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深深扎入故乡的土地——访作家徐兆寿

徐兆寿作品

兰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华静文/图

徐兆寿

1968年生，甘肃凉州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

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共计500多万字。长篇小说有《非常日记》《荒原问道》《鸠摩罗什》等8部，诗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等3部，学术著作有《文学的扎撒》《精神高原》《人学的困境与超越》等20部，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在《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文学评论百余篇。

记者眼里的徐兆寿先生，谈吐优雅，举手投足间仿佛蕴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很多人一样，徐兆寿在小时候也经历了饥饿和贫困，因为是家里的长子，他过早地担负起家里的责任。“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父亲便要出去拿清油换些零钱，以贴家用，我便常常会顶替父亲去充当劳力，那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拼命读书，将来担起家里的责任。”徐兆寿对记者说。

到了中考的时候，徐兆寿成绩考得很好，很多人劝他读高中，但是他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没有选择读高中，而是去了师范，“至少毕业后有工作了。我不想给父母亲带来太多的压力。”徐兆寿淡淡地说，“虽然选择师范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但是在师范的三年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有几个初中同学后来去读了高中，一见面就说学习压力如何大，而我们上师范的同学呢，每天都在愉快地学习文学、音乐、美术，甚至体育。我们当时没有升学压力，毕业后就可以就业，所以艺术兴趣得到极大地发展。我那时喜欢唱歌，尽管唱得不是最好，但仍然兴趣极大。在校期间，我学习了二胡、笛子、钢琴，还练过声……”在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下，徐兆寿很快就喜欢上了写作。“那时我每天都拼命地读书、写作，后来学校推荐我去参加由西北师大中文系和甘肃省语文教学学会举办的甘肃省首届语文夏令营活动，那一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人生的转折，因为我认识了很多高中生朋友，他们的目标是北大、清华、复旦，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暗淡无光，于是萌发出对外面的世界的无限的向往。”也就是这次活动回去后，徐兆寿听说师范生可以保送上大学了，于是，他的愿望更加坚定。

可是，由于家里太过贫穷，徐兆寿的父亲并不同意他读大学。“其实我很理解父亲当时的压力，一点都不怨恨他，后来在亲人和乡亲的劝说下，我也保证上学不要家里提供费用，父亲才勉强答应了下来。那个时期，我们村里只出过两个大专生，三四个中专生。”当时，徐兆寿是家乡唯一的大学生。

进入大学后，徐兆寿如愿以偿地读了中文系。“一拿到教材，我发现一年级甚至二年级的很多内容我在中师时就学习过了，于是，我便开始读大量的外国文学、哲学，开始真正地写作了，我梦想要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同时，学校组织联欢晚会，动员有艺术才能的同学表演节目。那时，最流行的乐器是吉它，我因为之前学习过钢琴和二胡、小提琴，便在一个晚上学会了吉它的指法，又花了一天便学会了一首很简单的乐曲。我以为大家都在报节目，便报了吉它独奏和电子琴独奏两个节目，谁知道最后上演时只有几个节目，我上了两次。我想我当时的才能都是师范生活给我的。幸运的是，我拥有了更多的才能，也葆有了更为自由而饱满的性情。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徐兆寿面带笑容地说。

徐兆寿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图书馆读书、写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做学生工作，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上专业课。毕业之后，徐兆寿顺利留校并保研。徐兆寿说，那时我们同一级中的师范生很多都留校并保研，这与当时的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

2010年，徐兆寿来到了复旦大学，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那时我沉迷于西方哲学与科学。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康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牛顿、爱因斯坦、霍金……文学方面的阅读更不必说了，我也会经常翻阅《论语》《道德经》《庄子》《史记》……”在复旦上博士后，来自不同文化的冲击让徐兆寿深感震撼：“我知道，很多人对西部，乃至甘肃的误解很深，他们认为这里贫困、愚昧、落后。我曾为此黯然神伤。我开始站在上海重新仰望自己的故乡，眺望古丝绸大道，自然也开始重新理解我的故乡凉州。”原来徐兆寿是准备留在上海的，但有一年回家时，从飞机上看到荒山野岭、一望无际的大西北时，他禁不住忽然间热泪盈眶。他听到飞机上有人讥笑说，太荒凉了，连草都没有，人怎么生活呢？徐兆寿在心里默默地回答着，你们根本不懂这片山川和荒漠！于是，徐兆寿下定决心回到大西北，回到自己的故乡，也开始把笔紧紧地扎根在大西北。“我开始写丝绸之路，便是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我第一次深入地领会了佛教如何汇入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于是后来有了《鸠摩罗什》这部著作。”徐兆寿说。

谈起《鸠摩罗什》这部作品，徐兆寿很是感慨：“其实这部作品的创作离不开我的故乡情结，更离不开我的奶奶对我的影响。她信佛，虽然自己也贫困，但是乐善好施。小的时候，奶奶的很多做法经常让我不能理解，但是人到中年之后，我越来越懂得了她的慈悲，也为我日后研究鸠摩罗什打开了一扇心门。”

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座高峰，他不仅是佛学经典的翻译巨匠，更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功臣。而文化的交流不仅仅是知识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更加深远的影响是使得文化的火种得以保存，保存的是“星星之火”，日后留给我们的就是“燎原之势”。信仰的力量让他虽百难而不辞，敢于赴死，敢于忍辱。鸠摩罗什的降临把天竺、西域和中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潜心修行的父母给了鸠摩罗什一个信仰，一个一生的信仰，这个信仰成为了鸠摩罗什毕生的追求。徐兆寿说：“在我看来，在一千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鸠摩罗什仿佛又回到了人间，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一样。漫天的黄沙已然消失不见，‘一带一路’的‘路’日渐清晰，鸠摩罗什作为连接中印两大民族的历史人物理应被我们铭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鸠摩罗什对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的贡献理应成为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坐标，以此来丈量‘一带一路’的前世今生。”

昔日佛国圣景的凉州今天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鸠摩罗什在凉州的经历至关重要，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鸠摩罗什学习汉字、研读经典、弘扬佛法。在鸠摩罗什离开凉州时，信众上至王室，下至村舍，一派佛国圣景，令学佛之人心向往之，也为其日后在后秦的大规模译经和向中原地区弘扬佛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如此重要的时期，可是史料记载却寥寥无几。在创作这部著作时，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徐兆寿不辞辛苦，多方求证，研读佐证史料，发挥作家的想象，才使得鸠摩罗什跃然于纸上。

近些年，徐兆寿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教学上，同时也参加很多公益性的讲堂。在一次金城讲堂的讲解中，徐兆寿花了大篇幅分享了孔子《论语》的部分经典。记者问他为何对此感受颇深，他说：“孔子开创了儒学，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我在曲阜时，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走完孔林。在那里，我看到的是一种震撼，世间仅此一人，被人纪念了几千年。一座坟头接着另外一座坟头，有碑的，都是孔子嫡系子孙；有墓的，尽享受了孔子的荣耀。孔子的思想，掩盖了他的子孙的光芒，甚至是所有人的光芒。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孔子的出现，中华民族有了一盏明灯。”

采访到了最后，徐兆寿总结道：“不管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而这一切的精神的汇聚地，正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我记得季羡林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当今世界上，人类所有伟大的文明共生的一个地方，就是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域。我有理由和责任回应来自世界的种种疑问，我也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把话题引到中国，再引向丝绸之路这个古代欧亚交流的广阔场域中，来重新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