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据说当年差一点就出版不了了

如果要列一本属于那种大家都知道，但是没几个人能读完的书，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定会是热门候选对象。

其实，这本书当年出版的时候，还差点夭折了，因为收稿的编辑也读不下去。他给朋友写信吐槽：

“亲爱的朋友，我也许实在太笨，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花上三十页纸来描写他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情状，我挠破头皮也还是不得要领……”

然后退稿了。

就是这样一本厚得吓人，细节繁琐的著作，今天却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这篇文章大概能为你解开其中的谜团。

普鲁斯特的这部作品仅凭长度就已经够吓人了。无情节的主题又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确定的文学体裁，他自己也不敢称其为“小说”，或名之以“回忆录”。普鲁斯特坚持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不仅不分章节，跟从前出版时差不多，而且也不分段，一页页紧凑而密集地排在一起。他说：“这样做更能保持文章的连续性。”

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然而时间却不等人。死亡的念头缠绕着他。将近1911年年底，他写完并校好了前七百页，“完全可以付印了”。他不愿再等待：他要一边印，一边校着剩余部分。

他躺在床上寻找出版商。卡尔曼－莱维立刻就被排除了，因为他觉得这部作品太不正派。

普鲁斯特又想到了《新法兰西杂志》。这是他认为“最有头脑的、唯一可读的”一家杂志。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最不蠢的”，可他却总是跟这家杂志意见不合。他不明白为什么它会使贝玑和一些别的人成为伟大人物。这也没关系!“一个纯粹搞文学的出版商会更易于使读者接受一本跟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书。”

朋友们都极力从中帮忙。安托尼·比伯斯科亲王邀请他跟安德烈·纪德共进晚餐，当时后者跟让·施伦贝格、雅克·科波一道负责《新法兰西杂志》。

在安德烈·纪德面前，雅克－埃米尔·布朗什也同样谈起马塞尔·普鲁斯特，问道：“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是不是在《费加罗报》上写过文章的那位?一个业余作者?一个常在巴黎林荫大道上闲逛的人？”

稿件被拒绝了。说不定连看都没看过。普鲁斯特想起过去曾为《法兰西水星》杂志翻译过两部罗斯金的作品，杂志社经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充满感激之情的回忆”。他便把《在斯旺家那边》寄去，稿子仍然被退了回来。也许还是没有人打开看上一眼。这样大部头的作品足以使人望而却步。

时间在流逝，普鲁斯特到晚上11点钟才起床。他感到绝望了，他再次求助于朋友们。他写信向路易·德·罗贝尔讨教，这是赏识他的才华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这样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最后，路易·德·罗贝尔和加斯尔·卡尔梅特两人都向法斯凯尔出版社推荐了他，可是迟迟不见回音。一想到可能会要求他修改、删节，让他“给每一卷书加上不同的标题，并且在出版过程中来个中断”，他便吓得发抖。然而结果却仍然是退稿。跟以前的遭遇不同，这次人们对作品有了认识。但是它太了不起了，太“不同于大众习惯阅读的东西了”。

此后，普鲁斯特便打算自费出版这本书：这样他就可以随意安排。但是朋友们却劝他放弃这个计划，他们说，这样会让人瞧不起作者。普鲁斯特则一味固执，坚持己见。不过他最终还是让步了。路易·德·罗贝尔十分热心地把这部作品介绍给他自己的出版商——奥朗多夫出版社。

普鲁斯特又一次等待着。他十分担心人家请他去商谈的时候他却正好病得起不了床。但是奥朗多夫出版社的经理昂布罗却这样回信给路易·德·罗贝尔：“亲爱的朋友，我也许实在太笨，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花上三十页纸来描写他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情状，我挠破头皮也还是不得要领……”

对这一连串的碰壁，普鲁斯特倒也并不感到痛苦。至于别人对他的作品所作的评论，他也反过来予以评论。

他觉得法斯凯尔的看法是“错误的”，奥朗多夫则是“绝对愚蠢的”。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一直怀有毫不动摇的自信，但得不到同时代人的理解却使他感到懊丧。世人的愚不可及并没有改变他的哲学：

“我曾见过法朗士的文章被《时代报》认为无法卒读而拒绝登载，当时的法朗士已经是享有盛名的作家了……《两世界杂志》觉得他的小说《泰缔思》，写得太糟糕，在要求他停止出版之后，连往常的连载版面也没给他保留……像法朗士这样的事情是明摆着的，我还可以给您说说雷尼埃、巴莱士等人遇到的一些近乎滑稽的情况。”

然而，“对任何作家，尤其是一个病体难支的作家来说，他的一项职责就是把脆弱的大脑中的思想转移到纸张上，纸张也许亦难久存，但至少可以不和肉体一同毁灭。”

这回，他决定以作者自负其责的形式找人出版，他请一位与格拉塞出版社熟识的朋友勒内·布吕姆把书稿送去。如果格拉塞拒绝呢?那他就送到诗与散文出版社。

要是那里也不行，他就找一个这样的印刷商，“其职业正好就是印行那些找不到出版商的作者的书。”结果格拉塞却接受了。

普鲁斯特终于拿到了第一批校样。他没完没了地删呀，改呀。半部《在斯旺家那边》曾四易其稿。他根据朋友们的意见缩减书的规模，虽然犹豫了很久，到底还是删掉了四分之一，当然是不无惋惜之情的。他原本打算把作品分为两卷，但现在会不会分为三卷、四卷，抑或五卷?如何选定书名也使他颇费心思。他希望使用一个“十分简单、十分灰色的”书名。

这本书耗费了他一生中的许多年头，他视之为生命。他自己谦虚地说，这是一部“深思熟虑，光明磊落，不掺假，不美化”的作品。

经过两年的奋斗，这部书终于在1913年出版了。

然而情形却不大妙，当时有一种不信任的气氛。在生活中笼罩着作家的寂静似乎也笼罩着他的作品。整个批评界保持着沉默。寂静比出版商的拒绝可怕得多。

出版商评价一部作品是看它能不能迅速获得声誉，而普鲁斯特自己却并不这样看。对这样一部特别新颖的作品的冷淡态度，表明报章杂志的大部分评论家文化素养不高，缺乏鉴赏力，也反映了他们的联合一致，嫉妒和阴谋。

只有一个例外：保尔·苏代在《时代报》上给了这部书整个专栏的版面。他批评这部书结构不完善，风格有毛病，但他却第一个肯定了这部书，几年之后，此书便成为一种新发现。

至于普鲁斯特的朋友们，有的人也对它进行了一些研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首先在《巴黎回声报》上登出文章，吕西安·都德在《费加罗报》上，莫里斯·罗斯唐在《喜剧报》上……他们一起欢呼天才的出现。

公众却表示怀疑，有人说，这是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对同是上流社会的另一个人的看法。这些文章的夸张语调，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过分，在当时却适得其反。

普鲁斯特躺在床上，十分留意地收集每一行有关文字。

《卓越报》请他提供一份简历，他十分高兴。——不过这绝不是出于作家的虚荣心。过去，他置身于一切文学流派之外，就像他从不卷入任何阴谋诡计一样；现在，他重视别人对他的看法只是为了将其与自己的看法作比较。

由于一种害羞心理，他不敢读那些赞誉过甚的评论文章。但是，在大众的漠然和蠢货们的固执迟钝所造成的环境中间，若是得到一位朋友的理解，那该是多大的快乐啊!“真是难以形容呀!”他这样欢呼。

从这时候起，路易·德·罗贝尔和格拉塞出版社打算把他的作品提交龚古尔奖评奖委员会。普鲁斯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只是由于他认为自己的首要义务就是尽一切努力扩大读者面。他深知他与世隔绝的生活也使小说的命运受到了影响。他希望读者能多一些：在他们中间，或许他能找到一个“思想上的朋友”吧?

然而，出乎意料，这部作品甚至都没有在委员会中进行讨论。

不过，在1914年1月1日的那期《新法兰西杂志》上，亨利·盖翁发表了一篇对《在斯旺家那边》的述评，文章不长，而且颇有保留，但他把此书归入了新文学的典型作品之列。同时盖翁还向他的朋友们推荐了这本书。

雅克·里维埃读了此书，觉得一部伟大的作品问世了。他当时只不过担任《新法兰西杂志》的秘书。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影响，《新法兰西杂志》的那帮人——虽然阻力相当大，总算承认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纨绔子弟也属于那种怀才不遇、晚了二十年才扬名的作家了。

于是，这家杂志接连两期（1914年6月和7月）登载了《盖尔芒特家那边》的片断。这本书慢慢地、不引人注目地在被称为“无诰封贵族”的高知识阶层中渗透，也在文人中间传播，这批人不同一般，他们“只为了读书的乐趣而读书，而且满腔热情地追求这种乐趣”。

就在这个时期，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位朋友的床头柜上看到一本黄色封面的、厚厚的书，是《在斯旺家那边》。朋友对我说：“这书很有智慧，不过太难读了。似乎作者患有神经衰弱，封闭地生活在一间软木墙壁的房间里。”

听了这个令人担忧的看法，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把小说带走了。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可是，我承认，和奥朗多夫出版社的经理一样，我也没能耐下性子读完第三页。我便信手翻起来，发现里面不分章节，我更感到沮丧了。

后来翻得腻味了，我就任意打开一页，从一个句子的中间又开始读起来：刚好是在凡尔杜兰的家里，有斯旺和奥黛特·德·克雷西。这次我被迷住了。那种激情，那种嫉妒，圣－欧维特夫人的沙龙，凡特伊的小夜曲……一个崭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

我又从头读起。我已适应了普鲁斯特那种迂回曲折的风格，在我看来，差不多已经变得平易而有趣了，就像是齿纹复杂的钥匙，人们用以轻而易举地打开保险箱上沉重的铁门。

自然啰，我没有归还这本借来的书，而是把它又借给了别的朋友，并且那股劝读的热忱是多么可嘉啊!许多次人家把书还给我的时候，都是带着失望，跟我第一次的感觉和昂布罗的感觉一模一样。但我仍然坚持不懈，我给别人解释，为我的发现辩护。也许，不知有多少普鲁斯特的新信徒在和我一样为这部文学福音书鼓吹呐喊呢!

不久，当上《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经理的伽利玛先生向马塞尔·普鲁斯特表示了悔意，希望他能够和他的出版社独家合作。与此同时，法斯凯尔出版社通过莫里斯·罗斯唐的转达，也希望出版后续的书。

格拉塞出版社也向普鲁斯特提议签订一项与他的才华相符的协议。出于一种“巧妙的策略”，它表示他可以自由选择往别处去，而普鲁斯特则“为这个手段所折服”，仍然留在“老地方”。现在可再也不会让作者等待了……他很有希望得到公众的了解，那是他一心想征服的对象。《在簪花少女的影子下》的首批校样已经付印……这时候，法国投入了战争。

继续出版他的作品是不可能的了。在每一个国家里，不仅动员了人力，而且也运用了所有的精神力量，整整五年中所出的书籍都是“战争书”。痛苦和压抑的思想统统缄默了。

如今，作家们经常随意变动，离开他们的头一家出版商。只需有一个竞争对手抬抬价，就能使他们拿定主意。与之相反，战争之后，马塞尔·普鲁斯特更换出版商却是“为了纯粹的文学上的理由”。

他写道：“我要补充一句，对于《新法兰西杂志》的条件，我不会比格拉塞出版社的条件多要一个子儿（何况在第一卷出版后，格拉塞给的条件也相当好了）。”这种感人的诚挚有点不合时宜，尤其要知道，普鲁斯特一向认为自己是处于半破产状态中的。

第一步，他要解除同格拉塞的关系。他又去找勒内·布吕姆，正是他促成“离婚”的，格拉塞当然十分遗憾，他们明白自己受到的损失时，已经为时过晚了。普鲁斯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一次全都出齐，他以为全部四卷书会同时出版的。头一卷《在簪花少女的影子下》的校样在战争期间便修改完毕。可惜，此书是单独发行的，并且是在停战之后，推迟了四年的时间。

他的新出版商逐步消除了他那种交际场中的业余作家的形象，但批评界总的反应还是有所保留的。

不过毕竟还有几篇出色的文章：罗贝尔·德雷福斯写的《不同凡响的再现》登在《费加罗报》上，莱昂·都德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赞美文章。普鲁斯特的书第三次得到龚古尔奖提名。

这回，时间使这位天才的新颖作品一鸣惊人。他的一些朋友，如罗贝尔·德·弗莱尔、雷纳尔多·阿恩、吕西安·都德等人，极力想使他得到辉煌的酬劳。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决心为他争得这项大奖。

大家知道，为了一名候选人能够获得这项文学奖，他的那些推荐人往往要进行一场长期的宣传活动。但是评奖委员们却犹豫再三，摇摆不定，胆小怕事。有多少困难，多少阻碍，多少顽固的成见啊!普鲁斯特太富有，不够年轻，太热衷于社交场合，太……然而，1919年9月，莱昂·都德争取到了同事中的六票。另外四票则投给了罗朗·多热莱斯的小说《木十字架》。

友谊、感激、价值，终于战胜了阴谋。

也许可以说，这次龚古尔奖的颁发是前所未有的正确，它从未让一个难懂的作家得到如此大的益处。

在大部分报纸上，却是连篇累牍的愤怒、讥笑、嘲骂和嫉妒。其中最温和的也是一些带有偏见的书评。种种低劣的言辞又被搬了出来。有一张剪报这么说：“这次，龚古尔奖委员会把大奖颁发给一个地地道道的无名作家。他已不年轻，但却默默无闻，他现在如此，以后仍将如此……”

甚至有人指责新获奖人未曾应征入伍，是从一个战士手中窃取了这项荣誉。人们说，让“簪花少女的影子”战胜浴血英雄的影子，这样做是不应当的。

然而，四年来，荣获这项大奖的书都是战争题材的，而其中大部分，说实话，是不如《木十字架》的。他们还说，“痛苦已经不时兴了”，好像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不属于最痛苦的书似的。龚古尔奖委员会也备遭辱骂。

不过，委员会中有几位委员义正词严地维护了自己的选择。龚古尔奖委员会委员约·亨·大罗斯尼其弟小罗斯尼也是作家。在《喜剧报》上发表了一篇极为精彩的专栏文章。普鲁斯特已经无须卫护了，龚古尔奖的颁发很少会给作家带来如此遽然的声誉。

假充高雅的人附和高知识阶层的人，而公众则附和假充高雅的人们。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荣誉开始了……

这时他四十八岁，离去世还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