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如何才能使艾柯……闭嘴？

《帕佩撒旦阿莱佩: 流动社会纪事》，[意] 翁贝托·埃科著，李婧敬、 陈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1月版，568页，75.00元

意大利作家、历史学家和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的专栏文集有好几本已翻译为中文，从《带着鲑鱼去旅行》《密涅瓦火柴盒》《倒退的年代》到去年出版的这部

《帕佩 撒旦 阿莱佩：流动社会纪事》

（李婧敬、陈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下简称《纪事》）

。最后这一部是他的遗作，收入2000年以后十五年间的文章，在他去世一周后在意大利出版。这几本文集可以看作是前后相继的姐妹篇，其中许多文章的主题是重复的，艾柯（我还是更习惯这个译名）的立场和许多观点也是重复的。就如他在这部《纪事》的“前言”所讲，“那些现象一直以令人担忧的规律性反复出现，我也只好就这些不安的常态老调重弹。”这很容易理解，作为一个断断续续也写了三十多年时评时论的人，我知道什么是“令人担忧的规律性反复出现”，也知道为什么只能是“老调重弹”。

说到“老调”，艾柯真是活到老、观察与思考到老，文章也写到老，很令人佩服。越到晚年，艾柯对现实的看法就越悲观，这从他的几本文集中就可以看出来。在《纪事》中他说政治家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弄清“流动的社会”的现象及其威力，鲍曼要人们正视危机的呼吁仍然只是“旷野里的呐喊”。从这部文集的书名“帕佩撒旦阿莱佩”也可以看出某种悲观与无奈，艾柯在“前言”解释说这个题目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七歌，出自冥神普鲁托之口，没有确切的含义，却令人联想起各种稀奇古怪的事物。与副标题“流动社会纪事”相配合，在一个流动的、失去任何坚固东西作为支撑的社会中，一切都是那样的稀奇古怪，也就是我们说的妖孽丛生。

收入《纪事》的文章分为“倒退的年代”、“老年人与青年人”、“上网”、“论手机”、“论阴谋”、“论大众媒体”、“纳粹主义的各种形态”、“论仇恨与死亡”等十几个主题，有些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需要对特定的历史背景有了解才能读懂，如论述意大利现实政治中的各种势力、利益诉求和舆论倾向，或者某些具体事件中的舆情等等。但也有许多他谈论的政治现象、文化现象是有普遍性的，因而他的“老调重弹”我们听起来也不会陌生，就如他自己在“前言”中说的，“其中的某些文章，我自认为还是值得再回头看看的。”应该看到的是，在关于手机控、网络控、自爆隐私与成名欲、选秀节目、喧嚣轻浮以及读书的乐趣等这些容易被讲述的话题之外，艾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性与批判性首先不是指向这些，而是指向他所论述的意大利政治的内斗，指向“政治”的欺骗性，以及作为公民应该负起的公共责任。

艾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写专栏文章，他说：“我对任何事已失去了没有意见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意见分子—— 连不发表意见的自由也没有了，那意思也可以看作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的写作量惊人，仅以其《密涅瓦火柴盒》所收的文章为例，从1985年3月开始在《快报》周刊每周一篇，一直坚持写了十几年。写了几十年，自己并不开心，他在《密涅瓦火柴盒》

（李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的前言里说过，“我不谈让自己高兴的东西，却总是对那些令我不开心的事情写下自己的想法”，听起来有点像自我调侃，但确是实情。在很多人看来这可是太有问题了，你一个在国际上那么有影响的作家，写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只写“不开心的事情”呢？这不是添乱吗？他甚至还说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制造危机，指出“知识分子唯有在知道如何‘……唱反调’时，他才是真正的批判者而非宣传专家。采取介入立场的知识分子有义务特别将他介入的事务置入危机。”

（《倒退的年代》，翁德明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76页）

这也难怪，因为艾柯对于政治的本性有自己的判断：“政治本身就是一种靠说谎生存职业，说谎是政客的义务；相反，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所想所为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所有人，那他们早就被开除出局了”

（《密涅瓦火柴盒》，189页）

。因此，他的公共写作就是为了抵制和反抗这种政治，他呼吁全体公民参与2011年的大选，“‘我们要把即将举行的大选，视为道德的全民公投，任何一个尽责的公民都不应回避。’有许多人将把这项呼吁看成平息良知不安、勇敢担起责任的呼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孤岛。’……别问丧钟为谁敲响：那是为你而响。”

（《倒退的年代》，129页）

是的，丧钟为所有逃避政治的人而鸣响。

《论恨与爱》谈为什么要制造敌人、煽动仇恨，看起来也是“老调重弹”，但他说“至少于我而言，具有新意”。他指出“恨”是一种群体行为，“且对于独裁政权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行为。正因如此，法西斯学校要求我从小就憎恨阿尔比恩的后裔；马里奥·阿佩留斯每天晚上都在广播里朗读他的《上帝诅咒英国人》。独裁政治、民粹主义以及某些宗教激进派大都秉承这一理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敌人的憎恨能够将民众紧紧团结在一起，令其心中燃起共同的仇焰。如果说爱能够让我针对少数人心生暖意，那么恨不仅能让我一个人激情澎湃，还能激发所有心怀同样憎恨的人，且这种情绪针对的是成百上千上万人，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可能是其他肤色、其他语言的人种。……贝卢斯科尼憎恨所有的法官，同时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此外，他还仇视所有共产党人士，即使他们有些人早已不在了，也要塑造出几个典型用来憎恨。”

（《纪事》，292—293页）

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他忘记补充的是，现在煽动仇恨的载体主要不是广播，而是网络、手机、朋友圈，可能是因为他对手机实在不喜欢，总是关机。

仇恨与阴谋论似乎是天生的一对。艾柯突出地强调了仇恨中的“阴谋论症候”：“所有独裁者为了自己做决定时能获得人民的同意，便会指控某个国家、群体、种族或秘密社团正在酝酿阴谋、企图颠覆独裁者所领导的国家。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包括当代的民粹主义，为了取得人民的信任，总会指控来自国外或国内的某个阴谋团体。”

（《倒退的年代》，56页）

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说没有阴谋，更不能以黑白划线来区分阴谋的存在与否，问题是“阴谋论症候”的确更容易发生在某些群体与体制之中。觉得有阴谋，仇恨自然拉起来，因此“阴谋论症候”总是阴魂不散。

从煽动仇恨到压制言论，这是《我的臭嘴，请别说话！》要讨论的问题。艾柯从“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切入：法国一位中学老师撰写了一些涉及某宗教的文章，导致面临性命之忧；柏林的一家剧院将莫扎特的《伊多梅纽》从节目单上撤了下来，因为那部歌剧中展现了耶稣、佛祖等被砍下的头颅。艾柯指出：“我们面临的是关于说话的恐惧。这些禁忌不能完全归咎于……激进分子（他们从不针对‘发怒’开玩笑)，而是政治正确原则造成的后果。尽管其初衷是为了尊重所有人，但实际上却剥夺了人们（至少是美国人民）讲笑话的权利。不仅不能讲关于犹太人、……和残疾人的笑话，甚至不能打趣苏格兰人、热那亚人、比利时人、宪兵、消防员、道路清洁工和爱斯基摩人……。”

（324—325页）

“我们面临的是关于说话的恐惧”，讲得很准确，但是归因于“政治正确原则”，恐怕只是因为艾柯的西方语境。制造“说话的恐惧”，当然还有远比要求“政治正确”更复杂的原因和更严酷的后果。接下来艾柯讲了一件自己的实例，非常有意义。他在关于文本分析的教学中随手引用了一篇文章中的一段粗话，其中涉及一个神灵的名字，下课后一位学生有礼貌地批评艾柯没有尊重他的宗教。艾柯坦然回答说我只是援引了他人的一句脏话，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表示歉意。第二天艾柯在课堂上调侃了基督教万神庙中的重要神灵，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其中也包括那位学生。下课后艾柯问他为何不对“我”的宗教表示应有的敬意，然后告诉他用神的名字开玩笑并不等同于辱骂神灵，并劝他应该在宗教上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这位学生道歉了，并表示明白了艾柯的用意。文章最后说，“诚然，不是所有的教学关系都能像我与那名学生之间一样平和而友善。因此，在其他情形下，最好还是闭口不言。然而，在一个人人都畏惧闯祸的文化里，大概连学者都不敢轻易提及某位阿拉伯哲学家（我仅是随意举例）了吧？这将所谓的除忆诅咒，即通过沉默删除那些原本值得尊敬的外来文化。这对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是没有好处的。”

（325—326页）

发生在艾柯课堂上的这一幕，师生之间的平和、友善、理性的思想交流，真令人感慨不已。而那个“除忆诅咒”，删除的又岂止“原本值得尊敬的外来文化”而已。

艾柯对媒体和民粹主义都深有研究，因此这两个主题经常出现在他的文章中。当他把这两个主题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了《关于“媒体民粹主义”专制》。他看到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电视节目上宣称意大利不会介入伊拉克事件，他马上质疑：“为什么我们的总理要在电视节目中，而不是在议会上宣布一件这么严肃的事情，难道他不需要询问大家的意见，征得大家的同意？我解释说，贝卢斯科尼正在建立一种‘媒体民粹主义’专制，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元首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直接与人民进行交流，这样可以架空议会。”

（465页）

过几天，老贝的话受到小布什和布莱尔的严厉遣责，他就说他从来都没说过要从伊拉克撒军。可以出尔反尔、前后矛盾，艾柯说这就是“媒体民粹主义”的好处。至于那些追随大众媒体的人，“他们的优点就是第二天就会忘记你前一天说过的话”，另一方面，“电视上只会播放贝卢斯科尼喜欢的消息，这正好说明了‘媒体民粹主义’专制的实质。”

（466页）

在自媒体喧嚣的时代，艾柯知道通过网络刷存在感是怎么回事。《我“推”，故我在》说：“推特网就好比村镇里的运动主题酒吧，说话的既有村里的傻子，也有自认为被税务机关迫害的小业主；既有没能在知名大学拿到比较解剖学讲席、只好当市镇医生的失意者，也有喝得醉醺醺的路人；既有津津乐道于环形路边搔首弄姿的站街女的卡车司机，也有时不时冒出两句睿智之语的顾客。然而，所有的言论都从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酒吧里的闲聊从来都无法改变国际政治局势。”因此，“只有法西斯政府才会担心酒吧言论蛊惑人心，因此禁止民众在酒吧里妄议政府。事实上，所谓的民心所向不过是大选期间的统计数据。人们在投票时所思虑的一切都是基于他人的宣言，至于自己先前在酒吧里发表的见解，早就抛到脑后了。”

(33页)

也就是说，没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让民众“推”，天不会塌下来。

在这次疫情面前，西方众多大牌思想家的“门诊”看起来多有令人失望者，有些是开始有点漫不经心，以为随便说几句就可以满足公众，后来才变得认真一点，说到一些问题。艾柯在几年前去世了，如果他活到今天，看着被疫情封锁着的意大利，我不知道他会写什么和怎么写。从“流动性社会”这个概念中的形而下涵义来看，疫情、封城，昔日流动的一切——车流、人流、物流——都停止了。“呆在家里”看起来成了最合逻辑的应对措施和最高律令，个体身体的“流动性”似乎成了比“盲流”——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概念在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文件中出现，指农村劳动力“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着”——更可怕的事情。从择地就业到区域移民，人们曾经适应流动、投身流动，在流动中建立自己的生存之道。现在突然暂停，人们要适应停止，要在停止中解决自己的生存之道。于是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与静止的博弈，背后是体制、文化、价值观在支撑和博弈。在流动与静止的博弈之上，是对这个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观察与预言：彻底的倒退？或者只是前进中的暂停与调整？ “流动的现代性”这个鲍曼提出的概念意味着试图以秩序统领世界的宏大叙事出现了危机，那么当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强制性的秩序看起来有可能重新统领着世界，个体性、差异性和自由权利有可能被抹去，社会凝固为管制与被管制的状态，在停摆中“活着”成了压倒一切的口号，艾柯会感到有什么问题吗？他又会如何为一个停摆的世界开出药方？

从他以往的文章中，或许可以知道对于某些与疫情防控有关的舆论热点，他的回答可能是什么。比如关于网络、查禁和清除记忆，他曾经这样问道：“倘若网络存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否还有可能？我不能肯定。所有人将立即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虽然竭力过滤网民可能看到的东西，信息还是得到双向的传播”；他马上又补充说，“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查禁和专制已然消失。远非如此”。关于消灭记忆，他从古罗马人的“除忆诅咒”谈起，古罗马元老院可以通过投票表决，以判处某人在死后处于默默无闻和遗忘之中，也就是消灭记忆。但是他说这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变得很困难，“消失者不可能消失很久”。

（让—菲利蒲·德·托纳克编《别想摆脱书》，吴雅凌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 200—202页）

。又比如，我们在视频上看到疫情封城中的意大利人在阳台上高歌、演奏，对此艾柯可能会建议还应该高声朗读，因为他喜欢朗读友人的书信。还有就是，艾柯肯定也会看到某些倒退的现象，会联系到他曾经在《倒退的年代》前言中列举的那几种历史倒退的现象：欧洲地图的复旧、传统战争的卷土重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犹势力、法西斯党、“黄祸”论、基督教民主等重新复燃，他对这些现象充满了不安和愤慨。

无论他会写什么、怎么写，可以肯定的是面对疫情他不会沉默不语。

不管艾柯写什么，在他的读者中大概不会有太多人想要他闭嘴。那个意大利的“川普”也真不靠谱，艾柯在文章中时时不忘调侃、讽刺他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但没有人说要艾柯他闭嘴，老贝更是想都不敢想。但是，这个世界上想要知识分子闭嘴的人还是有的。《纪事》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闭嘴，臭知识分子！》，非常准确和传神地传达了那些仇恨知识分子的人的愤怒。文章说，一个自由评论员发表言论批评了某党派之后，几个“搞政治的人物”马上回应，认为这些批评出自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是没什么用的，意思是要这些臭知识分子保持沉默。艾柯联系到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当时每一个被克莱蒙梭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会让人往坏的方面想。他说，这些要知识分子闭嘴的人本身也是知识分子。

（《纪事》，270页）

由此也可以想到，或许正是这几个“搞政治的人物”会想过，如何才能使艾柯和像艾柯这样的作家文人闭嘴？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