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和善良让他不得安于朝堂 却让他为后世敬仰
文/齐志琳
古代诸多名人大家中，最敬仰苏轼，无他，只因他的耿直与善良。
说起来，苏轼是有济国之心的，在他十岁时，便问母亲：“如果苏轼将来做范滂(东汉人，字盂博，少年时便怀澄清天下之志)那样的人，母亲是否允许呢？”这一问，让我想起周恩来总理幼年时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之答，苏轼之一问与周恩来之一答，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彰显了二者少有大志，幼时便胸怀天下的超人禀赋。
苏轼也有济世之材。弱冠之年，苏轼便进士及第，其“博学多识”连欧阳修都不禁赞：“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参加礼部复试，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苏轼参加同应制科试，入第三等（为最高等），为“百年第一”，喜得仁宗退朝后，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两个宰相了！”。此后，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苏轼的人生之路，正以他设想中的方式打开，他的济世之才，将有大用。
但，他丝毫没有想到，从政，除了有救世济民的善良，还需要许多手段与权术，才能施展抱负。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新党党魁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正如火如荼，安石正盛名高炽，党友倾一时。偏偏苏轼，看到了变法中的弊病，并且上书直陈。这样的做法，任谁，都会认为他在故意找茬，反对新法。于是，所有的新党人士，都把他视为反对变法的敌人，王安石则直接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
其实，苏轼是被误会了，他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变法的弊端，并非是反对变法。在他耿直的世界观里，一切于国于民有利的行为，都是可取的，在他善良的心里，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指出变法中不好的地方，让变法更能造福国家，造福人民。这就好比一个人做某件事，你只是好心指出他做某件事不对的地方，告诉他怎样做才更好，但却被对方误会为你在反对他，阻止他。原本只是善意的提醒，没想却被对方当作恶意的阻挠，所以，对方不会接受你的好意，你得到的，只是对方全面的反击。于是，苏轼被自请外调，被贬谪，直至最后乌台诗案险些掉了脑袋。
至此，后人了解到的，是一个仕途上永远不得意的苏轼。
如果说苏轼所谓的反对新法还不足以说明他的耿直和善良的话，那他也不赞成完全恢复旧法，就是最好的明证。
当苏轼经历千难万险，贬谪中吃尽苦头之后，在旧党得势，重返朝堂之时，他却又和旧党唱起了反调：他不赞成完全否定新法！这让旧党恼羞成怒：你不是反对新法的吗？你不是和我们是一个战斗堡垒的人吗？怎么你现在又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了呢？这可是你报仇打击新党人士的好时机啊。
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苏轼，只是觉得新法中也有利于国利于民的地方，应该保留而已。他考虑的，没有什么新法旧法，也没有什么党争，更没有个人的荣辱得失，他心中只有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于国于民有利的，不论新法、旧法，都好，都应该保留。
旧党同新党一样，不理解苏轼，排挤他、打击他，因为无论旧党、新党，他们都没有苏轼那样一颗，完完全全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苏轼的结局仍然是：被排挤出朝廷，一贬再贬。
被新党排挤，看上去像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斗争，被旧党也不接纳，你说苏轼是不是迂腐呆板，不通人情世故？非也，苏轼在人际关系上其实是个很罩得住的人，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人际关系一把抓，他比谁都擅长交际，比谁都通达世情人心，在乌台诗案的冤狱中，他甚至和狱卒交上了朋友。如果他愿意，无论是新党或是旧党，估计他都能左右逢源，再加上他腹中才华，在朝廷能绝对吃得很开。但他没有！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从不委屈求全，不媚上欺下。非不能也，是不耻也。耿直和善良是苏轼人性的底色，他从政，便想于国于民有利，无遐政见异同、进退得失，他做人，便想豁达宽厚，与人为善，未想争名夺利，高人一筹。
故而，他被贬，一贬再贬，在贬谪时，也不忘为老百姓做好事。留下了许多的政绩，如杭州治理西湖，如徐州抗洪抢险，如在密州捕杀蝗虫……
这份耿直与善良让他留下绝世诗文，诗文是心意的体现，一个思想上庸俗猥琐的人，注定写不出光耀千古的诗文。
这份耿直与善良让他性格豁达豪迈，既能享受朝堂的精致，也能享受乡野的粗鄙。一贬再贬中，他留下的美食与“糗事”就是明证。
最后，这份耿直与善良让他获得时人世人景仰。在当时，他便让人景仰，即便是视他为政治对手的王安石，也在他身陷乌台诗案时，为他向皇帝求情，终让他免于一死。而《宋史》《苏轼传》则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如此盖棺定论，足见其耿直与善良，已为当时人所意会。
后世，更有一代又一代人敬仰苏轼。有趣的是，与历代名人在政绩、在诗文上被后人敬仰不同，独有苏轼被人敬仰是因为他耿直的性格，善良的人品，其后才是他的才学，他的政绩。耿直与善良，让苏轼永远地屹立在人们心中，让人仰视，让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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