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摊贩抗争事件” 60余年后才揭开谜底

摘要：如题

引文：几十年后，回头再看储安平那篇轰动一时的政论，一句感叹油然袭来：毕竟是书生。

1946年11月30日、12月1日两天，上海发生“摊贩抗争事件”。

据当时的报道称：“在这激荡的骚动中，若干商店被群众捣毁，全市歇业，交通阻断，警察鸣枪多次，多人受伤。全市陷入极度的混乱、动荡、恐怖、不安。……骚动延续至48小时之久，牵连的地区几占上海全部商业区域。直接参加这次骚动者，约占5万人左右，间接受此次骚动影响者，约在100万人左右，而同情关怀这次骚动者，至少在300万人以上”。

事件起因为何？谁在主导？当时很多杰出人物都看走了眼。

直到60多年后，事件的谜底才真正揭开……

一

小摊小贩也要吃饭

最近在阅读岳麓书社于1999年影印的六巨册《观察》杂志，这是该社“中国近代期刊影印丛刊”的一种，入选者均为在近代中国留下深刻印记的出版物，以影印方式出版，保留原汁原味，堪称功德无量。

阅读《观察》，自然会特别留意其主编储安平的文章。此前读过储安平的一些政论，除了表达的晓畅有力之外，作者的学养、定见、洞察力尤其使我佩服。但当初毕竟不是集中式阅读，而且有些文章并非原貌，未免稍损阅读快感。而这次则弥补了先前的遗憾。

如果对储安平当年发表在《观察》杂志上的政论作一总体评价，证之以后来历史的演变，几乎没法不同意他是那个时代最具卓识的观察家之一。

但储安平究竟是一介书生，书生论政，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发言，而政治之复杂往往非书生所能想象，因此以储安平之敏锐，也难免会有失察的时候。

姑举一例。

1946年11月30日、12月1日两天，上海发生“摊贩抗争事件”。据当时的报道称：“在这激荡的骚动中，若干商店被群众捣毁，全市歇业，交通阻断，警察鸣枪多次，多人受伤。全市陷入极度的混乱、动荡、恐怖、不安。……骚动延续至48小时之久，牵连的地区几占上海全部商业区域。直接参加这次骚动者，约占5万人左右，间接受此次骚动影响者，约在100万人左右，而同情关怀这次骚动者，至少在300万人以上”。

摊贩抗争事件之起因，缘于本年7月上海市政当局认为摊贩有碍观瞻、妨害交通，决予取缔。

据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12月1日发表广播讲话称，“警察对摊贩之处罚，第一第二两次违章设摊者处以罚款，第三次给予拘押”，又称“当市府决定取缔摊贩时，亦曾充分顾及彼等之生计问题，故给予8、9、10三个月之限期，劝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

但当时国内经济十分萧条，贩夫走卒为生活奔波于街头，原为不得已而为之，若真的另有更好的生计，何乐不为？政府既然不能帮助摊贩们解决职业问题，在摊贩们看来，“另谋生计”就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迁地营业”貌似合理，但众所周知，摊贩经营全靠闹市，何况当局并未指定具体的“迁地”位置，因此“迁地营业”也几乎是一句空谈。随着政府所设定的取缔期限日益临近，而街头的摊贩们也没有丝毫的退让迹象，整个上海笼罩在不安的氛围中。

二

政论家罕见失察

1946年11月26日，上海警察开始严格执行政府命令，对违禁小贩实行拘捕，据当时报载约在800人左右。适值寒流袭沪，气候骤降，被捕小贩家属送衣送饭，目睹家人之瑟缩可怜，情绪已大为波动，同时社会上谣传被捕小贩已有数人因饥寒死于拘留所中，公众怒火更无法遏制。

11月30日清晨，被捕小贩家属多人前往警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其后不断有人闻风前往。

和几乎所有群体性事件一样，在警局门前聚集的人群实则具有不同的诉求，或因同情而为摊贩们助阵，或借机发泄不满，或者干脆就是看热闹者。但政府临场处置中，除了感到局面的严峻，当然无法将这些不同诉求的人群一一区别开来。在警察出面弹压之后，冲突不可避免地扩大了。……

1946年12月9日，《观察》第一卷第16期出刊，头条即为储安平对摊贩抗争事件的长达四千余言的评论。

在这篇题为《论上海民乱》的文章中，储安平保持了其一如既往的敏锐洞察力，他发现“在此次骚动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为其他任何社会骚乱案件所无者，即凡谈论此次骚动事件者，大都对政府表示不满”，因此判断“这次骚动的性质，不仅仅是经济的，亦复为政治的及社会的”。

储安平又说：“这次上海的群众骚动，实含有极严重的意义。假如这仅仅是一种地方事件，我们绝无意思浪费这许多篇幅加以论列。我们认为这次上海的民乱，就是一种国家将要遭遇革命的象征。我们如此看法，其意非谓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将由这次骚动中的人物发难完成，而是说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已一天成熟一天。”

今日阅读这篇《论上海民乱》，仍不能不被储安平的睿智所折服。但以“后见之明”论之，此文并非全无疏漏。

储安平在论述摊贩抗争演变为骚乱的原因时说：“地方党政当局，都将此次骚动，归之于‘异党’的阴谋。我们始终认为，这一次骚动，完全是逼出来的。”

正因为储安平首先断定“这一次骚动，完全是逼出来的”，所以他在文章中一方面对吴国桢在事件中的处置给予了“公道的称颂”，并且呼吁社会充分理解“当吴市长全力制止警察当局使用武力对付群众时，他本人也是受着他下属的不满和抗议的，……在这样一个混乱激荡冲动中的骚动，造成‘惨案’易如反掌”，评价吴国桢的克制“具有高度智慧”；但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吴国桢在骚动中“对于‘暴徒’‘阴谋’强调过度，不免有损政治家的风度。”

摊贩们在闹市区摆摊设点，政府决心取缔，摊贩设摊如故，支撑摊贩们起而对抗政令的首要原因当然是生计所迫，但这种对抗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其性质是否还那么单纯，背后是否没有外力参与，书生论政的储安平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很难厘清。

三

60多年后一篇文章揭破了谜底

事实是储安平的判断错了。谜底的揭开还要等到2008年。

这一年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纵横》第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震惊中外的上海摊贩抗争运动”的署名文章，文中写道：

抗争刚刚开始，“摊贩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振煊迅速向所在支部作了汇报，王振煊的汇报引起了上海国民党警察系统内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机构-----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的重视。”

后来就是在这个机构的领导和推动下，冲突一步步升级。文章披露，12月1日吴国桢面对上海市民发表广播讲话的当晚，“‘警委’召开会议研究斗争动向。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更大胜利，决定第二天适当扩大斗争范围，并加强宣传。摊贩委员会按照‘警委’指示，决定由王振煊带领部分群众仍活动于黄浦地区，争取商店员工罢市支持；委员余阿土等人则连夜赶往条件成熟的老闸区联络，组织摊贩响应黄浦区的斗争。”

证之以当年骚动中的情景，可以认为这篇文章洵为实录。

在“震惊中外的上海摊贩抗争运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说：“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经过上海摊贩及各界群众的配合努力，摊贩们赢得了舆论，赢得了同情”，而在对立的那一面，以罔顾民生民意形象定格的国民党政府自然就成了大输家。

按作者之意，一些摊贩的流血乃至牺牲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这样深刻的内幕，当年作为《观察》主编的储安平，哪怕的确一直在评论中努力践行他和《观察》倡导的“独立”、“客观”的原则，其执笔之际肯定是无法获悉的。

储安平再敏锐再富有洞察力，也只能以既成事实为依据，做出符合一般常情常理的判断。

几十年后，回头再看储安平那篇轰动一时的政论，一句感叹油然袭来：毕竟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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