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八百年前 一场不明病因的疫情 让金国遍体鳞伤 走向覆灭

在战场上，没有谁敢说自己是绝对的胜利者。

尽管我们已经能够规避绝大部分肉眼可见的威胁，但在我们无法窥视的细微之处，疫情有时候犹如滔滔江水，汹涌而来。

约八百年前的金国，整个国家都被“看不见”的敌人拖进了地狱。

一、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汴京大疫弥漫而来

金正大九年，亦即改元后的天兴元年（1232），金国历史上的关键一年。这年蒙古与宋合作攻金，覆灭的断崖横亘在金国面前。但在史家大篇幅地记载蒙古与宋的联手，以及金的败退的时候，却纷纷避开了改元前后的一场流行于汴京的大规模疫情。

这场疫情在《金史》中只有“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六月）辛未，复修汴城。以疫后，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其用”这短短几十个字的记载。但那“没有感情”的“九十余万”，是当时汴京城约两百万居民中的45%。史官们选择缄口不言，最后还是参与了救治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名医李 杲 留下了相关的《内外伤辨惑论》。

《内外伤辨惑论》载：“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于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结合《金史》六月疫情结束的记载，那么这场疫情大抵是在这年二月下旬就出现，在四月达到巅峰。只是更多的具体信息，相关研究者们至今仍找寻不到。

不巧的是，疫情肆虐的这一时段正是金哀宗北逃至归德府，汴京由随即发动兵变并投降蒙古的崔立驻守的时期。崔立治下的汴京城，即便没有瘟疫的出现，也全然称得上是一个“人间地狱”——崔立及其部下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是故汴京大疫的爆发，其首要原因就是战乱。蒙古入侵金国，制造了金国举国混乱的大局。这年三月，为攻下归德府，蒙古大军曾决黄河之堤灌城。涌出的黄河水虽未直接波及汴京，但对汴京周遭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饮用水污染、环境恶化、媒介昆虫密度增大……这些都为疫情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而崔立在汴京城的胡作非为，以及因战乱而涌入汴京的大量流民，使得本就因人口密度大而易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汴京成为板上鱼肉。

不幸的是，当时汴京所面临的困境还不仅战乱这一点。在《金史》记下的汴京大疫前，“（五月）辛卯，大寒如冬”的天气吸引了几乎每一位汴京大疫研究者的视线。因为异常的天气会影响人体的免疫能力，亦破坏农业生产，让人们在灾难来临时更加脆弱。

战争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人口密度的陡然增大、食物的匮乏、气候的极端、生存环境的恶化……“予目壬辰首乱以来，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医又不识时变，投半夏、南星等，以益其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这就是李 杲 对当时城中染病者的描述。

二、 医学家对汴京大疫病情的认知

因为关于汴京大疫患者病况的记载，有且仅有李杲一人的描述，所以对于病因的判定，后人只能以李杲的记载为依据。但因为对这段记载理解的不同，人们得出了这场瘟疫是“流行性肠胃病”、“真性伤寒”、“肺鼠疫”、“流行性感冒”、“感染性肝炎或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结论。其中有关“肺鼠疫”的说法流传最广。

此说的支持者认为，李杲所载的患者“发热”、“咳血”、“咯吐”等症状与肺鼠疫症状相似。但反对者认为，当时并无鼠情记载，且患者的死亡时间及死亡特征也与鼠疫相差甚远。且从研究本身来看，“任何利用中国的历史记录把某次疫病确认为鼠疫的历史学家都要面对严肃的方法问题”。

时至今日，汴京大疫的病因仍旧没有定论。当初经历并记录下这场疫情的李杲，也只能把九十万人的丧生归结为“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而成书于元代的《金史》对汴京大疫再无更多记载，恐怕还因为这场疫情不仅成了压死金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还影响到了蒙古。

三、 汴京大疫的影响

汴京大疫的染病者，包含部分士兵，因而这直接影响了金军的战斗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一些蒙古士兵也在与金人的接触中成为瘟疫的目标。

瘟疫无差别攻击，金人人心惶惶，蒙古军更是如此。这年夏蒙古撤离河南，对外宣称的是天热避暑，但只撤出汴京所在的河南，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瘟疫还没有完全控制，大饥荒也接踵而来。“岁饥人相食”、劳动力匮乏，让河南直接从此前的金国中心成为神州“荒野”。因而汴京大疫不仅是金国遭遇的一场灾难，也是影响了元代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罪魁祸首。

虽然汴京大疫已经过去近八百年，我们很难明了当时的具体情况。

人类与疾病抗争的路依旧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