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君：百年回望的新收获——读狩野直喜《中国小说戏曲史》有感

历史往往需要回望，但回望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抒发个人的那点感慨。有时候回望就是一个打捞的过程，常常能从那些已经淹没的历史陈迹中重新发现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近读狩野直喜著、张真译《中国小说戏曲史》一书就有这种感受。

《中国小说戏曲史》，狩野直喜著，张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虽然这本书从撰写到当下已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但其中涉及的一些话题并没有过时，细细体会，还会有新的感受。

狩野直喜是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先驱，他曾在1916年9月至1918年6月间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课程，并撰有两部讲义。讲义手稿经其孙狩野直祯十数年整理、再由当时听课的学生吉川幸次郎过目，于1992年在日本首次公开出版。

作为日本最早的中国小说戏曲史著作，直到2017年才由张真博士译成完整中文版在国内出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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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之初，国内曾掀起过一股出版民国时期老讲义的热潮，如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名师讲义”、时代文艺出版社的“老北大讲义”、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老清华讲义”等系列，引起学界关注。

狩野直喜《中国小说戏曲史》手稿

相比之下，对国外老讲义的关注则不够多，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寻找和整理的不易。与那些曾在民国时期刊行的老讲义不同，狩野直喜的讲义是手稿本，且有部分散佚，以至于后来狩野直祯在整理时必须通过寻找当时的学生如佐藤广治、神田喜一郎等的听课笔记，予以完善和补充，由此可知该书刊行的来之不易。

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这两本讲义没有修订、刊行过，所以展现的是一种“正在进行”的鲜活形态，是狩野直喜参与中国俗文学研究历程的生动呈现，他的求学经历、学术交往等都影响到讲义的内容与写法。也正是因为这样，通过这两本讲义可以体会到狩野直喜作为日本研究中国俗文学的先驱所具有的开拓精神，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

狩野直喜

狩野直喜一生涉猎领域广泛，他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并不限于俗文学，但至今最为学界重视的，莫过于其俗文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学有相当精深了解的背景下，以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观照中国俗文学，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领域。

因此在《中国小说史》讲义的开头，他首先指出“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一门，不过中国文学之支流，决非主流。又何止非主流，传统学者向不以之为文学也”[2]。这实际上描述的也是他本人当初面临的学术文化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涉足俗文学是需要学术勇气的。

就其本人而言，他的求学经历也是从中国传统的经学开始的。在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此等俗文学，乃中国文学对严肃经学之反拨，爱读者极多，然读者又仅以此为娱，以其为文学、付诸研究之读者殆无。”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如果按照这种路子走下去的话，他更应该成为一名经学家而不是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先驱。

《中国小说戏曲史》日文版

但是狩野直喜在1900年留学中国之后，真正与中国俗文学发生了联系，这是是其治学生涯的一个重大转变，正是这种转变成就了他。他的传统经学功底非但没有浪费，还为其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此后，他不仅为京都大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也由此成为日后声名远扬的“京都学派”的开创者。

“中国传统之不重俗文学，由书目之不载亦可窥知一斑”，而狩野直喜对中国俗文学的关注正是从目录学等基础工作入手的。后来他作为日方学者参与撰修《续修四库全书》时，秉持的仍是这一观念：“《四库全书》不著录小说戏曲等今日所谓之纯文学，中国向来不把与道德政治无关之书当做典籍，这就是《四库全书》只收录经史子集的原因，但如果从文学角度来看，则必须将小说戏曲也收录在内”[3]。

《中国学文薮》

这种通过中国文学整体的格局审视俗文学，并以西方文学观念进行观照的研究方法在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比那种撇开诗文等文学样式就俗文学来谈俗文学要好得多。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狩野直喜格外重视考证，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即便是一些可以商榷的部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对《红楼梦》一书，他单独设立一章，认为《红楼梦》远非其他小说可比，该书成书于雍正朝中期至乾隆朝中期之间，著作权当归于曹雪芹，曹雪芹乃曹寅子，书中所写乃纳兰性德故事。

尽管其中的一些观点难以成立，但狩野直喜列举清朝制度进行考证，其思路还是可取的，其原因就在于他曾经辅助法科大学教授织田万（1868-1945）编纂《清国行政法》，后来还曾开设过“清朝的制度与文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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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直喜手迹

重温这两本讲义，想到的不仅仅是狩野直喜，还有更多日本早期研究中国俗文学的前贤，如森槐南、内藤湖南、盐谷温、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那是一个开疆拓土、英才辈出的年代。

这两本讲义有着鲜明的时代文化色彩，让读者时不时回到“现场”，借此还原中国俗文学研究草创时期的一些情景，这里仅举《传奇汇考》一例加以说明。

1910年九、十月间，京都大学派遣小川琢治、狩野直喜、富冈谦藏和滨田耕作等人到北京调查学部的敦煌古书及内阁大库的古书，此外还做了包括“北京古迹，上古文字，金石书籍，小说、词、曲”等七项内容的调查，在考察报告第六项“小说戏曲类”的丙部，特别提到了《传奇汇考》一书，“此书为写本，北京的二三学者有，把他们的合在一起，终于能凑成一部”[4]。

抄本《传奇汇考》目录

虽然当时中国学者如王国维等人并不十分看重此书，认为《传奇汇考》“叙述及考证甚详，然颇病芜陋耳”[5]，但是这部戏曲目录著作得到了狩野直喜的重视，他在《中国戏曲略史》第一章《总论》中指出：

再说《传奇彝考》一书，不知著者，记元以来杂剧、传奇之梗概，较之仅有剧目者，犹便利也。此书向以抄本传世，近年于上海出版（整理者原注：上海古今书室，1914年）。今 将抄本与刊本相较，并非全同，如抄本有而刊本无者亦有之，然无论如何，刊本之出，必有 利于研究也。

此处的《传奇彝考》当作《传奇汇考》。“今将抄本与刊本相较”所使用的抄本，即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的《传奇汇考》，而其更早的渊源则是他这次访华所见到的抄本。在写作讲义时，狩野直喜便注意到了京都大学藏抄本与古今书室石印本的区别。

大东书局版《曲海总目提要》

多年以后的1926年年底，董康因受孙传芳通缉，化名前往日本避难，狩野直喜先后送去的四函《传奇汇考》为董康《曲海总目提要》补遗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仅第一函“与刊本《曲海提要》核对，多廿一篇”[6]，董康在此期间整理的稿件后被学界称为《曲海总目提要未刊稿》，而使用的《传奇汇考》也正是狩野直喜在讲义中提到的那个抄本。

仅就一部《传奇汇考》，就可以发现狩野直喜和中国学界的密切关系。在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京都大学所藏《传奇汇考》抄本成为相关研究中被提及最多的一个抄本，受到傅惜华、江巨荣、李庆、郭英德、蒋寅、黄仕忠等研究者的重视，与狩野直喜有很大的关系。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如在“宋元小说”的《五代平话》部分，狩野直喜讲到“《五代平话》原本，吾友董康教授于七八年前得之覆刻（整理者原注：《新编五代史平话》，残八卷，宋无名氏撰，影宋本，诵芬室丛刊二编所收。日本有印行之计划，未果）。董君以其为宋版”。

《影宋残本五代平话》

随后他展开是否为宋版的讨论，由此可以遥想当年的课堂上，狩野直喜在对学生讲解的过程中，必定提到他与中国学人董康等人交往的情景。

书中还记载了狩野直喜与中国其他学人的交往，比如“余昔年曾游北京，与今戏曲研究造诣颇深之王国维君数度会面，君曾有种种之疑质，余不能一一对答也”。对于王国维与日本学界的交往，已有不少文章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在日本近代学术的转型时期，这些致力于研究中国俗文学的先贤与中国学人之间的交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收获也是属于双方的。这些学人之间的交往往往成为课堂上生动、鲜活的教学案例，并通过讲义呈现出来，狩野直喜讲义的“现场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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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文库目录》

与现场感同时呈现出来的是国际视野，也是这两本讲义非常重要的特点。狩野直喜曾在1912-1913年间赴欧洲调查敦煌文书，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使得他视野更加开阔，能够将中国戏曲小说的研究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

俄国探险家从西夏黑水城故址获得数千卷遗书，其中有不少佛教绘画，后来藏于圣彼得堡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狩野直喜“乞摄其照片而归”。

根据这些资料，他探讨了其他艺术与宋代通俗文学盛行的关系。这批“版画殊为可爱”“颇觉有趣”，看似与小说没有直接的关联，实际上却是宋代话本小说发展演进的重要文化背景。仅此一端不难看出国外访书这段经历对狩野直喜治学的重要影响。

狩野直喜自幼接受传统汉学熏陶，进入中学之后又学习英语、法语等，此后又留学中国。在中国期间，“经常出入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游学欧洲，外语水平“达到了能与外国人打电话的程度”。

这段学术历程也体现在其讲义中，在讲述相关作品时，不仅介绍其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影响，也介绍其在西方国家的流传情况。

狩野直喜书扇面

在其笔下，西方学术界当时的汉学研究情况被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来。书中提到了许多著名的西方汉学家，如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英国汉学家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荷兰汉学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法国汉学家科尔迪耶（Henri Cordier,1849-1925）等，由此可见其涉猎之广。

在讲义中，他经常引用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部最初的著作”[7]。该书在西方学术界有着持久的影响力，不断被再版，直到2017年编入“晚清稀有西方汉学文化名著丛书”，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尽管国内学界与国外的交流越来越多，但仍有相当多的海外研究成果需要译介进来。

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

因为受到欧洲汉学的影响，他对中国俗文学在那里的研究状况比较关注，比如提及《好逑传》时，他不仅考证此书的成书年代，而且介绍了此书在西方翻译情况——有英译本、法译本、德译本、荷译本又据此转译、此后又有英文重译本比如德庇时本、道格拉斯本、鲍康宁本等等，稍后用较大的篇幅叙述此书的梗概。之所以如此重视这部作品，显然与西方学术界对其关注有关。

此外，他还指出柏林大学教授高延的《中国宗教大系》（The Religions System of China）所引用的材料多出自《太平广记》，《玉娇梨》在1826年便有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雷慕沙的全译本，《聊斋志异》曾于1880年出版选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等，这在当时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信息。

在元杂剧部分，他除了讲解宫调、脚色之外，又采用法国学者巴赞的分类方式将其分为历史剧、神仙道化剧、具戏剧之特征者等等。

学术视野的开阔不仅是指涉猎广泛，也往往体现为比较的眼光，这种比较既有中日之间的，也有日本与欧美之间的。

王国维致狩野直喜信函

在讲义中，狩野直喜经常指出相关作品在日本的流传、翻译情况。在讲解《游仙窟》时，他既提出“大明神授读法”传闻的不可信，也由此讨论《游仙窟》在日本如何被苦心训译；讲本事诗的时候，认为在日本语境中可用“诗物语”一词，进而谈到“日本文学如《伊势物语》，亦有记其相关之本事者，是或受唐人本事诗之影响欤？”谈到李商隐的《杂纂》时又指出“此书乃日本名著《枕草子》之蓝本”。

该书的翻译也颇为用心，两部讲义具有“语言古朴典雅”的特点，这一点语言风格在翻译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读来颇为顺畅，这无疑得力于译者的学养和文字功底。

时光荏苒，转眼已过百年，两本讲义中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过时，但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狩野直喜博士家藏书》

借助百年前的两部老讲义，可以重新审视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草创期的这段历程，可以重新认识狩野直喜这位具有开疆拓土贡献的先驱者，自然也会有许多新的感受和启发，这对中国俗文学研究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该书的价值和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

注释：

[1]周先民曾翻译了该书第一章《总论》，重拟题目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不发达的原因》，见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译《中国学文薮》，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0-237页。

[2]（日）狩野直喜著：《汉文研究法》，《中国学文薮》，美篶书房，1973年版，第7页。

[3] （日）狩野直喜著，张真译：《中国小说戏曲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下文引用此书不再一一出注。

[4]（日）内藤湖南著：《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学术考察报告》，收入（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页。

[5]王国维著：《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6]董康著，王君南整理：《董康东游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7]郑振铎著：《郑振铎全集》第六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