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李嘉诚第一次感受世态炎凉 却是李嘉诚尊敬且崇拜的人生导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6月，潮汕沦陷，日寇肆虐，以往安居一隅的潮州瞬间陷入战火中，四散逃难的人络绎不绝，李云经一家也在其中。

在与妻子庄碧琴商量后，李云经决定带家人前往香港投靠妻弟庄静庵。香港当时还未沦陷，作为殖民地，在英国的庇护下，太平已久。1935年，27岁的庄静庵只身奔赴香港，涉足钟表业，从最简单的布质、皮质表带做起，渐渐做大。他的产品质优价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后来又开始兼营钟表贸易，购入瑞士钟表，再销往东南亚各国，生意做得很成功。

1940年冬天，当李嘉诚一家历经磨难来到香港时，庄静庵已被香港的潮州人视为成功人士。

庄静庵得知姐夫一家到港后，专门腾出房间让李云经一家人住下，并设家宴为他们接风。席间，庄静庵仔细询问了家乡和族人的近况，然后又为姐夫介绍了香港现状，他劝李云经不要心急，先安心修整，好好熟悉一下香港，然后再慢慢找工作。

庄静庵并没有将姐夫安排到自己的公司做职员，这令李云经夫妇始料不及，或许，在庄静庵心里，生意就是生意，绝不能将公司的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

李云经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之前又一直生活在中国传统伦理氛围中，对于妻弟的做法，睿智的他尽管明白这是生意人通常做法，在理智上完全想得通，但在情感上却并不容易接受。妻子庄碧琴则更为委屈，完全想不通亲弟弟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一家，他想去质问弟弟，但被李云经制止。李云经不想给妻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已是无奈之举。而且，他毕竟是饱读诗书的文化人，有着中国传统儒士惯有的清高心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另一方面，庄静庵的事业正处于拓展阶段，他并不满足于之前的成绩，想要扩大经营规模，因此之前赚的钱基本都投入到生意中了，所以，在家庭生活上仅属小康，如果再要负担姐姐一家，那无疑是个“拖累”。更重要的是，庄静庵一心投入事业，工作非常忙碌，堪称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还会经常来看望姐夫一家人，嘘寒问暖。后来，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有时，一周都不见他的人影。庄静庵并非刻意如此，完全是因为忙于事业，他对自己家人也是如此，很少有时间和心情与家人共叙天伦。

老话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讲的是商人并非天性就无情，而是商场竞争冲淡了内心情感。对此，庄静庵曾深有感触地说道：“香港市场，竞争激烈，不敢松懈懒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万贯家财，也会输得一贫如洗。”试想，庄静庵假如讲情，对姐夫一家照顾得无微不至，那么，别的不说，但对李嘉诚而言，其日后必然容易产生依赖思想，进而缺乏奋斗精神，因为说穿了，人本身是一种好逸恶劳的动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奋斗是因为环境所迫，英雄是时势所造就，只有很少情况下，是因为个人对事业真心热爱所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李嘉诚就不是这样的英雄，只是从结果来看，庄静庵的“冷漠”，反倒是成全了李嘉诚的辉煌人生。如果逃难到香港后，李嘉诚过的是温饱无忧的富家子弟生活，一直被舅舅照顾，那他还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吗？答案应该是偏否定的。

除了庄静庵这门至亲，李云经夫妇在香港还有不少潮州的亲友同乡，他们也曾来李家看望过两三次，但此后便没了消息。潮州人在异国他乡向来以团结互助而著称，不过这主要是在生意合作上，要说纯粹的人情“帮衬”，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多年以后，在回首少年时的那段仓皇岁月时，李嘉诚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理变化：“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文化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这里所谓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虽然没有特指舅舅庄静庵，但结合事实，从舅舅对自己一家的态度上，李嘉诚应该是感受最深的。当然，对于庄静庵，少年时期的李嘉诚还是非常尊敬并崇拜的，舅舅不像他的父亲和叔伯，总是引经据典地大谈伦理道德，他是个精致的实用主义者，是个不爱清谈的搏命猛人，这让李嘉诚感受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而且，舅舅只身奔赴香港、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也给李嘉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觉得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极有挑战性，值得学习，而且从生存的角度考虑，更加值得选择。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在舅舅这位“人生导师”身上，李嘉诚坚定了日后创业致富的志向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