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对人性的反思 比愤怒更重要
作者：梁嘉烈
“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出自陈世骧先生1966年致金庸的一封书信，是陈世骧对《天龙八部》给出的评论，这八个字同样也很适用于《我们与恶的距离》。
贾静雯在《倚天屠龙记》之后阔别十五年再回电视剧，联手金钟奖影帝吴慷仁带来了《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由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切入，将受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为加害者辩护的律师等联系在一起，将新闻职业道德、原生家庭、社会体制、家庭教育等诸多社会议题抛上台前，并试图探讨人性“善与恶”间的距离。
从Netflix与韩国合作的《王国》到HBO与台湾公视合作的《我们与恶的距离》，美国影视平台打造的亚洲本土剧集一部比一部成功，在内地的热度和口碑都不容小觑。而这两部剧之所以成功，除了制作精良外，也是因为其探讨人性的深度内核吸引了很多观众。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本创作灵感来源于很多发生在台湾的真实刑事案件，同类型案件在国内也很是常见。从药家鑫事件、于欢事件，到滴滴网约车事件、红黄蓝事件，近几年内地众多刑事案件同样引发了公众的大规模关注，公众情绪激昂讨伐加害者下，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也被摆在了台前。可以说，目前电视剧市场缺少的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种去反思社会热点议题和热门刑事案件的严肃剧集。
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故事由一起枪击案引出，嫌犯李晓明在戏院开枪射击，造成了9人死亡，21人受伤，李晓明开篇便被判决了死刑，而故事的重点，正是被这起无差别杀人案卷入到旋涡中的众多不同立场的人：
1. 因孩子罹难濒临破碎的受害者家庭
在陪同儿子天彦看电影时，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中途接到工作电话后离场，等她返回时儿子已经遇难。这场事故之后，宋乔安在工作与生活中性情大变，与丈夫女儿逐渐疏远、不敢再进儿子房间，成为了职场女魔头、不断用酒精麻痹自己、拒绝心理咨询，成为了一个没有“病识感”的病人。
在丈夫认为应该找到事件真相、找到凶手动机，避免下一个受害者出现时，宋乔安果断拒绝：“如果杀人犯还有他们的家人，都不用负任何责任，我们家天彦算什么。”其实，她在痛恨凶手的同时，也在痛恨着自己，“没有在接完电话后立即返回，而是喝了一杯咖啡”成了宋乔安最大的负罪感，她甚至希望自己当时能与儿子一同去死。
2. 因被“连坐”逃避人群的加害者家庭
在儿子李晓明犯罪之后，李家一家人均被舆论“连坐”，愤怒的公众要求李家父母下跪、往李家所开饭馆扔东西、深夜喊骂。李家曾想在受害者追悼会上道歉并提出赔偿，但最终只有一句无力的“要怎么道歉，要怎么赔偿？”所以，李家选择了关闭店面，避开人群，但即便住在偏远地方，也要终日带着口罩，在家里玻璃上糊满报纸，成为彻底“见不得光”的家庭。
在与儿子的辩护律师王赦交谈时，李妈妈痛心讲道：“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人杀人犯，我不会做人的妈妈。”为给女儿寻一条生路，李妈妈为女儿李晓文改名李大芝，并让女儿告诉外人父母双亡，但奈何造化弄人，李晓文还是在职场遇到了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宋乔安的遭遇，也一直刺痛着她的神经。
3. 帮助刑犯辩护而受尽谴责的法扶律师
为人人喊打的李晓明辩护的法扶律师王赦，在一开始便被愤怒的受害者家属泼粪。受害人家属认为他丧失良心、加害人家属不愿意与他沟通、妻子要与他离婚、甚至连李晓明也难以理解王赦为何为自己辩护，很多人甚至觉得他的目的是为给李晓明脱罪。但是王赦只是想去寻找案件背后的真相，好让社会做到预防，正如他对李晓明所讲：“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平安快乐的长大，不要在遇到有人再做出类似你犯过的罪。”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非常克制和理性的，它没有教化式的口吻，也没有妖魔化任何一方，只是在试图探讨一些议题：如社会为什么没有“接住”李晓明这样的人？被害人家属要怎样走出阴影？加害人家属如何自处？比起发泄愤怒，社会是否更应该挖掘犯罪背后的心理和动机，以做到防微杜渐？
但正如剧名所言，故事本质上聚焦的还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加害者、被害者、相关人士、社会大众、媒体舆论等，他们在这场故事里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曾因自己的过失伤害到了别人？有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之分？有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之分？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剧中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它只是将不同人的视角和立场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跳出自我视野和思维的单一性去整体看待问题，看待人性的瑕疵点。剧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都可能是无意识的加害者，正如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人一般。众生皆苦，无人不冤，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深刻的思辨。
从《王国》到《我们与恶的距离》
看HBO与Netflix亚洲本土剧集的成功
HBO推出《我们与恶的距离》后，又在亚洲市场与Netflix这个“老对手”打了一次平局。
年初Netflix与韩国合作的《王国》在国内引起追剧热潮后，HBOAisa与台湾公视推出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内地热度显然也当仁不让。仔细看，这两部剧的成功不乏相同之道，如均制作精良、演员阵容强大、均由本土导演和编剧操刀、均有HBO或Netflix参与投资。
《王国》改编自漫画《神之国度》，延续了《釜山行》的僵尸题材。该剧通过一个虚构的历史朝代，将内容触手伸向了对封建礼教、官僚政治、社会阶级与纲常伦理的探讨，以僵尸为引打破社会秩序后，呈现了绝境之下人性的善与恶，这和《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主旨不尽相似。
在豆瓣上，《王国》已看人数76400人，评分8.5分，《我们与恶的距离》目前想看人数37000，评分9.3分。能受到如此热捧，两部剧显然都有着很多过人之处。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为例，抛开剧集主旨，这部剧仅是职场戏份就很值得很多“伪职业剧”学习。
该剧对新闻行业着墨较多，无论是为了跟踪热点而忽略真相求证、优先播放吸引眼球的热点新闻而并非重点新闻，还是将从“女大学生被撞”改为“女高材生被撞”的标题党行为、加班加点追热点的工作状态，无疑都是当今新闻界的真实写照。
《王国》与《我们与恶的距离》受到观众认可，显然也意味着年轻观众的观剧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如今，内地电视剧的观众正在急速分流、割裂，守在电视机前的中老年观众能将《娘道》捧上收视率第一，但年轻观众则对故事内核的要求更高，他们想要看到的是更为新颖的切入点和立意点，以及更高的思辨性和启示性。
北美市场趋于饱和之后，HBO与Netflix开始向亚洲市场扩张，并从原来的渠道覆盖上升到了内容覆盖，《王国》和《我们与恶的距离》便是这两大平台在亚洲本土剧集制作上的成功。在去年11月新加坡举行的“See What’s Next：Asia”上，Netflix首席内容官Ted Sarandos表示Netflix计划在亚洲再制作17部原创剧集，涉及了印度、菲律宾、日本、泰国、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对于进军中国内地市场，Netflix CEO里德·哈斯廷斯则表示：“今年的可能性依旧不会比去年的高，”这无疑是因为严格的审查环境。
反思和审视
比愤怒更加重要
如此看来，内地短时期内想要与HBO或Netflix合作打造出一部震撼人心的剧集似乎并不太可能，不过，《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成功，对当下的电视剧市场来说也并非没有启示。
在台湾偶像剧霸屏时代结束后，台剧也逐渐走向没落，但如今，台剧却默默走出了传统家庭伦理剧和偶像剧的框架，开始探索更多可能性，除了《我们与恶的距离》，近一两年的《一把青》《花甲男孩转大人》《荼蘼》《麻醉风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剧集都是台剧中的新题材力作。
台剧的“绝地求生”，对电视剧创作来说有着很多的借鉴意义。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为例，其创作灵感来源于众多台湾真实刑事案件，如2014大学生郑捷持刀在台北捷运内随机杀人事件、2015年新北市某国小女童被割喉事件、2016年台北街头小灯泡被砍23刀事件。小灯泡事件发生后，民意请愿判凶手死刑，但小灯泡的母亲却坚决不处死凶手。她认为，与其满足民意去杀死一个人，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
小灯泡母亲曾言：“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继续速速执行死刑？”正是因为这番言论，《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编剧吕蒔媛才去走访真实案件，最终写出了如今的剧本。
台湾地区的无差别杀人案件，在内地并非没有。仅是2018年一年，就发生了米脂砍学生事件、辽宁葫芦岛司机撞小学生事件、重庆某幼儿园和上海某幼儿园的砍人事件等。这些刑事案件都令大众无比痛心，无数人请愿严惩凶手，但就像《我们与恶的距离》所提出的观点一样：“一个案件的结束，并不是判判刑就没有了。”
当然，内地也并不缺乏对这些案件的思考。前央视记者柴静出版的《看见》一书中，收录了其对药家鑫家人的采访。在该篇采访中，柴静的一句话和《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主张颇为相似：“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正如《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所展现出来的客观立场一样，去了解嫌疑人甚至是罪犯，并非是要为他们平反，法律自有评判，我们去了解和理解，是为了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舆论怒火中走出，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的意义，最终做好预防。
在滴滴网约车事件、红黄蓝事件中，大众们的愤慨被推至了最高点，在危害事件频出下，当下的电视剧市场最缺的，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种去审视、去反思的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