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作品中的身体叙事与新身体文化

后期出现的“名词”来解释往昔早已存在的文学现象，并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倒可说是文学史上的通例。“身体写作”的出现和理论研究即是一个例子。千禧之年《下半身》的创刊，卫慧、棉棉的小说风行一时，赢来了“身体写作”的命名。当代文学一直有一条明晰的身体写作脉络，从遮掩压制，欲盖弥彰到大谈特谈，沦为肉体写作。

身体是社会历史的再现，也是人的心灵的再现。“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而灵魂需要被身体实现出来，没有身体这个通道，灵魂就是抽象的，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归总起来，一切写作都是身体写作，写作不是凭空建造空中楼阁，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身体的参与。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顺其自然地与当代历文化和作家心理机制融合起来了。它一方面再现当代文史的演进，另一方面身体参与了作家心理重建。

政治话语规划了“文革”及之前的文学身体观，这一段时期呈现的身体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三红一创”还有革命样板戏，都严格控制身体欲望，使之服从政治和民族大义。它们所塑造的英雄人物莫不是机智勇猛、不卑不亢、高大正面的形象。“脸谱化”，概念化的身体形态遮蔽了真正的身体。摆脱“文革”话语控制的“革命”文学，反思批判革命对身体的戕害，张贤亮的小说是个中典型。民间写作在寻根文学方兴未艾之时登上历史舞台，莫言的写作展现的野性生命，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他对于酷刑，生殖等主题的描写，绝非色情文学的刺激感官，而是寻求民间精神和大地精神，是对生命的颂扬。先锋文学里的身体写作，则是沉静客观的“零度”抒写，余华早期小说的暴力抒写就具有代表性。进入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刮起了一股“私语化”写作；而《废都》的出版又使得严肃作家陷入色情写作的舆论之中。九十年代文化的主潮是启蒙退出，“躲避崇高”，大众流行文化占据舞台中心。结合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发，消解权威，解构理性使文学的娱乐功能不断扩展。“身体写作”在九十年代已经初见端倪，它的命名正是身体遭遇社会演进的一个反应罢了。

“身体写作”带有自觉的消费主义特质，身体写作化身为肉欲的写作得以展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形象在通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突出地位及其无所不在就是身体（尤其是其繁衍能力）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相分离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对快感、欲望、差异与游戏性等当代消费主义特点的强调，是一些相关过程即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造成的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这种消费观理应受到批判，然而也理应得到应有尊重，私人化写作充斥大量的欲望抒写本是不可避免的话题，何况市场运作的强势推动，诱导了人们追求感官刺激的阅读心理。当我们消解宏大叙事之后，私人化写作占据主流，个人经验成为写作表现的主导，自然而然地以私密领域的描写更能迎合读者的期待。

进入消费时代的身体，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精英，“现代人都是身体的表演者，身体要成为最佳交换品就必须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维护和保养，保证身体可被消费的状态，引起他人潜在的购买欲，克服被遗忘的命运，从而通过身体换取自己要想要的物质享受。”当代批评界对身体写作做一刀切的解读，要么赞扬其大胆直露的风格，对权力话语进行了解构等等；要么鄙视其追求感官为上，缺乏批判反思精神。我以为这是由于对文学与现代性缺乏认识的表现。

文学的表现功能和娱乐功能本不是严格对立的，但是我们可以针对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区分三种文学：通俗的感性文学；严肃的理性文学以及反思超越的纯文学。王小波的小说与“身体写作”不在一个层面之上，实不可同日而语。通俗文学强调欲望，关注身体本无可厚非，只要不过度，不泛滥。这是基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的正常反应。王小波的小说照我看来，是属于严肃文学里比较高层次的一种，接近反思的纯文学。他的小说原本是抗拒消费社会的，后来却遭到市场的绑架，以至于人们把他看作一位畅销书作家了。他得以进入大众文化市场，与他杂文的鼓吹自由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流畅自然的阅读感。他能引发持久的争议，与他小说无处不在的性爱叙述，虐恋情节有一定关系。在现代社会，充满了“噱头”的作品总是格外引人关注。

严肃文学绝不应该追求感官刺激来吸引读者，当我们将“身体写作”作为严肃文学来看待时，自然要批判这种无节制的写作方式。谢有顺《文学叙事中的身体伦理》写到“要反抗这样一种公共写作，没有身体的揭竿而起是无法成功的，但是，身体在今天的写作中被简化，被过度使用后，也面临着再度被公开化的危险。上次公开化是专断的思想，这次的公开化是性与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