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 找不到的亲情 出生在农村的70后 童年已恍若隔世
悠悠岁月
父亲在他36周岁本命年里有了我，他的第四个孩子。那是阴历一九七二年腊月廿二，阳历1973年的1月25日。那一年大姐8岁，大哥5岁，二哥3岁。我的降生让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让这个本已贫困窘迫的家庭更加艰难。
我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距离淮河只有几里路的一个村庄。我的爷爷在我的父亲10多岁的时候便离开了人间，奶奶又是多病之身，以至于当地没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父亲。父亲直到28岁才从30里外一个更加僻远穷苦的村庄娶了我母亲，这在盛行早婚的当地农村是非常少有的。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别人的外婆家都在本村邻村或者不远的村子里，只有我的外婆家在遥远的30里外，在那个只能靠走路的年代，每次去都是长途跋涉。
我的母亲比我的父亲还更要命苦。母亲的娘家在县西北角，那里人多地少，加上土质又差粮食产量低，是全县最穷的乡之一。母亲从一出世便生活在饥寒交迫中。母亲八岁那年，淮河泛滥，洪水淹没了田地，冲毁了房屋，一家人在生死线上挣扎。为了一家人都能活下去，外公决定把当时才五岁的大舅送人。那可是当时家里惟一的男孩啊！然而外婆实在舍不得与自己的独子亲骨肉分开，大舅送出去没隔几天她就哭着闹着“一家人就是饿死也要死在一起”，要死要活去让人家把儿子还给了她。恰好这时有人对外公说，邻县有一个没有孩子的有钱的老寡妇想找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作伴，好吃好住，也不用做什么累活苦活，另外每年还给一些玉米带回家，三年后把女孩再送回来。
母亲被接走了，那年是1951年，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离开了父母弟妹亲人故土到距家百里外的地方去了。那是一段母亲至今说起想起还忍不住要落泪的辛酸往事。八岁的小女孩给人家做了使唤丫头，每天除了扫地烧饭刷锅洗碗还要割草喂牛。那是一个非常刻薄的老太婆，从母亲到她家的第一天起，为了让母亲少吃饭，她便在母亲的腰上紧紧地勒了一条红布带。这条红布带在母亲的腰上死死系了整整三年！母亲那时可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啊！母亲虽然做事很勤快也很辛苦，但却仍脱不了三天两头挨打受骂。母亲说她那时候个子很小，要刷洗放在锅里的碗必须要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得着，有一次不小心没站稳连凳子带人一起摔倒在地，额头撞在灶脚上立刻起了一个大包，但母亲不敢哭，赶忙爬起来把凳子重新摆好又站上去，尽管这样老太婆还是闻声过来对她狠狠踢了两脚并破口大骂。母亲虽然天天烧饭，却从来只能吃冷食剩饭，晚上只能睡在柴房里。一个在柴草堆里裹着旧棉絮瑟缩着身体的八、九岁的小女孩在流着泪想家想爸爸妈妈。母亲说有一天夜里她突然醒来，发现天上的月亮是红色的，吓得大哭。月亮会是红色的吗？好象我也真的见过。
那三年里母亲从没有回过一次家，但外公每年都至少会有一两次要步行百里路去看望他的长女。这时老太婆便会把母亲换洗得干干净净。老太婆对外公热情客气得如同对待久别的亲人，暗里却对母亲狠狠地说:“如果你爸问你在这里过得好不好，想不想回家，你就说你在这里吃的住的都比在自己家中要好得多，奶奶对你更像对待自己亲孙女一样好，你一点也不想回自己的那个穷家去。否则就让你爸把背回去的玉米再背回来，把你领回去。”年幼的母亲对自己的父亲强装欢笑。有一次老太婆领着母亲送外公回去，等到外公的背影已在远方消逝，站在田埂上的母亲突然忍不住大声哭着喊着“爸爸”向前追去，被老太婆从背后赶上一巴掌打倒在水田里。
三年后外公终于看到了母亲腰上那条深深陷入肉中的红布带，这个粗壮的汉子忍不住号啕大哭。
在那个连树叶也被吃光，饿死人无数的1960年，母亲再一次差点被饿死。靠外公从生产队领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粮食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维持一家五口人生存的。母亲便带着弟弟、妹妹到已经收获过的田里去寻找胡萝卜缨、红薯叶梗。遇到运气好时，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两个手指般粗的胡萝卜。
母亲吃过野菜，也吃过现在只用来喂猪的河里的浮萍杂草与小麦的麸皮。有一次母亲饿得实在支撑不住到队上的田里采了一把红薯叶充饥，被看田的社员发现，要不是碰巧这是一位本家叔叔，母亲很可能就会被当作破坏生产的阶级敌人抓进队部去。那时候外公、舅舅还有很多人都是苍白虚胖的，母亲说要不是后来政府终于发了点救济粮，她们一家人是绝对活不过那场大饥荒的。
母亲比父亲小8岁，母亲和父亲结婚时的新房是两间草房。一张木床、一张木桌、一个木箱、两张木椅是他们最值钱的家产。1979年以前父亲在队里总是抢着干最苦最重工分最多的活，母亲心疼父亲，家务事几乎从不让父亲插手，以至于父亲这一辈子竟不知饭怎么烧、衣服怎么洗。
那时的农村是非常贫苦的，当时队里主要种红薯、胡萝卜、玉米等粗粮。那时还没有使用化肥和农药，小麦和水稻的产量很低，因而种的不多。每年分到每户的大米、白面只有很少一点。这点宝贵的米、面平时是不会轻易吃的。母亲说那时煮粥只能抓一小把米放进装了半锅水的铁锅里煮，只能烧出一锅米汤，根本捞不出一碗粥来。母亲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会拿出点面做几块“贴面饼”，看起来是一块白面饼，其实只有表面一层是白面，中间都是高梁面。如今每天都要吃的大米、白面在那时还是一年也难得能吃上几次的奢侈品。我是吃红薯稀饭与高梁面饼告别童年的。
1979年包产到户后，日子一天天地好转起来。不仅收获的粮食增加了许多，而且玉米、胡萝卜、高梁等粗粮已几乎不再种植，取而代之的是水稻、小麦、黄豆，只有红麻与红薯还有少数人在种。以前被视为奢侈品的大米与白面已成了家常便饭。家里的饭桌上除了我们姐弟从田里挖回来的荠菜、苋菜、鹅卵菜等野菜外也开始有了青菜、豆角、辣椒、茄子等自家菜园中出产的蔬菜。那时家里还是很少到集市上去买菜的，自己家菜园里没有菜的季节基本上就是吃腌的咸菜。肉仍然是几乎只在过年时才会买的，但吃鱼的次数却多了起来，三个已会在小河里捉鱼的小男孩常常能给家中端回一盆小虾、泥鳅或者鲫鱼。
1982年5月二姑的大儿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他不久前刚回他母亲的河南老家去了一趟，发现那里的粉丝特别便宜，如果能运一车过来卖一定能赚很多钱。他是来向父亲借钱做本钱的。我那未曾见过面的爷爷在解放前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曾经收养了一个流浪讨饭的河南小女孩，那便是我的二姑。当时父亲正准备在麦收前买一辆手扶拖拉机，刚从信用社里取出了家里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又把家中的存粮卖掉大部分凑了两千多元钱。从没有做过生意的父亲想得非常简单，他以为表哥到河南把粉丝拉过来后马上就可以卖掉就可以挣到钱然后就会把本钱还给他。表哥从我家拿走了父亲准备用来买拖拉机的全部的钱。表哥拉回来的是那种又粗又黄的山芋粉丝，到家后根本无人问津。二姑和表哥对这笔钱认欠不认还，父亲去要了两次，但看着二姑那一贫如洗的家与我那卧病在床的姑夫，也无可奈何。从那以后表哥再没到我家来过，父亲也再没去要过这笔钱，这门亲戚就此便算中断了。我不知道那时的两千多元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我只记得家里那时是连八分钱一个的鸡蛋都不舍得吃的。我家因此更加艰难。
我童年的记忆中是没有新衣的。家里只有大哥和大姐才能穿新衣，父亲与母亲的身上穿的都是已穿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旧衣服，二哥只能穿大哥穿过的再穿嫌小的衣服，而我就更惨了，只能接着穿二哥穿着又嫌小的旧衣服。直到1984年我小学毕业升入初中时，母亲才给我们兄弟三人每人做了一件新衣：一件黄布褂。
虽然父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买过糖果、玩具等现在的小孩子们必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我们的童年却并不因此而缺少快乐。没有水果，我们三兄弟就自己到树上去摘，桑果、榆钱、椿叶、槐花都曾是我们口中的美味。我们还到田野中去挖酸菜，摘豌豆，到红麻田里去寻找一种黑豆与一种外形非常像西瓜，但却只有小孩子手中弹的玻璃珠般大，名叫“马泡”的野果。没有玩具，我们就自己用树条编成军帽；用柳枝做出柳笛；把木疙瘩削成陀螺；用棘条做弓箭冬天射麻雀夏天打知了。我们还有自己用红麻杆制的二胡、用黄泥做的手枪大炮和纸叠的火箭飞机、用蚌壳串成的项链，甚至一张火柴皮、一个玻璃球都可以让我们百玩不厌。在夏天的晚上，我们经常到树根下去捉蝉蛹，捉回来后把它挂在蚊帐内，花半天时间看那小泥猴渐渐褪去褐色的外壳，慢慢舒展开两只轻薄透明的翅膀，成为美丽的蝉。那时候的晚上还没有现在这种能把男女老少都聚在一块久久不愿离开的电视，村上的第一台电视机是1984年一个退伍后被分配到市里的工厂做工人的人买回来的，一台12英吋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晚饭后我们通常是坐在场院里的大树下听老人们讲些鬼怪的故事，叫做“听古”。在月光明亮的晚上我们常和小伙伴们在门前场院里做游戏。我们跳方格、跑步、捉迷藏、玩卖金锁、甩龙尾和老鼠钻十二洞等游戏，或在两棵树之间系根绳荡秋千。我们常常是边玩游戏边唱儿歌。绝大多数儿歌的意思我至今仍搞不懂，比如荡秋千时，站在一旁的人会一边摇绳一边随着秋千的一起一落唱:“小悠小悠慢慢起，起到高山吃大米。大米香，换生姜；生姜辣，换琵琶；琵琶薄，换牛角；牛角尖，尖上天；天上打雷，打到毛贼；毛贼告状，告到和尚；和尚念经，念到老鹰；老鹰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只可惜这些游戏与儿歌现在已很少有人还记得了。
1979年我7岁开始上小学，那时大姐读初一，大哥与二哥同班读三年级。村办小学与大队部连在一起，并排七间瓦房算得上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了。教室里几排低矮的用土坯垒成的最多只有老师膝盖高的小方台便是学生的课桌。学生的板凳就是把一块块长条形的木板两头用土坯垫起来，木板很矮，即便是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坐在上面也不得不盘起腿来。教室正前面中央墙上被不知用什么涂料涂得黑漆漆的一块便是黑板了。黑板前面有个半人高的大土台，那便是老师的讲桌。所谓的窗户就是墙上几个拉着铁丝网的大方洞。在冬天，寒冷的北风可以肆无忌惮地从这里呼啸着冲进教室里把孩子们的手、脸吹得红肿麻木。即便老师让孩子们从家中拿来塑料片封在窗户上，犀利的风刀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塑料片撕开。那时冬天上课老师有时允许冻得支持不住的学生可以到后面墙角处活动活动身体。这时整个教室便都是此起彼落的跺脚声。
那时学校里总共有五位老师，校长是一位年过半百已教了20多年小学的老头，一年级时我便是跟着他学数学的。当时教我语文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一个大队干部的儿媳妇，她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一年级的学生永远是最多的，那时班上有40多人，大多在8、9岁。农村孩子大多读书晚，班上最大的有14岁，个子最小也是年龄最小的我只有7岁。也不知道是老师教得差还是学生不好好学，也或许是由于孩子们放学回家后还要去割草放牛到田间劳动影响了学习，每学期都有许多学生因为跟不上课而留级，以至于当我升到五年级时，和我一起读一年级的那些孩子只有4个还和我在一个班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每个班里都有我最初的同学，有一个男孩单是在一年级就读了四年。和我一起参加升初中考试的绝大多数都曾是我两位哥哥的同学。1984年我们学校有七人升入了乡中学，只有我和一个同学两个人是在小学从没有留过级的。
全乡有十多个村，却只有一所乡中学，每年招收的新生数量有限，以至于那时小学升初中的难度不亚于城里高中考大学。升不了初中的学生一半复读，一半就此中止了学业。至于那时的农村初中考高中，难度绝对远超过城里的高中考大学。我初中毕业那年，年级3个班有200多人，却只有30多个到县城去参加升学考试的名额，并且即便是这少得可怜的30多个名额也还有另外60多个复读生加入争夺。农村学生又有几人最终能考取大中专学校跳出农门？反正早晚都是要回来种田，还不如早点下学，不仅可以替父母亲做一些农活，还可以省下学费减轻家中的负担，更何况学习环境条件又是那么差，或许这也是很多农村孩子早早中止学业的原因吧！
乡中学距我家有七八里路，那时不过十一二岁的我总是一大早囫囵嚼块饼，喝几口稀饭就匆匆上路了。中午在校食堂自己蒸米饭，菜也需要自己从家中带，大多时候我能带的就只有一点腌菜。
那时候最怕夏天。夏天雨多，走七八里满是泥浆的土路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对于一个背着沉沉的书包重重的饭盒的瘦瘦小小的孩子。但如果是早晨遇上阴雨还好，最怕早晨出门时晴空万里，而放学时却在大雨瓢泼，那可就惨了。没有雨伞也没雨衣雨靴，那时的父母也是不会接孩子放学的，如果等到天快黑了仍不见雨停，便只能把书包往教室里一丢抱着饭盒冲进雨里了。路上的泥浆会很快把鞋子粘成沉重的铅块，让人连腿也抬不起来，或者脚是抬起来了，而鞋子却仍陷在泥里，于是只能脱下鞋子拎着走。等到回到家，人早已变成了一个泥猴。不仅如此，等到洗掉脚上厚厚的泥块还常常会发现几处新添的伤口，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东西划破的。急于赶路的孩子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为了脚不受伤，也为了能走得更快，我那时在下雨天经常是走在堤斜坡的草上。从家到学校要走五六里大堤，穿着鞋子走在倾斜的长满青草的堤坡上不用担心会被泥粘住鞋子，可以走得快一些，怕只怕一不小心不留神滑倒了人便会骨碌碌地滚到坡下。好在坡下也是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草地，不用担心身上会沾上泥浆或者摔伤。只有一次我滚下坡时被自己拎的铝饭盒碰肿了额头。
记得有一次在冬天，雪刚开始融化，堤坝上还泥泞得很，我傍晚放学回家走在铺满雪的堤坡下，等到必须翻过大堤转到另一条路上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上不到坝上去了。铺满雪的堤坡太滑，我往上走不了几步就又滑了下来，我试了一次又一次却总是失败。大堤的这一面是没有人家的田野，大堤上也看不到有人经过，眼看着只要翻过大堤再走几分钟就可以到家了，而我却被困在了雪地里，无法前进。我当时几乎要哭。但我必须回家，必须要翻过这道阻碍我前进的大堤，即便爬也要爬过去。我最后就是爬着上到堤坝上的。
那时村上还没有通电，晚上就着黄豆粒般大的昏黄的煤油灯光做作业，一不注意头发就会碰到灯火上，咝的一声，一股焦味便升了起来。
初三时我住校。一间宽大的瓦房里地上铺着稻草，中间用空心的水泥砖隔出一条通道，便是我们20几个人的集体宿舍了。没有床，席子和被子要自己从家中带。每个星期天我回家去带一个星期吃的米、干粮与菜。干粮是“死面饼”，用没有发酵过的面做成，又硬又干。菜通常是腌萝卜条或酱豆，一种自家用黄豆发酵制成的类似于豆瓣酱的咸菜。也许有时还会带一饭盒熟菜，炒豆芽或者青菜什么的，但那也不过只能吃一顿，剩下的六七天便只能顿顿吃咸菜。不仅是我，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
学校里不卖菜，但偶尔也卖汤和馒头。那种柔软雪白新蒸的馒头对只能嚼干巴巴的已放了好几天的“死面饼”的孩子来说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啊！二两粮票加五分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这样的馒头，然而那时的我不仅没有粮票，甚至还从没有见过令多少农村人羡慕向往的粮票究竟是什么样。汤是不要粮票的，一毛钱一大饭盒黄豆芽汤，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一毛钱那时可以买一个鸡蛋，家中母鸡下的蛋母亲宁可拿到几里外的集市上去换钱也不会留在自家吃掉，我又怎么可能奢侈到一个人花一毛钱去买一饭盒汤喝呢？更何况我除了缴学费那天，口袋里是从来没有一分钱的。那时吃饭时如果去得早，能在食堂蒸饭的大铁锅里舀到一勺蒸饭后留下的开水喝，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学校里是不供应热水的，洗脸漱口蒸饭淘米都是用校园里的那口井水。有时冬天井里的水太少不够用，我们就到学校门前的那条小河边去破冰取水。
虽然那时候的我极其活泼爱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大概比大多数同学要少，但我的学习成绩却始终极其优秀，不管大考小考，几乎每一科都是年级的前三名，数理化考试更几乎每次都是满分，至于总成绩我是年级公认的无人可动摇的“永远的第一名”，甚至没有成绩与我相近的学生；我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本班及其它各班宣扬讲评，甚至还破天荒地被语文老师用油印的方式“发表”，全年级学生每人一份。
除了学习成绩，全班年龄最小却一直担任班长兼学习委员的我初二下学期获得全校每年只有一个名额的“蚌埠市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在初三上学期学校举行的学习竞赛中，除化学成绩是第二名外，其它各科及总分全是年级第一名，我是年级也是全校惟一一位每一科成绩及总分都是年级前三名的学生。那天我拿到了七张奖状，包括一张蚌埠市物理协会颁发的我不久前代表学校到县一中参加全市初三学生物理竞赛取得的获奖证书。那次参加市物理竞赛，我只用了十几分钟就答完了试卷，然而监考老师却不允许我交卷出考场，原因是开考尚不到半小时。当我终于交了试卷出了考场走在校园中时，一位县一中的教师望见我拿在手中的参赛证非常惊讶而又关切地问：“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进考场？”
当时村上和我同龄的孩子大多还只是在小学四五年级里为能不能升级、能不能闯过小学升初中这道难关而努力，以致有许多人说我是“天才”。其实在我们姐弟中最聪明的人可能是大哥，记忆中，小学时候大哥的快速记忆能力与快速口算能力绝对是我们兄弟三人中最好的。大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成绩就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以至于和他同班的二哥是我们姐弟中惟一一个在小学时期老得第二名的人。大哥不仅聪明认真好学，而且还极爱听故事读课外书。那时大哥每个星期天都带着二哥与我到距家有几里路远的集市上去听大鼓书。《岳飞传》、《杨家将》以及秦琼罗成程咬金三板斧等许多故事便是随着说书艺人咚咚的鼓点声进入我们年少幼小的心灵中的。大哥如饥似渴地读一切他能够得到的书，不管是一本已没头没尾破烂不堪的《西游记》，还是一本皱巴巴的小人书或者一张早已发黄的报纸。二哥与我也都和大哥一样迷书迷故事，记得很清楚的是1981年的5月1日，大哥向母亲要了两分钱带着二哥与我高高兴兴地到集市地摊上租了一本《林海雪原》，三个小脑袋凑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读了半天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直到天上突然落下雨来才很不情愿十分舍不得地把书还给了人家。那天是我小妹的出生日，那天中午我们兄弟三人赶到家时都已变成了落汤鸡。
然而大哥却在小学毕业考试前辍学了。
大哥1991年结婚，大哥每次进城卖粮买肥料种子，为了省钱宁可饿一天肚子也不愿到小吃摊上去吃一碗一块钱的面条，然而每次大哥都要买一些报纸、杂志回家，这在农民中是极少有的。
二哥也和大哥一样爱听故事好读课外书，但二哥更爱自己写故事。二哥读初二时曾写过一本10多万字的公安侦破小说，还写过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二哥还写过不少小故事小笑话小幽默，都让那时的我读得津津有味，心甘情愿地陪二哥步行到30多里外的镇邮局去投稿，尽管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一篇能够发表，但我那时依旧非常崇拜二哥。我那时崇拜二哥还因为二哥象棋下得特别好。二哥11岁时和村上棋艺最好的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棋迷连下了五局，也连赢了五局。二哥回家后被父亲训斥了一番，从此二哥再不和村上的老人下棋。我是用二哥在黄泥块上贴上写着“车、马、炮、兵、卒、相、仕、将、帅”的纸条做成的棋子学会下象棋的。
二哥在学校里以数学成绩好有名。二哥1982年以全校第一成绩考入乡中学，三年后1985年二哥再以全校第一成绩考入市农业学校，成了村子历史上第一个中专生。二哥在农校读书时是校刊的创办者与主编，校刊上的文章多半出自二哥一人之手；还参加了蚌埠市文联办的文学讲习班，并且也在文联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不少诗与散文。二哥在农校还是全校的象棋冠军。
和光彩熠熠的弟弟相比，大姐显得黯淡无光。其实大姐是村上第一个到县城里读高中的女孩子，也是村上第一个女高中毕业生。大姐读书较晚，10岁时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又在初三复读了两年，大姐1983年考入县三中时已过了18周岁，是她班上年龄偏大的学生。
1987年大姐高考落榜，又复读了一年。
那年仅18岁的大哥随大人们到蚌埠郊区的一个水利工地上做小工。
1987年我初中毕业，中考6科平均成绩90多分，物理、数学及总分成绩都是全区（介于县与乡之间的行政区域单位，下辖多个乡，现已撤销）第一名，其中物理98.5分(满分100分)，全县第一名；数学117分(满分120分)全县第二名。总分比县唯一一所重点高中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高了60多分，学校因此受到乡里、区里和县里的表扬和奖励。我考入了天津的一所工业学校，是村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考到直辖市学校读书的人。
1988年大姐收到了省内一所师范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但大姐的高考成绩不够好，需要多交2000元钱才能上大学，这对当时的我家是一笔根本不可能拿出来的巨款。正赶上乡里又刚新开办了一所初中，要在全乡应历届落榜高中毕业生中招一个代课老师。大姐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这所中学的初一英语教师，但工资只有公办教师的一半左右，每月只有60多块钱。大姐1991年过了26周岁才和她一个同样家在农村的高三时的同学结了婚，姐夫1989年高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山脚下的一个肥料厂工作，大姐结婚后不久便辞去了她那份教师工作，与当时月工资100块钱左右的姐夫在他的厂宿舍里建起了一个家。
天津四年我总共从家中拿了2000元钱，加上我从学校获得的各种津贴补助奖学金有1000多元钱（我基本每次都是一等奖学金），这3000多元钱是我在大都市天津学习生活四年的全部花费，包括我四年的往返车费与书本文具绘图仪器校服费以及种种杂费。1989年学校调查全校学生平均月基本生活费支出是100多元，而我连一半都不到。
我小学毕业那年母亲曾给我们兄弟三人每人做了一件黄布褂，大哥与二哥的两件是我在天津读书第一年仅有的上衣（我自己的那件已经太小了），两件几乎一模一样，以至于有人故意问我：“你怎么从来不换洗衣服？”大姐传给我的那只印有“向四化进军”的黄书包也成了一些人嘲讽的目标。我年少的心中有着强烈得甚至有些不正常的自尊，母亲至今不知道家中给我寄去的棉袄和棉裤我根本就一直没有从包裹中拿出来，在北方的冬天凛冽的风中，我的外衣下只有一件薄毛衣一条秋裤，我咬着牙以年轻单薄的身躯对抗着寒冷。
那时饭是很难吃得饱的。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年龄，米饭每顿至少要吃六两才不会感到饿，然而那每月的二十八斤半粮票其中只有六斤米饭票决定了我只能经常吃半饱。班上绝大多数是天津本市内的学生，他们是不会为吃不饱饭而发愁的。不知道是由于碱放多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那时学校食堂里卖的馒头经常是又硬又黄，那种黄桔子一般的馒头常常连我这个吃玉米饼长大的农村孩子都难以下咽。然而再难以下咽也要强迫自己吃下去，因为我是不可能象别人一样把馒头丢进剩饭桶然后到外面街上的小饭店去吃的。
天津的涮羊肉是很有名的，在我学校对面的街上就有好几家卖涮羊肉的小饭店。那时冬天晚上下了晚自习课后常有同学三五成群地结伴去吃涮羊肉，但我直到毕业离开天津仍不知道涮羊肉是什么样。中专三年级时搞课程设计，经常一张图纸画下来早已过了食堂卖饭时间，这时候我也会到那些小饭店去吃，吃那种一毛五分钱一两的焖面。我总是一个人去吃，并且尽量走得离学校远些，生怕遇上同学，因为我的面里是从不放肉丝，甚至不放绿豆芽的。我不敢也不能奢侈，因为即便是在梦中，我也能看到父亲那早已有些弯曲的腰身，听到他那沉重的喘息声。
那时家里用稻草织草绳和草毯卖给县里的水泥预制品厂，有不多的一些收入。父亲还去淮河边的运沙船上给人家卸黄沙。父亲早出晚归，中午就坐在河堤上嚼自带的干硬的“死面饼”，父亲怕耽误干活，甚至不去距离不远的护堤老人那里讨些土井水喝。父亲用扁担挑着两筐足有一百多斤的黄沙在船舷与岸之间的那条悠悠颤动的长木板上走下来把沙倒进车厢中，再走上船去重新装满，反反复复，这样干一天能挣五元钱。父亲还挖过鱼塘，修过涵沟，都是些又脏又累又苦的活。一次村上有户人家需要许多蒲草找人下河去割，10块钱一天。10块钱一天在当时当地是一个很高的工钱，然而那是在深秋时节，要在齐腰深又冷又凉的秋水中泡一天是很容易生病的，连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知难而退，父亲却自告奋勇报了名。
那时在蚌埠农校读书的二哥比我过的更加清苦，二哥每月除了家中给的30多元钱，学校里只发2元钱助学金，再没有其它任何津贴与奖学金。1986年暑假二哥没有回家，二哥说他想买几本书，暑假看校一天能得到两块钱。蚌埠农校孤零零地位于市郊一山脚下，四周是旷野，二哥一个暑假在食堂不开火的学校里天天早上到距离很远的街上买饼回来做为一天的干粮，没有菜也没有开水。二哥说有一天他非常饿，去买饼又实在太远，更主要是身上实在没什么钱了，最终在学校的食堂里发现了储存的土豆，就吃生土豆充饥。
二哥1988年毕业被分配到离家几十里的一个偏僻的乡政府工作时才刚满18周岁。那是一个只有几个村的小乡。二哥后来又自学进修获得了安徽省电视大学和蚌埠财贸学院两个大专学历，后来又取得了本科学历。
（注：上面部分最初写于1989年10月，起因是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我的家乡》的作文作业，16岁的我写出了一篇几千字的《悠悠岁月》，好象是有些跑题了，不过，却把语文老师读哭了。1991年7月重写，增加了1989年以后的事情）
后记：
1991年我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安徽蚌埠市的一个私营五金工厂，在车间里干着高强度的工作，却按照“国家干部工资标准”一个月61元，去掉在郊区租一个最简陋房间也至少30元的月租，一天一元钱的生活费用不足以每天在路边吃三碗清汤面条。家乡早已经脱了贫，而我却要在为温饱挣扎。“国家干部”变成了一个失去了土地的进城打工仔，既没有退路，也看不到未来。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工厂，开始流浪和打工，历经苦难，一次次身陷困境。
曾经回过老家，想歇一下过了年再外出打工，却被全家人驱赶出来：“这里没有你的户口，你可以死在外面，绝不能回来……”
1995年我进了苏州一家台资工厂上班 ，每月有工资有一千多元，这时候内地的平均工资也就两三百元，老家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也就一两千元，每年过年回老家，我给每个侄女侄女的压岁钱都是100元，给父母至少 1000元，而当时当地，一般过年大人给孩子的压岁钱是5到10元钱，已成家子女给父母的过年费是50到100元。
后来我先后安排大哥和小妹到上海打工，我在上海郊区买了房子，不仅接父母过来住，每年寒署假几个几岁十几岁的侄儿侄女们也都到上海住在我的家里。也几次借钱给家人。
2009年10月，我36岁才结了婚，我2003年时在打工的这个上海松江小镇上花约20万元买了一套两室两厅80平米的住房，此时价值40多万元，已还清房贷，还有10多万元的积蓄，每月工资5000多元，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并不艰难。没有养老保险的我准备按揭在上海再购买一套50万元左右的住房，计划退休前能够还清房贷，将来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养老。
然而人生却再一次急转弯，由于家庭亲人的原因，我约50万元套在了安徽巢湖市的一个商铺上，不仅10多万元积蓄都被掏空，还有2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和10多万元的个人债务。这个商铺一直租不出去也卖不掉，这对生活和婚姻都是沉重的打击。我不想把上海的房子卖掉还债，那几乎相当于我过去20年的奋斗一下子清零。由于经济压力无奈将不满一岁的女儿送到妻子的农村老家寄养。
又经历了离婚，失业，40岁还在壮年身体也健康，不应该找不到工作，但事实却是，管理和技术岗位需要大学学历，而底层的工作要求农村户口。我用自己的真实中专学历在网上发出了无数的求职信，却没有得到过一次面试机会。我也曾多次到上海的劳务市场去找过普通工人工作，但几乎所有岗位都要求40岁，甚至35岁以下，我更被告之，即使没有年龄问题，因为我是非农业户口，单位社保需要交的多，工厂都不会要。人生充满讽刺，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没有积蓄，背负着40多万元的欠债，人到中年，我再次开始流浪。
家乡再一次成为不能回去的地方。
回不去的故土，找不到的亲情，童年，已恍若隔世！
如果我病困街头，有谁会向我伸出援手？
如果我客死他乡，有谁会来处理我的后事？
如果我老无所依，流浪街头，有谁会知道，我的童年和少年故事？
（2016年以后，我再一次一步步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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