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 奋进新时代：希望田野任驰骋

兴安农垦集团吐列毛杜农场，位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北部，全场有各类农机160台(套)，每年粮油总产量2500万公斤以上。本报记者 戴军 摄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台“东方红—LW4004”40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结束了我国350马力以上重型拖拉机必须进口的历史。

来源：国家统计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已经被打破，但农业落后的局面没有改变。当时，我国人口有四五亿人，但粮食产量却仅有2亿多吨，农民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提高粮食产量，提升劳动生产率，仅仅依靠人畜力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

但经历了战乱动荡的新中国一穷二白，不仅农机具数量极度匮乏，新式、高端农机具更是空白。为此，国家领导人亲力亲为，并不断加大财政投入。一代代农机人肩负着使命，不懈奋斗，如今我国已一跃成为农机生产和制造大国。“1973年，我就在农机厂工作，这四十几年来就没离开过这个圈子。有幸见证了我国农机具从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会长刘宪深有感触。

70年的时间里，农机具发展从模仿学习到自主研发，从简单农机具的推广到机械化、智能化的广泛运用，从单一环节推广到多个环节，从种植业发展到各个领域……当今，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到机械化作业为主导的新阶段。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迅速提升，让亿万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为服务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增旧补新”加快探索步伐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自家如果能够拥有一台拖拉机，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当时，农机具实行国家、集体投资，国家、集体所有，国家、集体经营，不允许个人所有的政策。农机具的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农机产品价格和农机化服务价格由国家统一制订。

由于农业生产工具严重不足，农机具的发展牵动着国家领导人的心。毛泽东主席先后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中，强调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1959年4月29日，又在《党内通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1969年，在中南海小礼堂举办的全国建设县农机修造厂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希望大家终身立志于此。并对在场的人员提出嘱托：“抓农业机械化，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误了!”

这是一场生产工具的技术革命，事关我国农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后，便开启了探索的步伐。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增补旧式农机具，推广新式农机具。1950年5月18日至6月26日，在中南海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农机具展览。和今天的农机展相比，它规模不大，展出展品仅有东北改良农具一套14件、苏联马拉农具一套18件和华北马拉农具21件。但展出时间却将近40天，而且规格极高，毛泽东和中央高层大多数领导都前往观摩。此次展览对新式农具的推广和发展意义重大。展览后没多久，全国又掀起了以推广双轮双铧犁为主的农具改革运动。

同时，我国借鉴苏联经验，于1952年开始在全国建立国营拖拉机站。这些国营拖拉机站与周边村庄的农场、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为他们提供机械化作业。当时共建立11个，到1955年达到138个，随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和随后人民公社的建立，1958年拖拉机站的数量达到337个。除了拖拉机站，农机修造厂和农机鉴定、推广、培训、供应等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

中国的农机工业在国家大力度的投资下，也开始成长。从1955年开始，我国先后投建了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常州拖拉机制造厂等。截至1957年，全国农机制造企业发展到276家，当时已经可以生产五铧犁、圆盘耙、播种机、脱粒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等15种农机具。1958年，首台国产拖拉机在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下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宣布：“中国人民耕地不用牛的时代来临了，中国农机工业从此实现了零的突破!”

像新中国的成长一样，挫折是不可避免的。1966年，国家提出“1980年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这个目标也与当时国情不符，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渴望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它不仅仅是个行业，而是国家发展战略问题。”刘宪认为。

经营使用权逐渐放开

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我国农机具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在农机具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拖拉机站也开始走向市场化，实现企业经营。1980年的春天，安徽霍邱县陈咀乡汪集大队的屈光映等6户农民，在粮食丰收后，他们又开始思考如何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于是便萌生了兴办拖拉机站的想法。几天时间内，他们筹集了上万元现金，连买带赊购置了2台江淮50型拖拉机，选用了2名优秀机手，全国第一家民办拖拉机站便诞生了。虽然当时产生了不小的争议，直到胡耀邦总书记作出批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要研究政策，政策对头经济就会欣欣向荣。”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这也就意味着，农户也逐渐成为农机具经营和使用的主体。

农机具从模仿学习之路走上了自主研发之路。一方面农业发展对农业机械的需求很迫切，另一方面国外农机具二三十万元的价格又无法接受。1986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与新疆联合收割机厂合作，共同研发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小型收割机。经过大量田间试验，1992年新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新疆-2型研发成功，不仅适合小地块，且脱粒性能优于国外产品，价格却仅有七八万元。原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收获与加工机械研究所所长高元恩骄傲地说：“外国人很惊讶，但是我们确实做到了!”

“三夏”期间，跨区作业是机手最为辛苦的日子，但是报酬却也很可观。从1996年，原农业部、公安部、交通部等部委出台鼓励农机跨区流动作业政策，同时在河南首次召开全国“三夏”跨区机收小麦现场会，标志着跨区机收作业在全国展开。现如今，跨区作业已经由单一作物、单一环节向多个作物、多环节发展。跨区作业的农机具更是向大马力、智能化发展。事实上，小范围小规模的跨区作业在较早的时候就已开展。1986年，山西省太谷县五家堡村农民温廷玉买了1台收割机，与另外5名村民一起利用麦熟时间差，从运城北上太谷沿途收麦……

农民可以购买自己心仪的农机具，但这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农机技术装备水平，从2004年开始，国家又开始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购买农机给予一定比例补贴。此后，中央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农牧县和农场。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农机购置补贴在农民购买农机时起到了促进、鼓励、帮扶的作用，是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是民意所向。到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已经连续实施了16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2227亿元。这16年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从探索阶段发展到规范实施阶段。

走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

2019年“春耕”“三夏”等重要农时，农机具投入量和机械化水平再创新高，烘干、植保、秸秆处理等全程机械化所需机具销量大幅增长，高性能机具、信息化技术广泛应用。“春耕”期间，北方玉米机播率达96.4%，南方水稻机插率达37.1%。“三夏”小麦机收率96.4%，大喂入量收割机占比超过70%……同时，农机作业领域由大宗作物向果菜茶等经济作物拓展，由种植业向畜牧业、渔业、初加工业、设施农业推进，由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进军，由农业生产向农民生活、农村生态延伸。

“用无人机打药，效率真是太高了，10亩地10来分钟就打完了，不压稻苗，喷洒均匀，真是又快又好!”8月6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卧龙村水稻田上空，无人机打药获得了在场群众的称赞；在甘肃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天生炕村的麦田里，一对“铁哥们”正在忙碌着，只见它们配合十分默契，收割机收完小麦，就将麦粒倒入运粮车，收粮、运粮的过程中都没有人工参与……近些年来，农机具发展向智能化迈进。在农机作业效率提升的同时，变得越来越精准。

国家不断加大扶持引导力度，探索出了一条“农民为主，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社会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2004年11月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奠定了其法律地位；201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层面第一个指导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8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对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为动力，以农机农艺融合、机械化信息化融合、农机服务模式与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应，机械化生产与农田基本建设相适应为路径，补短板、强弱项、促协调，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升级。

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在一代代农机人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取得了快速发展。截至2018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9%，有300多个示范县率先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农机新装备新技术在农业各产业各环节加速应用，农业机械化正加快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迈进。

虽是生产制造大国，却并非农机制造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认为，日后要构建“造用配合、机艺融合、开放发展”的新格局。同时要实现农机、品种、栽培(养殖)模式相互适应、深度融合，形成全程机械化整体解决方案和技术体系，加强国外先进农机研发与制造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提高我国现代农业装备有效供给能力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