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童年的记忆：童年时吃过的小灶 那是母亲浓浓的爱

我小的时候，村子里几乎哪家里都是姊妹好几个，再加上祖母祖父，甚或还有小叔子小姑子，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温饱都是问题，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就算不错了，而那些做母亲的勤快、要强的，即使衣服上打着补丁，也要让每个孩子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虽然衣食都不丰美，但孩子有个头痛脑热拉肚子的，细心的母亲就给开个小灶，想方设法做顿好吃一点的吃食。一来能够滋养身子，二来也是打打牙祭，身心都是安慰，病也能好得快。

母亲经常为家里老人、孩子做的病号饭就是葱花鸡蛋羹。铁锅里烧沸了水，撒上切好的葱花，放上一点儿细盐，两个鸡蛋磕在碗里搅拌匀了，往锅里一倒，再烧上一把火，一碗鸡蛋羹就做好了，简便快捷，只是鸡蛋金贵。年年家里都会养着几只母鸡，下的蛋都攒着，不舍得吃，等攒了十几个时，就拿到集市上卖掉，换些买酱油盐的钱，被人们戏称为“鸡屁股银行”。

（著名画家赵言斋先生国画）

病号如果胃口不错，母亲还经常做的饭食是“煎呱哒”。“呱嗒”是我们那儿的叫法，用料和现在的葱花白面鸡蛋饼一样，但做法不同。母亲一般会找一个大一号的粗瓷碗，往里面倒上清水、葱花、细盐、白面，再磕进去刚从鸡窝里捡出来的还热乎乎的鸡蛋，用木筷子耐心地搅拌，直到搅拌成稠乎乎的浆，铁锅里倒进去一些棉籽油烧热，就把浓浆倒进去，灶房里就开始滋啦啦的响着，也滋啦啦的香着，小铁铲子慢慢摊开成面饼，翻来覆去地煎着煎着就熟了，金黄酥软翠绿地盛到碗里，那个诱人啊！本来在床上躺着、赖着的病号也闻香到了厨房，也不劳家人端到病床前了，自己动手，双手齐下，用手抓着又香又软的呱嗒吃得狼吞虎咽，那吃相，哪像个病号啊！唉，那个年代。

手擀的白面面条也是不错的小灶。平时喝的面条是杂面面条，母亲在和面时舀上一瓢白面，再舀上一瓢地瓜面或者高粱面。手擀面条做起来比较麻烦，要先在瓷盆里和面，面要和得柔软圆润，然后用擀面杖在案板上慢慢地擀成一张大面饼，再折叠好、一刀一刀切成细细的面条，最后下到锅里煮熟，一锅手擀面要折腾好一阵子呢，大冬天里母亲的额上、鼻尖上都会沁出晶莹的汗珠。母亲有时也会狠狠心，多从面瓮里舀上些白面，除了让病号多吃点，一家人也都能跟着喝一碗稀稀拉拉的白面条。

夏秋天里，老人孩子容易拉肚子，厉害一点的就成了痢疾。得了痢疾，有时就去村里卫生室拿药吃吃，有时就靠偏方硬扛过去。治痢疾的偏方就是，找几瓣蒜头，放进灶火灰里烧熟，剥掉灰糊的蒜皮，捏着烫烫的熟蒜头蘸着糖吃，如果得的痢疾是红痢，就蘸白糖吃，得的是白痢呢，就蘸红糖吃。那个时候，糖也特别稀奇珍贵，冒着热气的熟蒜头蘸着糖吃，也是很好吃的美味呢！没有得病的妹弟，可是在一边眼瞅着馋着呢。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豆腐实在是太不算个菜了，但在我小时候，一年里是难得吃上几次豆腐的，因此，豆腐的珍贵程度大约仅次于肉类了。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我感冒了，母亲心疼我，就悄悄为我开了小灶。这小灶就是清水煮豆腐，也没有加什么调料，只是放了一点盐。切成小块儿的白嫩嫩的豆腐和清凌凌的汤，盛了一大粗瓷碗，让我趁热吃喝。我美美地吃了豆腐喝了清汤，吃喝完之后，身上冒出了汗，感冒也好了大半。

（著名画家赵言斋先生国画）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冬天，我感冒咳嗽老是不好，晚上的时候，母亲就找出几块冰糖放进盛汤用的大勺里，然后往勺子里倒上一些香油，再倒上一些水，母亲坐在炉灶前，一手握着勺子柄，一手拿调羹轻轻搅拌着，在蜂窝炉上给我熬香油冰糖羹。熬得冰糖块都化在香油里，用调羹舀着，烫烫的喝一小口，那个甜啊，简直要把牙齿甜掉了。那个香啊，满屋子里都是。当时，冰糖可是比红糖、白糖还宝贵呢，冰糖的甜味也比红糖的甜味可心一些。至于香油呢，一年里难得打两次，还是论两打，一两、二两的香油在小玻璃瓶里盛着，要多珍贵有多珍贵，不像现在，从超市里成瓶甚至是成桶地买回家。

生个小病，能够吃到母亲做的好饭，得到严厉的父亲的疼爱，那是多幸福的事啊！那些身体强壮的孩子，一年里难得生一次病，心里当然也艳羡不已，于是，也偶尔装一次病，抛开平日的高门大嗓，装得有气无力、娇弱弱地说话，借此享受父母的关爱。母亲也不识破，顺便开个小灶，慰安慰安。

印象中，母亲一次又一次为年老的祖母开过小灶，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开过小灶，为嘴馋长身体的我们孩子开过小灶。母亲也不是铁打的人，她也会感冒生病，但我不曾见过她为自己开小灶，做点可口的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一次也没有见过。

童年时，谁不曾吃过母亲开的小灶呢？那是母亲心中浓浓的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