看不到诗人向读者提供了任何新的东西。诗人失去了对生活的洞察和发现，诗失去了与生活应有的距离及必要的艺术转换，诗缺少对生活的穿越和升华，也看不到诗人创造诗的艺术眼光和智慧，诗也就不再成为诗。这些粗制滥造、以庸俗为趣的诗歌，除了浪费读者的时间，就是对读者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的亵渎。
诗歌内容的粗鄙化。一些先锋的诗人为了反崇高、反文化、反审美、反诗意，在选择写什么或怎么写的问题上，都一致地转向粗鄙化写作。他们不再关注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不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不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搏动，对人类和民族的命运缺少关怀和思考。他们既不歌颂美好进步的一面，也不批判丑陋落后的一面，而是放浪形骸，以玩世不恭的姿态、解构的手法、调侃的语言去写生活的粗鄙之事。
诗歌内容的欲望化。热衷于此类诗歌写作的诗人，完全放弃了诗歌对社会、对读者的责任，从根本上抛弃了诗歌精神，把诗歌当成展示个人“绝对隐私”、宣泄个人欲望的工具。他们打着“下半身”“圾派”“低诗歌”等旗号进行写作。特别是“70后”的诗人，为了在诗坛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彰显自己与“第三代”诗人的不同，在诗歌观念上更是大胆地将“身体诗学”推进到“肉体诗学”。这样的诗歌，除了把诗歌引向歧途，还能为读者、为社会带来什么？
不难看出，上述问题的存在，使中国新诗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新的严重的危机。这些来自诗人本体、诗歌自身的问题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杀伤力、破坏力。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诗坛混乱的诗人观、诗歌观进行清理与分析，明辨是非，正本清源，走出认识的误区，让新诗回归健康发展的艺术轨道。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诗人观，重塑诗人美好的灵魂，高尚的人格，倡导健康向上的诗歌精神，自觉承担诗人应肩负的艺术使命和社会责任。诗人是通过诗来建立自己与读者、与整个外部世界联系的，也是通过诗中所凝聚的思想感情来影响人类的心灵及其精神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