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文化大家为何会出现“井喷”式？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北宋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宋初宋 赵匡胤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文人地位迅速提升；二是北宋扩大取士规模和取士途径，使各路文化精英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步入政坛，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北宋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社会稳定。

科技文化登峰造极

宋 推行偃武修文，后人谨守祖宗法度

取士途径和规模扩大，文化精英脱颖而出

少动干戈重视文教，百年稳定造就发展

北宋文化大家为何“井喷”

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不平衡是北宋一大特征，也是北宋没有成为强国的重要因素。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但在文化和科技领域却创造出许多辉煌的成果，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之一，在中后期还呈现了文化大家“井喷”的罕有现象。

北宋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宋初宋 赵匡胤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后来的继承者无不谨守“祖宗法度”，使社会风气从五代时的重武轻文变成重文轻武，文人地位迅速提升；二是北宋扩大取士规模和取士途径，使各路文化精英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步入政坛，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北宋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社会稳定，为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科技文化登峰造极

北宋是个非常奇特和发展不平衡的时代。一方面，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由于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被历史学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同时，北宋的文学艺术也登峰造极，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无论文化人才还是文化成果，北宋都可以和历史上任何时代媲美。北宋的皇帝文质彬彬，诗词、书法、绘画无所不通，有的还是艺术大家；北宋的文人士大夫知识渊博，出口成章，著述丰富；北宋的百姓读书成风，举止有礼。在“唐宋八大家”里，北宋就占了六位，北宋的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明珠，北宋还开创了理学，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北宋五子”。北宋是文人得宠的朝代，是文化人的天堂，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宋 推行偃武修文，后人谨守祖宗法度

北宋中后期文化的大发展，其根本推动力在于建国之初赵匡胤定下的偃武修文基本国策。

在宋以前的唐末五代时期，军阀争霸，战乱频仍，斯文扫地。掌握军权的藩镇横行天下，人们普遍认为“文章礼乐”无益于时，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避免重蹈五代时期王朝更迭频繁的覆辙，采用宰相赵普的策略，实行偃武修文，通过“杯酒释兵权”，推行更戍法和用文官取代武官治理国家等措施削弱武将权力。

接着，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大力推行文官制，并通过扩大科举规模吸收大量文人进入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由读书人执政的朝代。

宋 、宋太宗的偃武修文措施被后来的继承者奉为不可更改的“祖宗之法”，宋真宗和宋佳宗都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宋神宗授权王安石实施变法，主要是针对经济和军事领域，对偃武修文国策并没有触及，到北宋晚期，朝廷的文官队伍空前庞大。

在个人文化修养方面，北宋皇帝人人都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宋真宗不懂军事，但在文学艺术方面造诣颇高，其书法成就有人认为比宋徽宗还要高。败国皇帝宋徽宗自幼酷好诗词书画，是一位诗词书画并精，山水、人物、花鸟兼善，在文学艺术领域无所不通的“皇帝艺术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皇帝的力体身行，北宋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文化领域全面发展，硕果累累。

取士途径和规模扩大，文化精英脱颖而出

人才是文化繁荣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北宋“修文”大工程主要立足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北宋科举制度在因循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取士途径和取士规模，在考试内容和考试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

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要科目，每次录取人数只有二三十人，宋初每届录取人数和唐代差不多。宋太宗即位后，为补充朝廷文官队伍，开始大规模增加录取人数。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殿试，共举进士109人，诸科及策者207人。后来，录取人数继续增加，北宋时期每届录取进士人数都在三四百名左右，使北宋文化界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局面。

由于北宋健全科举管理和考试制度，有效防止了徇私舞弊和权臣把持科场的行为，使寒门子弟也有机会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进入仕途，同时也保证了取士的质量，把不学无术之辈拒诸门外，使绝大多数文化精英集中在政府机构。

北宋的考官基本上都是学富五车、文化修养和创作水平极高的官僚学者。如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考试，担任知贡举的是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欧阳修，担任权同知贡举的王珪、梅挚、朝绛、范镇也是北宋文学名家，而担任点检试卷官的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这一届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科录取了388人。

苏轼、苏辙兄弟就在这一年考中进士，苏轼考了第二名。据说，本来苏轼应为第一名，因主考官欧阳修在阅卷时判断失误，以为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自己的弟子，为了避嫌，便把该卷的名次放在第二，结果章衡得了榜首。宋仁宗看了苏轼兄弟的考试文章后，极为欣赏，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对左右说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

与苏轼兄弟同榜中进士的还有曾巩、曾布、曾牟兄弟及从弟曾阜一门四人，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协助王安石变法，官至宰相。北宋理学家张载、吕大钧、程颢亦于此科及第。

少动干戈重视文教，百年稳定造就发展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北宋的文化繁荣，并非短时期就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百余年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大量的文化名人、大批的文化成果，都是在北宋中后期出现的。

自宋真宗与辽国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缔结“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之间百余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宋与西夏等国发生的战争都在边境局部地区，不足以动摇宋朝的稳定。

从1004年到北宋末的一百多年间，北宋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政府和民间创办的教育机构遍及全国，各种出版物大量发行，文化科技知识从城市传播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朗朗读书声处处可闻，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大量文化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北宋中后期，一大批文化名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晏几道、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沈括、黄庭坚、蔡襄、米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张择端、李公麟等都是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有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他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文化至北宋已趋精深成熟，北宋文化人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可能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已处身于宋朝文化的高峰，甚至是中国文化的高峰。

这一时期规模如此巨大的文化名人“井喷”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北宋文坛盛极一时

北宋文坛群星荟萃，明代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北宋是一个诗的国度，更是一个词的国度。宋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其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艺术之精湛，都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它和唐诗并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北宋词人众多，佳篇迭出，可以说是词的鼎盛时期。北宋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北宋皇帝个个爱词，北宋文官人人都是词人，北宋民间写词成风，人际交往已经到了无词不欢的程度。

北宋著名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

北宋涌现了许多著名书法家和画家。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称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的“瘦金书”也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北宋画家早期有李成、范宽、燕文贵、文同等名家，中后期有苏轼、李公麟、张择端、米芾、米友仁、赵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画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的艺术水平。

史学出现经典巨著

北宋在史学方面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代表人物是欧阳修和司马光。

在《二十四史》中，有两部史籍与欧阳修有关，一部是《新唐书》，一部是《新五代史》。《新唐书》由欧阳修主持编写，《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这两部史籍都是纪传体史书，这种体裁的史书以本纪和列传为主要内容。

《新唐书》最初由宋祁编著，因宋仁宗担心宋祁一人难以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所以又令欧阳修参与并主持修撰。二百二十五卷的《新唐书》，宋祁一人承担了其中三分之二的修撰。欧阳修作为主持人，对宋祁的劳动成果十分尊重，很少改动他的文稿，并坚持分别具名。《新唐书》体裁完整，既有本纪、列传，又有志和表。《旧唐书》无表，《新唐书》创撰《宰相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和《方镇表》，不仅补了《旧唐书》之缺，对了解唐朝史书，也颇有帮助。

《新五代史》在编撰方法上仿效《史记》，在写作上仿效春秋笔法，刻意简约文辞，以达到微言大义的效果，因此删去了不少重要史料。但相对《旧五代史》而言，《新五代史》取材广泛，叙事生动。加上欧阳修文笔简净，因而更有可读性。自成书后，读者无不称赞欧阳修的文笔好，其中的一些论赞尤为出色，如《伶官传序》、《宧者传序》等都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不朽之作。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纲，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该书“详于理乱兴衰”，在取材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作上文笔“飞动”，使人百读不厌，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理学有“北宋五子”

北宋在哲学领域远超唐代，出现了一批理学家。理学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因理学家着重探讨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人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他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思想体系。张载是程颢、程颐的表叔，人称横渠先生，他发展了气一元论思想，为古代中国辩证法的集成者。他所作的《砭愚》、《订顽》（即《东铭》、《西铭》）影响深远。张载著有《正蒙》、《理学经窟》等，其理学体系较有体统性。程颢、程颐兄弟都曾从学于周敦颐，程颢人称明道先生，程颐人称伊川先生，兄弟合称“二程”。他们是北宋理学的重要代表，为北宋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程颐著作有《易传》，和程颢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邵雍是北宋最有创造性、自成体系的奇特思想家，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在他写的巨著《皇极经世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