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最受冤枉的 不是被骂卖国贼 而是这件荒唐事！
敏感的朋友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在中国，自近代以来，讨论思想文化问题，最后的落脚点，除开“人性”，就是“机制”。
在我看来，胡适与孔子的半生纠缠，其实质就和机制选择的考虑有关，既有文化层面的，也是思想意识上的，更有政治制度这端上的。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历经洋务运动的破产、变法维新的失败、共和革命的黑暗与苦难，不麻木的中国人都会去想：中国这部已运转数千年的庞大机器，在西方面前失灵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诸人，不仅仅把触角伸到专断机制，也将疑虑的目光聚焦在了儒家与孔子身上，希图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病症与药方。可以说，胡适作为现代中国的“国人导师”，面对孔子这位古典华夏的”至圣先师”，那种不解之缘，那种“孔子情结”之起伏跌宕，是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国运盛衰，并与改良中国政治、文化体制的愿望共存的。
在我看来，胡适可不只是一个“观念供应商”而已。他的孔子观表达，多少是时代的声音，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自觉，也是中国出路的寻找——而这条出路其实至今也还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自身最可能的出路。
所以，他晚年与学生何炳棣谈话，如此说道，“我被误解最深的，不是被骂汉奸，而是都说我反传统文化，这是多么的荒唐呀”。
1，早年胡适：“打孔家店”，“打”的是孔子的“不肖子孙”，并不否定孔子本人。
1980年以后，中国国势日渐复兴，海外新儒家等思想引进，中国人又再一次掀起“价值重估”运动。过去“新文化运动”的那些梁山英雄们反过来被当民族罪人讨伐，首当其冲的就是鲁迅与胡适。认为他们“全面反传统”，贬逐儒家，苛斥孔圣，全盘推倒，连根拔起，图谋不轨，其心可诛，后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迷乱他们要担负起主要责任。如今，谈论西方文化、政治问题，动不动有人恐吓你“为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站台”，渊源一脉相承
可问题吊诡在于，胡适并不反儒，也不反孔，在最激进的早年，他所反的，也只是定于一尊的“孔家店”。在新文化这场运动中，他要打倒的“孔家店”,指的是专制野蛮“帝制”帮凶下的“孔教”，还有一些违背孔子理想的“伪儒”与“奴儒”，他认为这是中国专横王权的精神支柱、思想基础与飞鹰走狗,所以他要批判。不信您去翻翻胡适的日记和文集，是几乎找不到对孔子本人的恶言恶语的。甚至我们所熟悉的他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经过现代学者严家炎等人的考辨，都是不确的。他只说过“打孔家店”，是“打”，而不是完全“打倒”。
不单如此，胡适本人无论是家世、家学还是本衷，都对孔子很尊重、很礼遇。他的出生地安徽绩溪，历代都是儒学风气浓厚之所，他的父亲胡传更是一个虔诚的理学信徒，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之下，胡适自幼就饱读儒家经典。即便后来留洋接受西洋文化的疏灌，但是他仍不忘旧学，留美期间不间断点读十三经诸部。如果翻开《胡适留学日记》,我们就会发现,他在美时的那些讲演、论文,基本都是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孔子充满敬意。1921年前后他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对孔子及儒家哲学的评价都是相当高而且中肯的。
说胡适打倒孔子，“打倒孔家店”，可说是不实的人云亦云。但是另一方面，胡适的早年，确实对儒家与传统充满反省，而其目标，在于启蒙，在于寻求富国强民之道，在于找到民主自由的思想资源，在于为政治宪政化奠定新的伦理基础。我的阅读看法，胡适的意思可能是说,现代中国人在文化上，所要面临的最紧迫议题，根本不是要不要完全摒弃中国传统,而是如何才能最有效的方式汲取现代文明,然后让他们与我们固有文化可以融汇在一起吧。
这是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改良主义者，理性、温和，同时也不免矛盾、纠结的体现。部分观点可能用力过猛，但可谓用心良苦。
2，中年胡适：重新发掘与发现“真孔子”与“儒”的真义，追认孔子为伟大的革命家、教育家。
对于新文化运动诸杰而言，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下，要引进新思想、新价值、新文明，最棘手的莫过于如何处理或看待儒家与孔子吧。因为他们清醒地看到，所谓“共和政治”，绝不只是形式上推翻皇帝那么简单，北洋军阀等虽然是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所依恃的依然是被扭曲的“孔子”所传的传统儒家伦理。
在个人性情与文化主张上， 胡适都比鲁迅温和的多。他对儒家与孔子态度既然不是全盘否定和推翻的，那么他亟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重估一切旧价值”，“整理国故”，重新阐释儒家与孔子，将违背现代文明的儒学观念与“真儒学”、“真孔子”作切割，力求“再造”一个可以为现代中国人所接受、可以引为现代文明思想资源的“儒学”与“孔子”。
我以为，这一部分工作正是中年胡适最用心的所在之一。其标志就是胡适在45岁那年重要论文《说儒》的发表。1934年底《说儒》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3本第3分册刊出，引起学界的多方反响。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也代表着胡适中年时代的儒学观与孔子观的集萃。我个人向来觉得这是胡适文集中最精采的一篇。
在说《儒》此篇文章里,胡适追溯了“儒”的起源，认为儒是殷商亡国后其殷遗民维持固有文化特色而出现的一种宗教，儒士迹同巫师，是很消极的存在。是孔子的出现，以其革新家的智识与勇猛，将儒的改造成新儒，乃成“积极之儒”，富于积极观念，特别是将人文主义的信仰贯彻到社会中与人心中去，并通过教育和仁政以影响家国。所以，他的结论是，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民主改革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
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中年胡适对于孔子，是力求同声相应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出，他多少有以现代孔子自期的意思。他所描绘出来的孔子的形象，孔子的生活与理想，差不多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自己的生活与理想。
3，晚年胡适：强烈否认“反孔非儒”，并进一步推尊孔子，认定他为“自由主义者”与“民主革命同道”，但反对“独尊儒术”的信念仍一以贯之
胡适晚年，去国离家，漂泊海外，困处孤岛，这样的处境似乎让他对孔子有了更多认同和理解，文章写得少了，但频频发言表示对孔子的向往之意。但是，他仍从思想自由、民主多元的角度出发，坚决反对政治势力利用孔子与儒学，和那些为专制复归招魂的举动。
1960年代前后，胡适生命已经逐渐走到尽头，他回到了台岛。在系列演讲中，这位前新文化运动的“头领”，不断言及中国古典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认为在老子、孟子特别是孔子身上，都看到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并且非常正式地否认他“反孔非儒”。
在唐德刚的那本名著《胡适口述自传》里，他对这位青年才俊诚恳地说，
“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
而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更清楚地记录了晚年胡适对于儒学与孔子的态度。1952年12月,他出席台东县文教界的某次座谈会，公开谈及对儒学与孔子的看法。他说：
“孔子的学说,经过两千年至少有一部分失去了时代性,同时经过了许多误解,三十年前,我们的确领导批判孔子,我们批评孔子,是要去掉孔子一尊,使与诸子百家平等,如果不打倒一尊的`孔家店’没有法子使得思想解放、思想自由。但是,六十二年来,还是继续对于孔子佩服,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中外古今像他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境地的,不容易看到。”
与此同时，当时台湾，蒋氏政权有意借助抬高儒家与孔子的地位，来达成自身“正统性”的目的，“尊孔复儒”的思潮一时间甚嚣尘上。胡适作为知识界精神领袖，权力方面自然希望他表态支持。但是胡适拒绝了。1950年代末，台各大学校长集会决定成立“孔孟学会”，并拟请胡适担当发起人。胡适回函梅贻琦委婉地表示了反对。他说：
“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现在我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的思想习惯。 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发起人之一”
显然那，晚年的胡适，虽然对儒学和孔子的态度改观很多，认同感也加强。
但是，作为一名大脑清醒的现代启蒙思想家，他并不会倒退地认为，儒学的复兴可以仰仗官方来完成，他对思想一尊和复古主义始终是深恶痛绝的。他的孔子观，考虑的中心，是如何使得古典的儒学，有益于现代中国这个问题。
他从来都不会认同说，独尊孔子或儒学，能够解决多大的政治社会难题，亦或能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有多大的贡献，更无法对一劳永逸的宪政体制建设有什么助益。
可以说，“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才是胡一生的主旨所在。他对孔子态度，自始至终都比较稳定，偶有变化，除了身世遭际的原因，更多的是服务于“古为今用”这个他美国取经回来的“实用主义”目的。
他和孔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仇，所有的爱憎，都将服务于这个主旨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