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胜生：石板路上的悠悠乡愁 ｜ 我的故乡

如今，只要一闭上眼睛，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当你赋予一个地方一种情感以后，在千千万万个地方中，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唯一。我的家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出生在娄底涟源的金盘村，一个静谧美丽的山间盆地式小山村。我在那里度过了我快乐而又淸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我十六岁考上大学的那年。

金盘村有一条清代道光年间修建的石板路，小路蜿蜒曲折，从山脚延伸至村落，穿过村落再翻山越岭连接到其他村庄，两百多年的风雨和过往行人的踏足将石板路磨得光滑顺溜，即使在昏暗的夜晚，石板的反光也能指引着路人的前行。

我就是从这条路走出村子里的。

从村东通往山外的约四里长的石板路原是通往区公所（民国初年，县以下机构一般均称“地方自治团体”）和县城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在区中学（涟源五中）上高中时的必经之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读过一个学期的“通学”，所谓“通学”就是不在学校寄宿，每天天刚蒙蒙亮就打着“飞毛腿”从石板路上飞奔下山，然后踩着独木桥，渡过一条不大的河流，再走上一段十来里长的沙石公路到达学校，下午放学后再原路返回，每天一个来回就是三十多里路。

有时大水把支在河上的独木桥冲走了，那就得绕更远的路了。石板路在半山腰处有一个分岔口，分岔口处有一块“将军箭”碑，相当于现在城市里的指路牌。每天放学回来，我都要在这里歇息一会，然后便一鼓作气，顺着左边的石板路跑回家去。这个时候，往往已是夕阳西下。

小时候，我是村里公认的机灵崽、调皮鬼，打架都会搬出毛主席语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特别是秋天，农忙之后，小伙伴们都会在傍晚到村里的打谷坪里去“打仗”。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在月光皎洁的夜晚，我们甚至溜到到坟场里，模仿电影《地道战》《侦察兵》里的场景“打仗”，玩得兴起，一般要到村子万籁俱寂的时候才回家。

回家时一般父母亲都已经睡了，因为害怕挨骂，便从廊柱上爬到二楼，再从敞着的没有门的门洞里进去，静悄悄地爬到床上睡觉。其实，再怎么蹑手蹑脚，父母亲都是知道的。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从小在农村都是放养长大的。

我的小学时光是非常快乐的。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赶牛上山，现在回想起来，牧童生涯每天都是一场游览。坐在山顶石崖上，看着太阳从东边的山峦上冉冉升起，看着从山顶伸向山脚的层层梯田，有时是平静如镜的水面，有时是黄澄澄的稻谷。

那个时候治安很好，有时我们把牛赶上山后，用荆棘堵住牛儿下山的道路，然后下山上学，放学后再把牛赶回来。村子里通公路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那个时候看到解放牌汽车都很新鲜。放牛时，我们会坐在山头数远处公路上过往的车辆。那个时候来往村子里的车子很少，我们时常会跑到马路上去闻从汽车上散发出来的汽油味道。

在我幼小的心里，始终充满着对外面的世界好奇和向往，其中十岁时候经历的一场“小长征”让我终生难忘。那是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唐山大地震后的那个春节，正月初二，我父亲要到七十里外的县城蓝田镇大姨家去拜年，我便吵着要去。那个时候，村里未通公路，从区里到县城也只有一班车，家里也没有钱，父亲决定步行去，不让我去，说我要去走不动了也不会背我的。

但我一心想去，父亲拗不过，只好带着我上路。那天大约是从早上五六点开始，走走停停，一直走到下午五六点钟才到达县城。好不容易看到希望了，可因为已是掌灯时分，父亲却记不得县城大姨的住处了，只好继续赶往十几里外的三甲乡的另一个大姨家。

在半路上，母亲给我做的新布鞋底都磨穿了。当我实在走不动了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背我一程，但是，我答应过我自己走的，不敢向父亲说。父亲看见我落得远了，只在前面停下来等我。就这样，我硬是坚持走到了涟源三甲的大姨家，结果，第二天，我的脚根本无法下地走路。

现在想来，这次“小长征”是我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锻炼了我不轻言放弃的精神。我的父亲是个极能干的人，木匠、铁匠的活儿都能干。他曾经是钢铁厂的工人。60年代初期，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通货膨胀严重，工厂工资发不下来，为了生活，父亲只得回家做农民，种点庄稼起码还能填饱肚子。父亲在我16岁高考前夕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一辈子没享过福，但是却给我留下了一生的精神食粮——认定的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我是我们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我们乡里的第一个硕士，还是我们那个区里的第一个博士。1992年我博士毕业，当时全国据说只有5000多名博士，我是华中师范大学首批应届博士。曾经，迫于生活压力，父亲看见人家的孩子辍学帮家里挣工分，也动过让我辍学的念头，但是我知道后坚决反对，“家里两间房，有我一间，我把那间卖掉，我也要读书！”

父亲在煤矿事故中去世时只有四十余岁，我下面还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弟弟和小十岁的妹妹。我是靠着助学金走完了我的大学和研究生的求学生涯的。直到我博士毕业，我暑假回家我都干农活：打农药、插秧、割稻子……什么农活我都干过，除了犁田。有时，我自己都惊奇那些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也许，这就是那次“小长征”带给我的坚韧不拔和永远积极向上的精神吧！

求学生涯中，我在故乡遇到过好几个贵人。

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堂祖父“四阿公”。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是个乡村老师，很有威严。小时候我时常在他们家玩。他觉得我是个读书的好胚子，因而一直支持我读书，一定要我父亲送我读书。父亲也是在他的劝解下，才逐渐打消让我辍学的念头。他说：“读得书多胜大丘，不用耕种自有收”。这句话像种子一样埋在我的心底，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如今堂祖父九十多岁了，老人家基本上都不认得人了，但是他对我学习的奖掖，我一生都忘记不了。

我的另外一个贵人是我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邱老师。他在文革期间曾经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恢复了老师的职位，他瘦瘦高高，古代汉语教得很好。邱老师总说我有悟性，愿意教我这样的学生。他见我上学每天要来回跑三十多里路太辛苦，不利于学习。他到我家来家访，和我父亲商量，让我住他家里，他大儿子年纪和我一般大小。

邱老师妻子早逝，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负担很重，但他并不介意再多一个“孩子”。就这样，我住进了邱老师的筒子楼家中，他在家里挂两张床，他和小儿子睡一张，我和他大儿子睡一张，她女儿到女生宿舍睡。

后来，我转到另一所学校读书，得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激励我发奋读书，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鼓励我走出痛苦。

上大学后，我曾经幻想当一个作家，疯狂地阅读各式各样的世界名著，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拿到平生第一笔六块钱的稿费，那个时候相当于近半个月的生活费。虽然后来，我没有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但对文学的热爱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改变，现在也依旧会写点东西，而这份热爱就是源于邱老师的鼓励与支持。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些“贵人”，他们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在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我又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再读硕士和博士，离故乡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个时候，经过涟源的火车都是过路车，根本买不到票，只好找关系先进站，把人从窗户里面塞进去。然后在车上只能站着，有的时候连站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车上的厕所也挤满了人。

有一次，我从涟源一直站到郑州，足足站了二十四个小时，郑州到西安还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每次回到学校，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就像病了一场，提不起精神，不想动腿、不想走路，因为站的时间实在太长了。那个时候，到了学校怕回家，回家了怕回学校，主要是交通太不方便了。

博士毕业后，我到了武汉工作，现在高铁从武汉到长沙只要两个小时，高速公路基本上修到了我家门口，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现在，原来的金盘村和另一个村子合并成了“共兴村”，山上的那条石板路也越来越少有人走了，只是每次回到故乡，我还是会去走一走。

故乡的变化让人欢喜也让人忧。乡亲们越来越富裕，买了汽车，建了洋房，如果回到童年我们放牛的山头，看到的是公路上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只是看不见曾经涟漪般荡漾开来的梯田了，村湾里曾经是良田的地方，现在全部建了房子。

由于开釆煤矿，村里清澈的泉水也干涸了；原来郁郁葱葱的森林，现在也光秃秃的了。有能力的村民到城市去住了，不再依赖土地。村里的有些变化，令我感到隐隐的忧愁。面对村庄里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我真希望有一个能人能带领乡们走上一条共同富裕的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给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一笔真正的绿水青山的“财富”。

走在故乡的田埂山头，面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还有那些沉寂在岁月里的人人事事，如果你问我“何为乡愁？”我想，对故乡的思念是乡愁，牵挂是乡愁，以及希望所有乡亲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也是乡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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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杨天兵

统筹 | 黄琪晨

口述 | 龚胜生

文 |《文史博览·人物》记者 沐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