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时评2019：回望不平凡
培根铸魂：文艺发展提升的关键
□路侃
2019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本栏目在总第145期，即时以“培根铸魂，重寻美术的灵魂价值”为主题展开讨论，以期在精神价值、灵魂价值上重新找到文艺的定位。邵亮在《关注艺术灵魂是艺术的新生》文末写道：“正是这个时代的思潮，正是日新月异的生活和日新月异的科技，给了今天的艺术家多得多的创作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重新关注艺术的灵魂，意味着艺术的新生和艺术史的新生！”
培根铸魂不仅是文艺根本的社会功能，也是当下文艺能不能更好地生产力作杰作，提升影响力的关键，是文艺自身需要提高的关键。
文艺创作对生活的认识选择、文艺表现力、文艺趣味，都在深层与文艺家的世界观、价值观、精神高度，即根与魂有密切关系。其中名利欲望、形式追求、实践生活是当下文艺精神修养面临的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艺术创作是高尚的精神活动，它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社会肯定和市场回报，但绝不把名利作为艺术的最高目的，而以创造精神和美的更高境界与不断超越为目标。现在有的文艺人太看重名利的获得，甚至出现权力和艺术名誉、利益的相互交换，使艺术染上铜臭气。而艺术一旦发热地追逐名利，必然限制精神高度、艺术价值和创造力，产生的必然是平庸之作。
形式追求在创作中的度也是关系作品精神高度的重要问题。最近一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的艺术形式引起很多热议，看到了导演创作的追求，但影片表现的人物价值也引起疑虑不安。这反映了形式创造中更重要的意义应该是体现精神价值，达到形式与内涵的统一，而不表现反价值，应该是形式新奇的底线。另一方面，为精神表达而忽视形式创造也是存在的。文艺的培根铸魂必须通过美的创造、传播和欣赏来实现。近年国内外一些优秀影片在重大历史题材表现中让战争成为背景，新的人物和内心、新的历史发掘走上前台，呈现新的艺术感动，也值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借鉴。
健康积极的生活实践是做好培根铸魂的基础。文艺反映根与魂，根本上来源于生活，来自人民创造和祖国发展提供的广阔深厚根基，也来自文艺人自身积极丰富的生活感悟。文艺人要坚持深入生活，在伟大发展中体验中国精神，用独特的感受提取艺术表现的根与魂。培根铸魂是对文艺创作提升精神高度和艺术质量的有力促进，也是文艺家提高修养，从健康走向更大成就的关键。这一重要思想的意义正在受到文艺界广泛重视，并对更有精神高度和艺术影响力的创作产生有力推动。（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博物馆：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
□潘守永
2019年6月11日，河南省政府网站以“未来三年郑州将谋划建设各类博物馆100家以上”为题，报道了郑州市三年内谋划建设各类博物馆100家以上的消息。对此，有不少学者表示担忧，本栏目于总第157期以“拿什么来建100家博物馆”为题发起了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各自观点，如王运良提出：“中国博物馆建设既需增量更需提质”，许宁则更为直接地写道：“纳税人的钱不能浪费”……
2019年6月，郑州提出在未来三年里兴建100家以上各类博物馆的设想，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网络热议，各种质疑和批评显然占据舆论的主流。河南虽是中原大省、文物大省，即便郑州其经济实力足以支撑建设100家以上各类博物馆，但社会需求是否需要也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对于今天的中国，我们需要多少个博物馆、美术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博物馆、美术馆？以及今天如何建设博物馆、美术馆？等等议题，仍然没有清晰答案。根据国际一般规律和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每20万人需要有一座合格的博物馆。根据主管博物馆事业的国家文物局相关智库的报告，“合格的”要求是在年度运行评估中连续三次获得60分以上，据此，我国5354家博物馆中半数不及格！
近些年，提出兴建“百座博物馆”的城市屡屡见诸报端，成为博物馆繁荣景观中的一道“别样风景”。大约五年之前，西北某省文化主管部门曾提出全省建设1000座博物馆的愿景，要求省文物局具体落实规划和方案设计。这让省文物局的领导们非常为难：如果遵照领导的指示，只能“闭着眼睛瞎规划”，凑足数量，粗制滥造，甚至提出强行把省博物馆一分为三等“损招”。但这样做显然违背常识，违反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规律和基本逻辑，不仅留下笑谈，还会给未来留下无穷祸患！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恳求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协助，召集全国的专家帮助科学论证。其结论不言而喻，此“指示”纯属胡闹！
同样，提出建设“博物馆城”或“博物馆街区”的案例也是每每出现。这类博物馆街比前述“宏大规划”显然更为靠谱！其实，西方主要城市中的“Museum Mile”，就是在1英里的范畴内博物馆、美术馆相对集中分布的一种博物馆景观，如纽约的第五大道分布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马德里、伦敦等也都有博物馆、美术馆相对集中的街区。
近些年博物馆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如何更切实际地规划和发展设想满足各类需求，还要尊重科学规律，遵守博物馆的伦理！（作者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写实绘画：庸俗的不是绘画而是精神
□井中月
写实绘画曾在美术史中担任重要角色，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等功能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不知从何时起，写实绘画开始被称作“行画”，写实绘画艺术家被称为“匠人”。对此，本栏目于总第141期，以“超写实主义油画的去路与归途”为主题展开讨论：“今天，写实绘画还具有审美价值吗？”“死去的是陷于僵化的艺术家，而不是超写实油画”……
今年，写实绘画成为中国艺术界的热点话题。从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泛滥的“照片画”到超写实油画拍出天价，再到中国写实画派15周年展的熙攘现场等，有关写实绘画的争论不可谓不火，批评家的不屑一顾与公众的趋之若鹜形成鲜明对比。
亚里士多德曾讲：“埃斯库罗斯写的是神，欧里庇得斯写的是人。”在此，写“理想的人”和“真实的人”的区别显示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写实概念，即前者再现理念，后者再现现实。然而，无论是古典时代的柏拉图，还是现代社会的格林伯格都对写实艺术提出批判。柏拉图贬斥模仿艺术远离事物的本质理念，格林伯格批评写实绘画再现的是现实的幻觉。即便如此，依然无法阻挡写实绘画表现时代、延伸东方、走向大众的历史进程。
在经过现代摄影术冲击和形式自律论洗礼之后，一些人认为，写实绘画是低级艺术的代表，只为迎合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他们将写实画家看作“出卖手工劳动的匠人”，其作品被视为“满足庸俗消费的行画”。正如格林伯格认为，“庸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经验和感受，是我们时代一切虚假事物的缩影”。高级的精英艺术和低级的庸俗艺术的层级差异正是精英文化对庸俗文化的抵抗。受巨额利益驱动与权力意志驱使，写实绘画不再致力于拓展审美领域和进行观念生产，而是为市场和政治服务。
值得反思的是，为何极力贬斥写实主义绘画为庸俗艺术的格林伯格却盛赞马奈的现实主义绘画开辟了现代主义的精英艺术之路？为何描摹精细的“超写实油画”被视为毫无意义的照片画，而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携入中国的“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却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要重新选择自己所立足的现实乃至历史位置。与古典时代的人们仰望“上帝之城”不同，现代社会的人们沉迷“地上之城”。因此，艺术所要表达的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作者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战争”：问题出在美方
□安特·格利博达
“艺术战争”打响了吗？随着“贸易战”的持续僵化，“艺术战争”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并在网络媒体掀起一波讨论热潮。总第155期，本栏目特对此展开讨论。彭德认为“艺术无战争”，而黄丹麾却持相对的观点：“‘艺术战争’早已打响。”那么，艺术究竟有无战争呢？
2019年，中美贸易战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有批评家指出， “中美贸易战之外，中西‘艺术战争’一早就打响了”，也有人称：“欧美艺术资本通过操控国内艺术领域的重要组织和人员，长期对中国进行艺术意识形态的倾销和经济掠夺，这是西方艺术资本针对中国的一种艺术战略，我们需要警惕和防范。”那么， “艺术战争”究竟是耸人听闻，还是真实存在？究竟应如何看待？
关于艺术战争，首先我认为问题出在美国方面。2020年将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自从疯狂的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就一直有意无意地打压着艺术界的发展。由于中美关系的紧张，艺术品的税率大幅上升，所以说艺术家做展览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由于美国方面的政策十分极端，导致很多美国的博物馆也常常开出不合理的条件，所以说几乎全世界艺术家和美国博物馆的关系都变得很紧张。很多数年前就达成的意向，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也都发生了变化。不仅是中国的艺术品难以出口，欧洲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也许在明年美国大选之后，中西方的美术交流会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但至少还需要2—3年的时间，美术界才有可能回暖。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他们的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他们的艺术家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办展览，也接受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在美国的博物馆办展览，但现在的状况，美国的经济处境并不是太好。很显然，在艺术方面他们已经开始变得“封闭”，这对美术界而言，绝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本报记者殷铄采访整理，作者系艺术史学家，经济学家，欧洲科学、艺术和人文学院副院长）
中国原创动漫：“我命由我不由天”
□金城
《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突破50亿，观影人次破亿的好成绩再一次点燃了人们对国产动画的信心。那么，国产动画真的崛起了吗？总第161期，本栏目以“如何实现国产动画的可持续发展？”为题展开讨论，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分别从该片的选题、制作、受众的选择以及中外动漫对比的角度展开论述，比如苏刚的文中以《〈功夫熊猫〉与〈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中国元素”有什么不同？》为题，认为“中国动画片的未来发展，‘中国元素’必不可少。”
2019年，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下称《哪吒》）以49.7亿元的票房成绩位列中国电影总票房排行榜亚军，为国产动画电影树立了一座新的丰碑，带动了产业热潮，展现出中国动漫的无穷潜力和能量，也为动漫从业者带来重要启发。
一是破除偏见，扩大全民观影基数。长久以来，我们都有一个误会：动画都是给小孩子看的。目前电视动画基本主打观众“低龄向”，以确保“万无一失”。然而在“保险”之余，也相当程度制约了创作水平的发挥，从而出现题材单调、剧情简单、制作粗糙等问题。但在影院动画中覆盖全年龄的片子才能受到主流消费市场的青睐，《哪吒》在依托院线的基础上，得益于以青年人为主力的全年龄段受众的狂热支持，方才成就了近50亿的票房奇迹。
二是古典新编，传递新时代艺术感染力。《哪吒》，甚至包括之前的《大圣归来》，在题材上都选择了我们所熟悉的古典小说，让受众感到亲切，有一种先天的文化代入感。但“古典新编”其关键点不在“古”，而在“新”。国内观众经历了这些年国内外大片的“洗礼”，辨别能力不断提升，欣赏口味越来越刁钻，忽悠不得。最终还是需要创作团队进行自我创新与提升，毕竟作品本身的感染力、质量和水平决定了一部片子的成败。四年前的《大圣归来》之所以如此振奋人心，正是因为在积弱多年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一部理念贴近当代审美的国产动画片。而今《哪吒》将哪吒挑战父权的故事，重新演绎为与“天道”对抗。这般“不认命”的反叛精神，更吻合如今的时代观念，更容易打动当代年轻人。事实证明，那些深入人心的经典故事，完全可以经过全新的改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魅力。
三是拒绝跟风，沉心打造中国优质IP。现在的商业环境不缺投资，不缺技术，更不缺题材，缺的是热忱，缺的是坚持，一以贯之的坚持、对品牌价值的坚守、对动画艺术表现力的构建。历时三年，经历多次资金链断裂，超过1600名制作人员的努力才成就《哪吒》的“票房奇迹”。对于中国动画而言，同样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沉下心做最好的东西，只有好动画才能带给我们美好的未来。专于创作，打造中国品牌，打造优质IP形象，尤其属于中国文化独有的、个性化的角色形象，能够用我们的动漫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只有这样，我们的未来才能够和迪士尼、吉卜力等一比高下。（作者系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副主任）
抄袭：中国当代艺术出路不在于此
□徐旭
2019年初，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希尔文指责中国艺术家叶永青长期抄袭其作品并获利，引起艺术界的持续关注。对此，本栏目于总第142期、143期分别以“抄袭和山寨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出路吗”“是挪用还是剽窃”予以关注。贾方舟在《关于“抄袭门”之我见》一文中认为，“叶永青先生被指认的那些作品，应视为抄袭”，同时他也指出：“由于个别人的‘抄袭’从而否定中国当代艺术更是无稽之谈。历史将会证明，‘中国当代艺术’无疑是最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的艺术。”
抵制艺术与学术抄袭已变成艺术界与知识界人士一大共识。在不久前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上，经反复核对查实，若干件企图使用障眼法混进参展行列的作品因涉嫌抄袭而被果断撤下。
我想，这应是几乎持续了一整年时间的“叶永青抄袭事件”为净化中国艺术环境与重塑中国艺术家整体形象所起到的一个最直接的积极作用吧？
在这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大讨论中，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艺术批评家也通过各种媒体针对抄袭现象发表了各自旗帜鲜明的观点，比如，栗宪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抄袭是个道德问题,没有艺术上的问题可以谈”，又如贾方舟先生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点明：“（抄袭）是将他人的创造成果据为己有，是侵权行为……（叶永青）他应该深刻反省”。他们的态度与观点，应代表了这场大讨论的主流民意。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另有一部分资深学者与批评家则把目光越过对当事人抄袭行为的声讨与谴责，理性地聚焦到了为何市场经济时代到来后，中国艺术界会抄袭与山寨泛滥成灾的病理成因这一关键问题之上。比如，孙津教授在文章中鞭辟入里地指出：“这种抄袭或剽窃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艺术道德问题，更体现了社会的市场导向：发财！这是当今特有的问题，至少这个问题比之以往更加明目张胆或堂而皇之了。”而王小箭则冷静地提出：“事件的背景与资本对艺术圈和艺术家的侵蚀有关……艺术家有独善其身的本事吗？他们本人有，家人答应吗？”
本人认为，孙津与王小箭二先生的观点，因超越了情绪化地就事论事，所以更具建设性、全面思考与整体反省之价值。其理由，正如杨大伟所言：“叶永青不是第一个抄袭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透过抄袭这个问题，可以发现要遏制问题的发展需要努力，但问题的出现好在给我们提示了解决问题的启示。”（作者系独立批评家）
网红介入：“艺术的消解”已成必然
□苏刚
网红介入艺术创作或者艺术家借助网红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似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年初故宫博物院就曾以此套路火了一把，比如“故宫拍雪”“故宫灯光秀”“故宫火锅”可以说是火遍全网。本栏目于总第144期，以“故宫‘网红’之路：是舍本逐末还是正道坦途？”为题，对此“网红”介入予以关注，而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也是各抒己见。例如，王运良对此较为辩证地看待，他认为：“如果一个博物馆放弃了它的教育职能而成为一种纯娱乐性的机构，它就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反之亦然，企图进行教育而没有娱乐的博物馆也不会有什么前途。”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传媒为王的时代里，这已是铁打的现实。当下，介入艺术的网红在“自带流量”加持下迅速成为新鲜看点，一时间让那些传统的实力派艺术家们黯然失色。
然而，如果把这理解为“砸场子”，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已经过时了。因为网红到艺术领域一试身手并非是为了抢占这方舞台，而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引起更大的关注，聚拢更多的资源，捞取更多的财富。简言之，这是“吸粉儿”的戏份儿而已。在这个大前提下，网红介入艺术是传播的成功，而非艺术的成功。
值得思考的是，网红能够“走艺术家的道路，让艺术家无路可走”，根本原因是“当代艺术”打破了技术的门槛。在谁都可成为“艺术家”的时代里，网红当然不甘寂寞，多一顶“艺术家”的桂冠只能更加引人注目。客观来讲，网红搞艺术，因为没有艺术史的背景，没有相关的艺术训练，也就没有枷锁，作品更加自由、真切，远要比一些艺术家装模作样、无病呻吟的作品好看得多！进一步讲，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并不是随便哪一个网民都能成为网红，也不是哪位艺术家都能成为实力派。“红”的背后，是作品对某一社会思潮的暗合与揭露、是对某一群体共同感知情绪的表达、是对人生痛点的调侃与悲歌……但是，个案成功的偶然并不能代表必然，网红心中最大的伤是不知道明天是否依旧能“红”，“掉粉儿”的焦虑远远大于对艺术的关注，因为粉丝是网红的衣食父母。其实，这种“朝生夕死”的焦虑不仅体现在网红身上，更体现在“当代艺术家”身上。如果把追求超越现实的艺术等同于名利的追逐，那些为名利奋斗不已的艺术家们，本质上与网红又有什么区别呢？从网红介入艺术来看，艺术确实是“消解”了，但不是消解于网红、不是消解于艺术的自我解放，而是消解于眼前的苟且——人性向下，艺术向上。当艺术无论以什么名义追随人性向下的时候，“艺术的消解”就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作者系广州美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