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民谣 消失在那年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继《大约在冬季》后，《一生有你》也来了。金曲电影已不新鲜，倒是校园民谣，他不提，我都快忘了。

民谣界曾有一个传言，那就是：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后，再也没唱过《一生有你》。而时隔多年被问到和卢庚戌的关系，李健也只说：“没有什么恩怨”。

今天在台下大喊“健哥”，并把他当段子手赏玩的年轻歌迷，大多是从《传奇》开始入坑的。而那个穿着白T恤，插着手靠着爬山虎的李健，注定成为后来的李健必须要“跳离”的部分。

跳离校园民谣的文化圈子和商业困境，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李健。世纪之交，水木年华曾为校园民谣创造过回光返照一般的奇迹。但当他们重拾校园民谣，自己其实已经离校园很远。

校园民谣言校园事，可一个音乐人不可能永远呆在象牙塔里。发自内心源于生活的创作，和为赋新词的命题作文，终究不是一码事。于是在最困顿的时期，李健出了一张名为《音乐傲骨》的专辑。把傲骨放在明面上，多半是有点怀才不遇的气性了。这份气性和才情，终究等来了一年后春晚上的王菲。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说李健的离开，带走了校园民谣仅剩的三分才气。余后的校园民谣，成了死鱼眼珠一般的黯淡存在。

这个决定冥冥中有天意，人到中年的李健如果还唱着《一生有你》上《歌手》，多半只会成为唱着《同桌的你》的老狼一般的icon了。

不是说icon不好，而是现在的听众也变了。大家爱《南山南》《成都》《董小姐》这些爆款民谣，而它们与“校园”毫无关系，倒与“社会”惺惺相惜。百褶裙上的栀子花，香不过陌生人给的“一支兰州”。多少人爱慕的年轻容颜，美不过野马奔驰的草原。

民谣已死，误传多年，但真正死透的只有“校园民谣”。新民谣、伪民谣、城市民谣、独立民谣、转基因民谣，这些名词没有人拥有最终解释权。校园，已不是当年的校园，孕育不了单纯的校园民谣了。

尽管草坪上仍有男生在弹吉他，但你竖耳听去是《绿色》《芒种》《野狼Disco》。校园民谣嘛，大概只能用来回忆杀，让它们在大银幕上自唱哀歌以作祭。

80年，玉面学霸的春天

高晓松曾说：“无法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确切模样，只记得那些书包里的诗集，四周充满才思和风情，骠悍和温暖”。说这话的时候，他既没有大折扇，脸盘也只有如今的一半。

当年拥有“优先交配权”的，是会弹吉他的闷骚学霸。大学校园里，50块的二手红棉，海子的诗歌，罗大佑、崔健的音乐卡带，它们混合着青春期的荷尔蒙一起躁动，化作青涩稚嫩的吟唱，牢牢霸占了姑娘们的目光。

宋柯的《日晷》，本来是刊登在清华校刊上的一首诗，谱上旋律后传唱度颇高。随后的《一走了之》，作为毕业晚会的保留曲目，风光程度堪比校歌。宋柯迅速成了可复制粘贴的模板，大批不甘落后的理工男纷纷拿起吉他，走上文青道路，学弟高晓松就在其中。

高晓松和老狼，组建了内地首支大学生乐队“青铜器”。虽然寿命不长，但风格却是狂野重金属。1991年，高晓松在清华西阶教室唱完歌后，冲到第一排，抱着他从厦门带来的女友亲了一口。

这是清华第一次初具规模的会演，后来能在校园民谣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都在这场会演悉数现身。

同一时期的北大，校园里最文艺的学生都集中在吉他协会。而让人猜不到的是，协会的成立者是后来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

很快，学校围墙成为通往自由的阻碍，串校“查琴”成了高校草坪battle的重头戏。如果细究，北大那时的校园民谣氛围, 甚至胜于高晓松等人为代表的清华。但北大的民谣并没有被深入挖掘，那张《没有围墙的校园》,在商业成就上和《校园民谣》完全没有可比性。

理查德·罗杰斯说：“一首歌就是它的时代的声音。”80年代的校园民谣和摇滚一样，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孕育的。当时的大学生，对文学与艺术有着强烈的创作热情。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诗人与民谣歌手成为青年偶像的两大高产区。

而校园民谣和摇滚之间，也有着隐秘传承：有自主创作和吉他，有一群本来玩摇滚后来转向民谣的人。一动一静之间，共同代表着那个时代对于发声的渴望, 也共同面临着坎坷的命运。中国摇滚倒下来, 还有校园民谣，但校园民谣能站多久?

回过头来, 80年代摇滚和民谣确实影响深远。但在商业表现上，同样一地鸡毛，一塌糊涂。来势汹汹，昙花一现，铩羽而归，殊途同路。

尤有兴味的是，三十年后还有《乐队的夏天》等综艺为摇滚“还魂”。校园民谣的衰颓，那是连上香的人都没有。

90年，草坪音乐出校园

1993年, 黄小茂在专辑文案写下“校园民谣”四个字的时候，绝没想到它们会成为充满年代感的词。

当时在大地唱片公司任企划部主任的他，只是想搜集一些原创作品, 顺便缅怀一下青春。《校园民谣Ⅰ》的一炮而红，让校园民谣从一个名词, 变成一股风潮。《同桌的你》传遍大街小巷, 《青春》的哀愁至今回响，《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同桌、橡皮、那个多愁善感的女生、那封丢在风里的情书，高晓松用极其精准的白描勾勒出年少时懵懂的爱情，让整个90年代初的听众，陷入浓浓的缅怀。现在看来，这些过于直白的歌词，似乎无法承担校园民谣的高光时刻。

不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分烟抽”和“猜硬币”，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具体的生活影像。校园民谣的歌词，做到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里说的：“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这似乎可以破解“好像我也能写，但感觉就是不对”的校园民谣创作之迷。

此后，老狼、高晓松又与离开大地唱片的黄小茂合作，发表《恋恋风尘》。然而，校园民谣的整体发展已从鼎盛时期逐渐下滑。1995年，是唱片界公认的校园民谣“大裂谷”。

首先是，校园民谣与商业元素的“内核矛盾”。《校园民谣Ⅰ》一下子卖出去60万张，这次误打误撞的策划把“象牙塔作品”带到大众面前，包装成了填补市场空白的爆款。商业诱惑，让“校园民谣”这块金字招牌被反复借用，无视版权的民谣拼盘层出不穷。

一片沃土的想象力，很快被不加节制的开发者挥霍殆尽。大地唱片的《校园民谣》的Ⅱ和Ⅲ，没有了水花。这其实很讽刺，校园民谣本来排斥商业，却因为这份“清高”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最终又因为市场的乱序而手足无措，让匆匆建立起来的模式付之东流。

其次是，1994年的高校并轨收费，严重瓦解了校园民谣的创作根基。高校收费，把大学生从象牙塔里“拖拽”出来。而扩招和就业压力，让他们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学业和社会实践。

此前的大学生们，在走上国家分配的工作岗位之前，有底气说“人间值得”，有足够的时间伤春悲秋。他们写民谣，类似古人吟诗作赋。只不过他们并非雪满弓刀的英雄，更像花前月下的士大夫。

而当我们批评校园民谣创作乏力时，似乎忘了是背负生存压力的大学生们早已“被阉割了兴致”。

00年，白衣胜雪终不再

1996年，高晓松和宋柯的麦田音乐成立，推出的第一张专辑是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当中收录的《好风长吟》《B小调雨后》《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全是得意之作。

与80年代的热情奔放不同，这一时期的校园民谣陡添暮气悲凉。90年代初，海子、戈麦、顾城等诗人相继自杀，折射出商品浪潮的冲击下，个体价值与时代规训的紧张关系。

《白衣飘飘的年代》、《月亮》、《回声》这三首组曲，创作于高晓松惊闻顾城死讯后，具有强烈的祭奠意味。他写道：“死去的人是幸福的，而我们还要继续在这个滑稽得令人绝望的世界上坐着，在黑夜里为一张赖以糊口的唱片撰写文案。”

“诗人陨落”是校园民谣衰亡的信号。这时一个名叫朴树的青年出现了，他扛着吉他跑到高晓松面前，又给了对方一次希望。

1999年，在高晓松的推动下，朴树的《我2000年》和叶蓓的《纯真年代》问世。但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多元化，这两张业内饱受赞誉的专辑，没能率领校园民谣收复失地。

2000年，卢庚戌自费录制了专辑《未来的未来》，成为校园民谣最后的寓言。此后，那些象征着青春和梦想的校园歌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到徐晓峰进华纳的时候，卖得最好的朴树也就只有80万张。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流行音乐碟片的“黄金时代”。动辄百万+的销售，把校园民谣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台乐的入侵，大陆乐坛的崛起，争奇斗艳。只是，这热闹不再属于校园民谣。

校园民谣曾经是自我发声的奇迹故事，但这个故事里面，能发出声音的那些人，毕竟只是少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精英，珍惜并且善用掌握的先锋话语权。这种文化自觉并没有被商业化完全瓦解，只是在互联网冲击下分崩离析了。

如今的民谣音乐人，都受过校园民谣和中国摇滚的熏陶。他们清楚，校园民谣就在曾经的位置上，这可能是“校园民谣”对“民谣”最重要的影响。而最不重要的影响是，当代民谣里已没有了“校园”。

南方大雪，北方艳阳，安河桥下，玉林尽头。这些虚无的概念，只能用来安放当代人无处安放的焦虑，再也没有那个年代的流浪气质。

而我们对民谣歌手唱功的嗤之以鼻，或许更多的是对“言之无物”的愤怒转移。在90年代，当你足够真诚，没多少人去苛求音准。

也许，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温婉和含蓄，所有的怀旧和追忆只是多余的自恋。就像《百年孤独》里说的：“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校园民谣”，昙花一现是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