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民网战“疫”先进个人（上）：不同的岗位 同样的坚守

编者按：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汉、肆虐湖北，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风暴由荆楚大地席卷全国。疫情就是战情!人民网立即行动起来，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取消春节休假，靠前指挥，1月22日启动应急报道机制，动员人民网总网及33个地方频道200多名采编人员投入报道工作。截至4月7日，人民网发布抗击疫情报道稿件及短视频161686篇，仅自有平台阅读量就超225亿。在人民网及人民网运营的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疫情稿件12524篇，阅读量逾3.4亿。

此次抗击疫情报道，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人民网涌现出一批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迎难而上，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先进典型。他们有的最先奔赴疫情中心，成为“最美逆行者”；有的临危受命，在疫情汹涌期紧急驰援；有的为了采访，几乎与患者零距离；有的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与医护人员驻守重症病房5小时；有的带病坚守在直播工作岗位上，病情缓解后第一时间返岗；有的“没黑没白”随时投入工作，保证“武汉日记”连续日更16天；有的千方百计寻找货源、采购防疫物资，坚持每天在岗发放……他们的岗位不同，但在疫情面前，都牢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展现了党报人党网人的坚守与担当。

近日，我们专访了人民网总网8位战“疫”先进个人，走近他们的抗“疫”故事，聆听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崔东采访驰援武汉的陕西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马富春。人民网记者 王欲然摄

人民运营一部崔东：无论何时，记者都不能忘记新闻真实性原则

文字、图片、直播、VLOG等，时时传递疫情的真实情况，报道抗“疫”一线的点点滴滴。

Q1：为什么会去湖北(武汉)采访？

崔东：我是一个东北人，父母在东北老家退休后，返聘到了武汉，目前已经在武汉定居两年多，本来今年过年，我是要去武汉陪他们的。可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便取消了原来的出行计划，打算留守在北京。在我退票的第二天，因疫情迅速变化，公司决定成立人民网赴武汉报道组。临近年关，有一部分同事已经回家过年，得知这个消息的人并不多，我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可以长期作战，八年的新闻编辑经历，知道去前方应该报道什么，加之对武汉的情况又比较熟悉，可能当时没有比我更适合去武汉进行报道的记者了。在我得知消息以后，没有多想什么，就觉得去武汉是一件正确的事。

Q2：“逆行”采访，家里人支持、理解吗？

崔东：在我做了决定之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想过要不要瞒着他们，但过年期间难免会跟家里视频什么的，到时候一定会穿帮，不如现在就告诉他们。我跟家里说我的计划又变了，又要去武汉了。我母亲本能地担心我，说还不清楚武汉这边的疫情状况，怎么传播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在微信上看觉得挺严重的，让我不要来。我父亲倒是很坦然，说考验你的时刻到了，你如果不来，我们放心，你如果决定来，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说我已经决定了，要去。但这次去武汉，我们约定好，互相之间不能见面，我怕万一把病毒传染给你们，或者你们出门被感染，无论哪个结果我都接受不了，父母同意了。

Q3：坚守采访了多长时间？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护装备怎么解决的？

崔东：出发之前，领导们为我们送行，人民网总编辑罗华看我只背了个背包，拉个行李箱，觉得我的东西太少：“东西够吗，可能要坚持三周时间呢，需要什么给你们快递过去吧。”结果没想到的是，这一去，我们就在武汉“扎”罗总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我拎的行李箱里，是地方部给凑的全部防护设备，8套防护服，8套护目镜，若干口罩，但N95级别的特别少。

在物资最短缺的时候，我跟王欲然手里最后仅剩两套口罩，用过的口罩真的不舍得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缓解，能不能缓解。后来，是湖北频道的老师们给解决了物资的问题，而且再没短缺过。

在武汉的64天里，我们去过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病房，去过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去过方舱医院、隔离宾馆、康复驿站，亲眼见证火雷二山拔地而起。见过空空荡荡的长江大桥，门可罗雀的户部巷，大门紧闭的黄鹤楼，无人问津的东湖绿道、楚河汉街，也亲眼看见这些地方，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

Q4：钟南山说，“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肯定能过关。”您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崔东：武汉的“码头文化”，在之前更多的给我一种粗放的印象，武汉人的大嗓门也强化了我这种印象。但经历过这次深度采访，武汉人用他们的言行，纠正了我狭隘的认知。在火神山施工现场的采访中，有一位衣着干净开着私家车的大哥与泥泞的工地现场格格不入，我们以为是附近高档小区的业主来看热闹，没想到是大哥说今天是年三十，看着工人在雨中干活心疼，想做点儿什么来给大家打气，这位大哥从车上搬下食品和饮料就走了。

同样是在火神山的采访中，采访结束后，我和王欲然已经被雨淋湿，在工地出口处有一位大姐，在给工人们盛着冒热气的藕汤，看见我们扛着相机、三脚架，不由分说地给我们也盛了两碗，让我们喝完再走，汤里还给舀了块排骨。在我们顿顿方便面的那时，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一碗汤。

现在我更觉得“码头文化”指的是他们的侠义情怀，与直爽好客的性格。

Q5：身处疫情中心，会害怕吗？有没有哪一刻觉得特别担心呢？

崔东：其实一开始选择来武汉，是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建设的。总觉得像我这种身体素质，即使被感染，也就是一场感冒而已，康复了又是一条好汉。但即使这样，刚刚来到武汉时，也是有些紧张的。

习惯了畅快呼吸的人，戴上透气性差的N95口罩几个小时，是真的会缺氧的，我们就是在这种半缺氧的状态下落地武汉的。这种状态下，你会怀疑武汉的空气中是不是也漂浮着病毒，那一刻是真的有些害怕的。但随着我们的卫生机构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科学和全面，我们心里的顾虑就越来越少，做好科学防护就行，不必过多担心以及过当防护。

最担心的事情其实是我们的CT结果出来以后，当天拿到结果时，报告上的“左肺上叶前端少许磨玻璃影”的诊断，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担心，一方面担心自己染上新冠病毒，另一方面怕自己万一是感染者，恐怕已经让一个记者团的成员都成了密切接触人员。后来请教了呼吸科的专家，说不用紧张，这个可能是前几年有炎症，已经康复了的表现。加之后期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这才稍稍安心。

Q6：疫情平复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崔东：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想摘下口罩痛痛快快地打一场篮球，想和在武汉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一起吃顿火锅喝杯酒，想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中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恼。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和同行的伙伴们，在疫情过后，再回到武汉来看一看，看看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不戴口罩的样子。

Q7：经过此次战疫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

崔东：记者这个职业，代表的是一种公权力，是人民群众授予你亲临现场、还原现场的权力。我们的使命和任务，是在调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尽可能将最真实情况，还原给我们的受众。无论何时，记者都不能忘记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记者不应该做“看客”。当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没有什么可以跟挽救生命相比。

我为能参加到这场抗击疫情的报道中而感到自豪。

王欲然

时政部王欲然：记者被称为“逆行者”，这也让我感到身上的重担

进行现场报道，他与医护和患者面对面采访，与前后方采编团队紧密合作，以朴实的文笔、真挚的情感，推出武汉日记、一线人物等系列报道。

Q1：为什么会去湖北(武汉)采访？

王欲然：有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仔细回想下，自己当初确实没有太多思索，只是觉得做为一名记者，不想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工作者中缺位。

做记者的都有一种“战地情缘”，我更是如此，从在非洲国家利比里亚参与抗击埃博拉一线报道，到这次在武汉报道阻击新冠肺炎战疫，我想能有机会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这段历史。

Q2：“逆行”采访，家里人支持、理解吗？

王欲然：从业十年中，有五年是在海外驻站，算不上“半世流离形影只”，但家人早已习惯我的不辞而别了。

从出发前往武汉，到现在返京隔离，还从未对家人说过感谢的话，希望能在此对父母和家人说一句，谢谢你们的包容和支持，让我能义无反顾、专心从事我的工作。

Q3：坚守采访了多长时间？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护装备怎么解决的？

王欲然：我和崔东是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当天，搭乘最后一班客机抵达武汉的。3月27日，也是我35岁生日当天从武汉搭乘高铁返回北京的，前后一共64天。

在武汉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医院、援鄂医疗队驻地、火神和雷神两山建筑工地，此外还有社区、超市、食品加工厂等。

单位和朋友很关心我们的防护措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寄送口罩、防护服等设备。

Q4：钟南山说，“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肯定能过关。”您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王欲然：武汉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交通四通八达，而且城市面积广。我们每天的采访都要在路程上花费很多时间，但却不会感到无聊，因为沿途的风景目不暇接。我们会经常路过黄鹤楼和武汉长江大桥、鹦鹉洲大桥，看着长江穿城而过，能感觉到一种“孤帆远影碧空尽”的豪迈。

而武汉市民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深受码头文化熏陶的气质，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有一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淡然。

Q5：采访的诸多人和事中，让您印象最深或者最感动的是什么？

王欲然：我的采访工作主要聚焦在一线医护人员和武汉平凡人这两个群体。

与一线医护人员的对话，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很真实。脱下防护服的他们与普通人一样，也有儿女之情，也会有无助和悲伤的一面。但只要披上了白衣，他们就如同战士般顽强、坚韧。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后，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Q6：采访中，遇到同行，会不会互相打气？

王欲然：会。疫情暴发初期，还有些同行因交通受困而得不到防护物品补给。我们都会伸把手，为他们送去一些口罩。

有一次，记者们一边举着“长枪大炮”拍摄，一边哼着婚礼进行曲。仪式结束后，记者们也相互比起大拇指以示加油。

Q7：身处疫情中心，会害怕吗？有没有哪一刻觉得特别担心呢？

王欲然：总得来说不会害怕，一是自己有过参与类似事件报道的经验；二是觉得自己体质好，能扛得住。

有一次让我很担心的是，我前一天采访过的一名超市负责人，当晚给我发信息说自己发烧了，让我也留意下体温，最好先别出门之类的。那一晚，一直没能入睡，非常担心会不幸被感染。所幸，第二天他的体温正常了。

Q8：这次一线采访，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得到了哪些收获与成长？

王欲然：在这次报道任务中，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普通市民，都对我们记者表示出了尊敬和友爱。

在采访医护人员后，他们也会向我们道一句感谢、辛苦，向你们致敬之类的话。也会经常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发微信慰问或者提醒我们注意防护，很暖心。

武汉市民对我们也很友善，在得知我们的身份后，都会接受采访。我们开设救助热线后，会根据网上收集到的线索，通过电话来核实。我记得曾联系过一名在上海的武汉人，帮助她的父母送医就诊。事后，她也致电给我以示感谢。

这些都让我感到，做为一名记者的无限光荣。

Q9：疫情平复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王欲然：想再回武汉“过个早”，登黄鹤楼看长江大桥。

Q10：经过此次战疫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

王欲然：这次战疫报道，人们也给予了记者很高的评价，认为我们也是“逆行者”。这也让我感到身上的重担，希望在今后，不会辜负这份职业，尽职尽责完成更多的报道任务。

陈远丁

深度调查部陈远丁：记者不仅是报道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

武汉协和医院、中南医院、火神山医院、社区等高危地方，采访到一线医护、社区工作者、网约车司机、隔离酒店老板、环卫工人等多种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维度呈现了武汉战“疫”实况。已过“不惑”之年的他，说起疫情平复后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跑步”。

Q1：为什么会去湖北(武汉)采访？

陈远丁：因为我是党员，必须去；因为是记者，更应该去，我还后悔当时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有点大意，未能第一时间报名；因为是湖北人，我想去。离家二十多年，从未为家乡做点什么。

Q2：“逆行”采访，家里人支持、理解吗？

陈远丁：家人很支持、理解。家人早已习惯了我这个新闻人经常加班、值班、出差等节奏，爱人常开玩笑说我是“云配偶”。孩子今年高考，学文科，传媒也是她将来的志愿方向之一，她更理解。

Q3：坚守采访了多长时间？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护装备怎么解决的？

陈远丁：前后历时58天，从1月29日到3月27日，全部都在武汉。刚到武汉的时候，曾尝试去黄冈等地方，都找好了志愿者的车，但后来武汉疫情全部暴露，比外界想象的严重得多，所以重心就集中在武汉。

防护装备，这得特别感谢人民日报社大家庭的温暖。出发前，我都没买到口罩，是报社发给我的，到了武汉之后，人民网湖北分公司提供了大力支持，报社各个单位从四面八方运过来各种防护物资。2月8日，最急需的医用N95到了之后，大家就可以去“红区”采访了，此后医用N95、医用防护服就不再短缺，大家可以特别放心地去采访。

Q4：钟南山说，“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肯定能过关。”您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陈远丁：首先，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武汉人性格耿直但也火辣，码头文化浸润已久，讲究行侠仗义。但政府发出号召后，2个多月做到不出门，这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隐忍、克制。而且，很多90后来当民间志愿者，是这些了不起的志愿者们，撑起了武汉的天空，维持了这个城市的基本运转，没让这个城市垮掉。

其次，武汉人民非常可爱、朴实。你只要拿到了他们的手机号码，也就知道了他们的微信，这跟北上广不一样。武汉人对媒体保持最大的热情与善意，对记者格外好，毫无戒备。无论你有没有官方的陪同，只要你是记者，他们就敞开心扉，滔滔不绝。武汉绝对是一个新闻富矿，只要你用心去采访。普通老百姓不拒绝采访，还很欢迎，甚至主动邀请你采访一下他们。

第三，武汉在过去十几年，城市建设的变化非常大，以至于我完全不认识了。武汉的高楼鳞次栉比，长江大桥雄伟壮丽，武汉的三甲医院数十家，大楼格外气派。但是武汉在追逐高速发展的同时，丢掉了很多。

Q5：采访的诸多人和事中，让您印象最深或者最感动的是什么？

陈远丁：太多太多。就举一个没发表过的例子。一个小伙子，汉川人，“封城”之前从外地回到武汉。“封城”之后，他被迫滞留，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去做志愿者。他自己有私家车，就加入车队志愿联盟，每天运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运送支援物资。2天要加一次油，甚至最后每天要加一次油。因为积蓄不多，他的钱很快见底，开不起车了，他就去红会当志愿者。后来没钱住酒店后，还睡过武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

他说，做志愿者有瘾。当他去工地打工拿到工钱后，转身就去了街道的隔离点做志愿者，帮街道做消杀等等。几乎新闻中的热点，他都赶上了。我俩认识后，他天天跟我讲所见所闻，从没听到他有抱怨。他心态特别好，遇到困难后，想各种办法去解决。

他才25岁，是我在武汉本地的网络论坛中发掘出来的。他讲了不少，但不想我写他，因为怕家人担心，他一直对家里说他在武汉挺好的。我打心底佩服他，如果换了我，我很难做到。

Q6：采访中，遇到同行，会不会互相打气？

陈远丁：很惭愧，没有过。特别是穿着防护服的时候，除了工作，不会想别的任何事，也没心思。

Q7：身处疫情中心，会害怕吗？有没有哪一刻觉得特别担心呢？

陈远丁：到武汉后最开始的两个礼拜，是我最害怕的阶段。好比在战场上，你拿着枪，匍匐前进，一会听到有人倒下了，一会听到弹药没了，但你就是不知道敌人在哪儿。只能感知敌人，但它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

Q8：这次一线采访，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得到了哪些收获与成长？

陈远丁：更多的是反思。遗憾很多。

遗憾之一，我去晚了。如果我第一时间报名，跟着崔东、王欲然在“封城”之前就到武汉，我相信比现在的我做得更好。

遗憾之二，我没能盯住一个重点。自己的报道没重点，比如盯住某一个医院，或跟住方舱医院这一个点。我写了很多的人物稿，什么领域都有，面都有了，但缺一个突出的点。

遗憾之三，我不是学医出身。建议部门和公司将来招录新人，多吸纳比如医学出身的人。未来公共卫生、应急防疫、生物安全是国家发展的重点，需要专业人才。

遗憾之四，我拍照太“渣”。其实，我与搭档金雨蒙走了不少地方，但拍的照片拿不出手。痛定思痛，一定要补课。

收获与成长也有不少。

收获之一，讲好故事。类似甘如意的故事，用心采，很重要。此前采访她的媒体也有不少，但她不善于言辞。我一上来就问她，骑自行车300公里膝盖疼怎么办，从而打开了她的心扉。因为我是长跑爱好者，也骑车，对长距离运动后的身体反应非常了解。她很意外，但一下就接受了我，并同意第二天我们去面对面采访。

收获之二，快速出稿。以前出稿很拖沓，现在拖延症有有所缓解。现在采访的时候，自动学会脑子里快速搭框架，希望未来做得更好。

收获之三，抗压能力。虽然很害怕，但自己积极调整过来了。同时也意识到，抗压能力与自身战斗力有关。如果平时不能打，那关键时刻也打不了硬仗。所以，我今后要做到平时也善于打仗。

收获之四，学习能力。我是文字记者，但前方要求拍Vlog，对我挑战还是很大。一个2分多钟的视频，最初要2、3个小时才拍摄完成。很快就较为熟练，继而每次出去都录一些素材，有备无患。

收获之五，更懂感恩。一边采访一边庆幸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单位做后盾，也感恩家人身体都健康，这样才毫无后顾之忧地在前方工作。更加敬畏生命，更加珍惜工作、家庭、朋友。

Q9：疫情平复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陈远丁：跑步。

Q10：经过此次战疫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

陈远丁：第一，首先感谢人民日报社、人民网各位领导的信任，信任是员工愿意拼命的最大动力。特别感谢人民网各位领导信任我、支持我，接受我的请缨，同意我去前方。这次能去武汉一线，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是一份责任。

第二，我将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当武汉打响“应收尽收”的战役，人民日报社发起问题清单的行动，通过网络征集、上报、反馈患者收治情况。我们在前方一边采访，一边协助这项工作。如今，微信里很多患者或患者家属还非常感激我们。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人民日报社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身为记者，我们不仅是一名报道者，而且也是参与者、推动者。

第三，好好总结反思，力求快速成长。自己在此次疫情报道中，也暴露出诸多不足，要好好反思。记者这个职业，如果不终身学习，很快就吃干榨净，没老本了，形势逼迫我们要快速学习，快速成长。同时，在大风大浪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信念坚定信心。记者，是一个良心职业，怎么写、写到什么份上、多一分少一分的拿捏，很多时候非常考验我们的初心。我要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的人。

刘阳

经济一部刘阳：记者是一个传递正能量的职业

“逆行”抵达武汉。到达武汉第一天，他便深入“疫线”。此后，刘阳还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去武昌方舱医院做网络直播。他还采访了雷神山出院患者、逆行2500公里的护士、留在武汉的也门诗人，以及当地的干部和医生、院士等等。为了让照片更清晰、患者表达更方便，他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几乎是与患者零距离，充分展现了一名记者不惧困难、敢于冲锋的精神品质。

Q1：为什么会去湖北(武汉)采访？

刘阳：当时我在人民网健康部，做新冠肺炎的报道本身是工作职责，从春节前开始我几乎全部精力都在这上面，第一时间听到要派记者再去武汉的消息，我觉得我应该去前方，因为可以协调人民健康和健康部的内容团队，也许在做报道的时候更有优势。

去之前我自己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有可能会被感染，但作为一名记者，这个采访机会太诱惑太难得了，一座大城市全面封闭让你去采访，几乎只要走出门口到处都是新闻，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难逢的机会，在采访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害怕，也没有时间去想。我在武汉接触到的记者都差不多，看到新闻点几乎是一窝蜂就冲上去了，可能是对记者来说危险越大意味着新闻性越强吧。

Q2：“逆行”采访，家里人支持、理解吗？

刘阳：家里人比较支持，但也对安全性比较担心。我爱人几乎天天看网上的消息，把一些病毒相关的研究进展分享给我，每天提醒我吃提高免疫力的药品。

我老家在农村，农村对病毒的理解跟城市不一样，我母亲当时的反应像是永别，能看出来她很担心，她天天关注我微信圈里的运动“步数”，看我每天走了多少路。我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非常支持我去报道，我去武昌方舱的直播，他先后看了四次。

Q3：坚守采访了多长时间？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护装备怎么解决的？

刘阳：我们是人民日报第二批赴武汉记者，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坐动车到武汉，3月27日统一返京，大约是43天。，我们只能在武汉采访，一些主要的场所我们几乎都去了。

一到武汉就发了防护物资，装备比较齐全，但有一些不是专业设备，比如防护服没有脚套，防护帽也比较少，每次采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消毒和冲澡。2月份武汉比较冷，没有暖气，一开始空调也不敢开，洗澡、睡觉都是比较痛苦的事情。

Q4：钟南山说，“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肯定能过关。”您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刘阳：武汉的人有一种“不服周”的精神，接触到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志愿者都超负荷工作，没有怨言，工作认真，我们晚上十二点多去采访，沿途看到的门卫、警察、环卫工等都一丝不苟，值守自己的岗位。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很多初愈的患者纷纷去献血，都在为战“疫”贡献力量。

Q5：采访的诸多人和事中，让您印象最深或者最感动的是什么？

刘阳：我大约有三次落泪，一次是一位福建的护士对着我的镜头说，第二天是她女儿一周岁的生日，她是在女儿十个月的时候来武汉的，两个月没见到女儿了，她对着镜头祝福自己女孩生日快乐的时候，我控制不住眼泪留下来了，幸亏我戴着防护镜，别人看不到。

另外一次是最后一座方舱武昌方舱关闭时候，我们进舱采访，患者和护士在离开之前来到之前的活动场地，重新唱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才离开，那个场景很感人。

还有一次是贵州队离开武汉，我们去现场采访，当时武汉的市民通过窗户送别，欢迎他们再回来，当运送医护工作者的大巴启动的时候，武汉街头上的汽车一起鸣笛，声音连绵起伏，非常感染人。

Q6：采访中，遇到同行，会不会互相打气？

刘阳：相互打气的时候比较少，在采访现场，医生和患者是大家关注的对象，来不及想自己。

Q7：身处疫情中心，会害怕吗？有没有哪一刻觉得特别担心呢？

刘阳：会有后怕，有几次比较危险的经历。一个是在“红区”采访，出舱脱防护服的时候，不小心在感染区把口罩弄掉了，我旁边就是收集医疗废弃品的垃圾箱，风险很大。

还有一次采访一位刚痊愈的病人，其实理论上来讲，他身上是有病毒的，采访时候他比较激动，后来还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耳语，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举动是很危险的。

另外一次在方舱采访，在里面待了5个多小时，由于口罩戴了两层，呼吸困难，就用嘴巴来呼吸，出来后发现我的护目镜有缝隙，可能是肺部有损伤，之后一直咳嗽，为此还做了核酸检测和CT，所幸没有问题。

Q8：这次一线采访，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得到了哪些收获与成长？

刘阳：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整个社会的正能量在一个时点集中，看到了在灾难面前集体和个人爆发出来的力量。

Q9：疫情平复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刘阳：将来带儿子再回武汉看看，去那些我采访过的地方跟他“吹吹牛”。

Q10：经过此次战疫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

刘阳：大家在镜头里看到的是一个人在前方，其实是整个团队在作战，后方有很多人在支持和配合，公司领导也非常关心前方记者，一再提出对安全性的要求，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坚持到最后。这个职业是一个传递正能量的职业，和所有“逆行者”一样，记者也应受到大家的尊重。

韩基琛

人民视听韩基琛：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武汉正在发生的现实

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ICU重症病房，与医务人员共同驻守5小时。

Q1：为什么会去湖北(武汉)采访？

韩基琛：我想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武汉正在发生的现实，见证历史，反映事实。

Q2：“逆行”采访，家里人支持、理解吗？

韩基琛：母亲和我说，不支持也不反对，不支持是不想你身处危险，不反对是你作为新闻工作者该有担当和责任。儿行千里志在四方，家人支持你的决定。

Q3：坚守采访了多长时间？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护装备怎么解决的？

韩基琛：我们是2月14日出发，那天北京正下着大雪，3月27日回京。在武汉，我们几乎跑遍了武汉的医院。曾在武昌方舱医院连续采访拍摄4个半小时；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ICU重症病房，与医务人员共同坚守5小时。

我们从北京出发时，单位配备了口罩、防护衣等防护用品。到达武汉后，前方报道组的同事会经常补充我们的防护用品。

Q4：钟南山说，“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肯定能过关。”您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韩基琛：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的人民也是英雄的人民。在武汉，我看到社区工作者身上的坚守与责任，志愿者身上的奉献与乐观，还有广大医护人员身上的勇敢与担当。我感受到这座城、这里的人都有一股 “不服周”的劲儿，一股火烧病魔、雷劈疫疾的劲儿，一股中国人与生俱来，众志成城的劲儿。

Q5：采访的诸多人和事中，让您印象最深或者最感动的是什么？

韩基琛：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武汉的“门”，门后发生了太多的故事。“门”是两个空间的链接和阻断，它让人们既产生疏离又产生安全感。

有一次，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我和即将换班的医护小组一起，穿戴防护装备准备进入重症病房。大家虽然都在认真地准备，但气氛轻松，还会为防护服上写什么字开着玩笑。当我们穿戴完毕，跨过贴有“污染区”字样的大门时，气氛变得肃穆起来。而后的五个小时，除了医护队员偶尔的工作交流，耳边响起的是病房内各种机器的“滴答”声，还有重症患者持续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声。医护队员在我眼前不停的走动着，为患者接尿、更换热水袋、吸痰、捶背……五个小时，他们没有一刻休息过。

脱防护服、手消、开门，脱鞋套、手消，脱头套、手消、开门，脱第二层.....当离开潜在污染区时，耳边的笑声又回来了，大家互相拍照录视频。“这是我们一天最轻松的时刻”，一名护士告诉我，“他们现在都是拍照和抖音达人。”

在“门”的外头，他们是乐观的普通人；而“门”的那头，他们是捍卫生命的天使。回程的大巴上，耳边的笑声只持续了几分钟，一回头，才发现他们已沉沉得睡去。

Q6：采访中，遇到同行，会不会互相打气？

韩基琛：遇到同行时，我们会经常问对方在武汉多久了，而后会一起发出感叹：在武汉，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Q7：身处疫情中心，会害怕吗？有没有哪一刻觉得特别担心呢？

韩基琛：在武汉的时候，有朋友和同事也曾经问过我怕不怕。我说担心是有的，但是想想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真的不算什么。

Q8：这次一线采访，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得到了哪些收获与成长？

韩基琛：在武汉，情绪像是在坐过山车。上午在医院采访殉职医生的家属，眼前是悲伤的泪水和无尽的追思；下午，在另一家医院迎接康复出院的患者，满眼是重生后的希望和感恩的喜悦。在情绪和真假消息的旋涡里，作为新闻记者，我收获了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在现实面前有良心，在责任面前有血性，在情绪面前有理性。

Q9：疫情平复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韩基琛：有机会去武汉的街头走一走，吃一碗热腾腾的热干面。

Q10：经过此次战疫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

韩基琛：冷眼看世界，热血担道义。

关萌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提问

全媒体制作三部关萌：记者是最有责任感的职业之一

疫情发生后，关萌取消了原本与家人出国旅行的年假计划，正月初三即冲上直播岗位，以自身扎实过硬的专业优势，一个人在现场担负起卫健委和全国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的直播拍摄、现场提问工作，确保了直播工作顺利开展。在连续工作多日后，关萌肾结石旧病复发，为了不耽误工作，他选择保守治疗，坚守在直播工作岗位上，一直到有同事解除隔离接替他，他又坚持与同事交接好各项工作才休息，而又在病情缓解后第一时间返岗，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继续完成每天的直播任务和出境提问工作。

Q1、您决定取消休假，冲上直播岗位时，家人支持吗？

关萌：我父母因身体问题在19年下半年相继离世。他们还在世的时候，我因为北京、老家两边跑，周末和节假日陪伴妻儿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想利用过年假期带她们出去玩儿几天，也缓解一下我痛失双亲的心理压力。

当时国外疫情并没有现在严重，所以我们打算按原计划出行。就在出发前不到一周的时间，我接到部门领导电话，询问我是否在京，是否持有效期内记者证。因为卫健委和国新办要不定期召开发布会，而我们要对发布会进行全程直播，硬性条件就是记者证。作为一名党员，作为当时在京唯一一位有记者证的视频记者，我顺其自然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开始的两天卫健委并没有召开发布会，在年初二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卫健委发布会自初三开始每天召开。接下来我每天便会准时出现在发布会现场，当时真可以说是顶风冒雪。

逐渐临近我们原定出发旅游的日子时，妻儿虽没说什么，但是从她们每天在准备，做攻略的表现可以看出对这次家庭出行是满怀期待。我在询问过领导后得知，因为员工回来都要隔离14天，所以直到我出发的那天，没有任何人可以接替我的这个工作。责任感，使命感，疫情当前，舍小为大。所以我决定取消此次行程。回家后我跟妻儿沟通，商量。妻子很理解我的工作，孩子也很懂事。在这次疫情报道过程中，妻儿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动力。

Q2、您一个人在发布会现场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关萌：最初视频记者只有我自己在现场，发布会现场又非常的狭小，所有设备每天都要拆装，重新连接调试。最大的问题就是，场地小，信号差，每天三点开会，基本上一点就要到场进行准备工作，抢占直播位置。直播期间也会因为信号不稳定的原因时常卡顿、断线。便再次逐一排查，重新直播。

Q3、参与这次疫情报道，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得到了哪些收获与成长？

关萌：这次参与疫情报道，让我感觉自己这么多年的专业技术积累和身体意志磨炼都没有白费，只有准备好了，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可以从容面对。幸不辱命，到目前为止，所有直播，提问，均零失误完成。

Q4、疫情平复之后，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关萌：疫情结束后，要兑现我的承诺，带妻儿去旅行。

Q5、经过此次战疫报道，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

关萌：自己的职业不说多高尚，但是最有责任感的职业之一。承诺了，就要做到。

记者，是广大人民获取信息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做到信息准确，真实可靠。对自己负责，对单位负责，对受众负责。

丁涛在人民网工作平台

文娱部丁涛：记者是在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交流、对话

1月23日(腊月二十九)，丁涛被抽调到人民网战“疫”报道组，与前方同事一同完成“武汉日记”系列稿件。丁涛每修改一篇稿件平均用时3小时，从谋篇布局、典型筛选到字词使用，都精心构思、细致打磨。系列稿件连续日更16天，50多天40篇的总量，前方记者轮班写，后方编辑就他一人。前方通常半夜或凌晨回稿，但绝大多数时候，丁涛都做到了前方几点回稿，后方就几点接班。

Q1、春节期间您在后方坚持加班到深夜，家人支持吗？

丁涛：支持。我的孩子还不到两岁，虽然老人身体还行，但我的爱人是一名高中老师，“停课不停学”让她的这个寒假变得更加琐碎和忙碌。令我钦佩和深怀歉意的是，对于我要长期且“没黑没白”随时投入工作，爱人承担了几乎所有亲自陪护和家务。甚至在知悉党员报名参与前方轮换后，她经过认真考虑：鼓励我报名前往武汉一线支援疫情报道。这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肯定，而这也是我所钦佩和深怀歉疚的。

Q2、您是如何打磨前方记者返回的稿件的？

丁涛：日记，是完全不同于常规报道方式、体裁的一种报道手段，它要求在尊重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前提下，加入创作人的主观情感甚至创作体验，是个需要见真性情的细活儿。

但现实情况往往是，前方记者白天各处采访，晚上回到住处再带着满身的疲惫创作日记。这也客观造成了“武汉日记”系列稿件创作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

作为后方编辑，我的主要工作整体来看是包括两部分：一是确保内容的真实可靠，包括基本常识、新闻事实以及各种细节的核对，这遵循与其它新闻写作同样的标准和要求。二是增强“日记”的属性：当篇日记要具备统一的主题，在主题之下选取、更换更典型的素材，更主要的是通过语言，营造一种不同于常规新闻阅览的氛围，让文字更有韵味。

概括起来，可以是把长的改短，缺的补全，不合适的典型更换，从谋篇布局、典型筛选到字词使用，都精心构思、细致打磨。平均下来，改一篇日记用时3小时。

Q3、您经手修改的印象最深的一篇稿件是什么？

丁涛：即便今天，我几乎还能说得出每一篇日记初稿的样子，以及我和前方记者沟通，完善稿件的过程和内容。

如果只能说一篇稿件，那是2月25日刊发的《武汉日记：此去无处话相“思”》。相对而言，这本是一篇新闻事实比较完备，情感表达也很充沛，完成度相对比较高的稿件，但初稿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情绪过于悲伤，导致叙述条理不够顺畅，我要做的就是捋顺、归置。

2020年2月23日6点30分，经抢救无效，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夏思思因公殉职。夏思思的爱人、同事接受了人民网前方记者的采访，稿件记载的是对夏思思的悼念。

不到900字的稿件，我修改用了将近4个小时，原因是太“好哭”了。编稿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得流，两次不得不终止写作。从写作手法看，这篇稿件使用了倒叙、插叙；从语言上看，短句、短段不拖泥带水；从主旨思想看，既给悲伤情绪提供了倾泻的出口，也在文末鼓舞人心。

Q4、参与这次疫情报道，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得到了哪些收获与成长？

丁涛：1月23日(腊月二十九)至今，我与前方同事合作推出“武汉日记”40篇。因为日记形式和创作机制的原因，比前方远、比后方近，是我最真实的写照和最深切的体会。

这次的系列稿件曾连续日更 16 天，打破了我个人2019年全国两会“刘兰芳两会评书”日更15天的记录。50多天40篇的总量，密度也不小。除了与前方的悲欢离合“同频共振”，这还是一场既拼智力又拼耐力的“马拉松”。前方记者轮班写，后方编辑就我一个。通常前方编辑是半夜回稿，但我几乎全部做到了第一时间“接班”。个中辛苦，就不赘述了。

收获和成长大概就是知道自己能连载比15天更久的时间吧，“武汉日记”陪伴着读者共同经历了这一段特殊的时光。我自己也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了“最前沿”的疫情报道。

Q5、疫情平复之后，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丁涛：把时间给家人。亏欠家人太多，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Q6、经过此次战疫报道，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

丁涛：记者就是“记着”，“日记”更是如此。媒体有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党报党网人更是如此。把时代装在心里，把使命装在心里，其实就是把读者、把所有的人装在心里。

我们不是在和文字、图片、视频打交道，我们是在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交流、对话。除了把前方的真实情况传递给他们，也要给所有的情绪和情感，不分正面、负面，找到一个放置和倾泻的出口。

借用一本书里提到的：媒体的使命在于，社会悲伤时，告诉她不要绝望；社会喜悦时，告诉她不要癫狂。

王晓峰在分装防疫用品

办公室王晓峰：后勤保障工作是最朴实的枝干

早在春节前疫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王晓峰就奔走于各个药店，采购口罩和消毒用品等物资，为派往武汉的人民网前方记者配备了防疫物资。随着疫情的爆发，物资极度匮乏，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货源，自己垫款取货。节后返岗，他坚持每天在岗，收取、发放防疫物资。为了保证给同事们发放的防疫物资安全、方便，细心的他买来自封袋，一份份手工分装口罩发放，还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采购按压瓶，分装消毒酒精，购买了化妆棉为大家自制消毒酒精棉片……

Q1、您为前方记者准备防疫物资时，遇到过什么困难，是如何解决的？

王晓峰：第一批去前方的记者是在过年前去的，当时防护物资已经基本购买不到了，我和其他工会委员跑遍了周边的药店，甚至是24小时的那种小超市，才买到了几十只口罩，装备给了“逆行者”。为了给他们尽可能多的配备，我还打开了很多个急救包，将里面的口罩都拿出来让他们带上。第二批就好多了，物资也不那么紧张了，给他们每人配备了几十只口罩、消毒棉片等。

Q2、为全公司这么多员工担任“防疫物资总管”，您是如何满足大家的需求和调配的？

王晓峰：实话说，刚上班时物资及其匮乏，只有几千只口罩和一些消毒棉片，如何利用有限的物资给大家尽可能足够的防护真的让我很头疼。经过认真核算并请示领导后，最终决定每周一按部门上报的每人每周实际在岗天数发放口罩，每次发放一周的数量，这样就能减少乘坐电梯的次数。同时也为临时到岗人员发放口罩，使在岗人员都能得到有效防护。后期物资丰富了，我们还为地方分公司、海外公司和子公司下拨了物资。在发放物资的同时，每日对发放、接收的各类物资进行详细登记，天天点算，感觉自己像个地主一样。

Q3、您认为和前方相比，后勤保障工作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王晓峰：后勤保障是基础，最大的价值就是基础、就是保障!打好了基础，做好了保障就能给前方传递信心和力量!这就实现了最大价值!

Q4、经历这次疫情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得到了哪些收获与成长？

王晓峰：患难见真情!不说社会上和国际上，就是在人民网发生的很多事就让我有了这种感受!大家纷纷竭尽所能为了更多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使我真正认识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寻找，采购防护物资的过程中，很多人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让我感觉到我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战斗!所以没有理由不做好!

Q5、疫情平复之后，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王晓峰：我想在疫情平复后大家都来上班时去各个楼层转转，看看平安归来的各位同事，认识的不认识的，说说话或者就是看看。

Q6、经过此次战疫报道，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

王晓峰：我一直就很喜欢做这种为大家服务的工作，不管是办公室还是工会的工作。我认为这种服务型的、后勤保障性的工作或说职业不是令人瞩目的耀眼花朵，不是惹人喜爱的绿叶，而是最朴实的枝干。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能让我们的团队、公司，长出绿叶、开出花朵。